第8章 漠视精确(2)
散落在一座城市周围一到六里之内的好几个村落，全都可以被称为“三里屯”。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形，一段只有一里长的道路，如果路的两旁都建满了房子，就会被说成是五里长，每个村民也都会信誓旦旦地对我们说，这条街道的长度的确是五里。
在这种情况下，当你发现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制定度量标准时，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做秤杆的人沿街叫卖，根据每位顾主的要求在秤杆上标出那些表示刻度的小点点（这些点点被称为“星”），每个买秤的主顾都至少有两杆刻度不同的秤，一杆用来买东西，一杆用来卖东西。一杆现成的秤是没人愿意要的，除非它已经被用旧了，因为所有的刻度都是可以变化的，只能根据每个购买者的要求来重新确定。
对年龄的计算方法也同样如此，中国人的民族特征在这里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得知一个人的确切年纪并不难，可中国人所采用的最普遍方式，却是根据一个人出生那年的“属相”来获知一个关于他的并不十分确切的岁数。一位老人“七八十岁了”，可是你确切地知道，他去年刚满七十。事实上，在中国，一个人一过七十就算迈进“八十”的人了，如果想得出精确的年龄，就必须考虑到这样的“共同海损”。
即便一个中国人想给出他的确切年龄，他说出来的也常常是他下一个新年之后的年龄，因为中国人的岁数全都从新年算起。以“十”为年龄计算单位的习惯根深蒂固，这使得年龄总是含混的。几个人就算是“一二十个”“几十个”，或许还算是“好几十个”，精确的计数是在中国最难遇见的事情之一。同样的含混还体现在“好几百”“好几千”这样的表述中，“数不胜数”实际上也就成了中国人计数方面的极限。对于那种比这些大致的表达方式更为精确的计数法，中国人可没有什么兴趣。
笔者的一位朋友告诉笔者，有两个人花了“两百吊钱”去看一场戏，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口说：“是一百七十三吊，不过，这和两百吊也差不多，是吧？”
一位先生和他的夫人在中国生活了数年，回国的时候，他们的中国朋友送给他们两个精美的卷轴。其实，这份礼物不是送给他们夫妇俩的，而是送给他俩年迈的母亲的。夫妇俩的父亲都已过世，两位母亲却都健在，并且刚好同岁。一个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注明，受赠者已经“七十高寿”。
另一个卷轴上也同样用大字写着吉祥的话，但旁边的那行小字却写着，作为题赠对象的夫人是“六十华诞”。夫妇二人替他们的母亲收下礼物，并对卷轴表示了适当的称赞，之后，其中一人却鼓起勇气，向此次馈赠中的主角发问道，他明知两位母亲同龄，却为何把一位母亲写成七十岁，另一位母亲才六十岁。对方给出一个非常典型的回答：如果两幅卷轴上写的都是“七十岁”，那题写者就显得太缺乏创造性了！
在我们需要精确的地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社会归属性也常常会起到某种干扰作用。一个希望获得法律咨询的人告诉笔者，他“住”在某个村子里，尽管从他的叙述中明显可以得知，他就住在城郊。经过一番询问，他承认他如今已经不住在那个村子里了，进一步的调查又发现了一个事实，即他的家族的迁徙发生在十九代人之前！我问他：“难道你不认为你现在是个城里人了吗？”他坦然地答道：“没错，我们如今是住在城里，但我们的老家在那个村子！”
另一个人把他们村里的一座古庙指给我看，得意扬扬地说：“这座庙是我建的！”在对“我”这个主体进行了一番考察后才发现，这座古庙建于明代，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而那个时候，这个“我”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呢。
学习中文的学生最先遇到的障碍之一，就是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来定义诸多相似之物。中国人的整个思维方式，都建立在一系列我们所不习惯的假设之上，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人为何对万事万物都如此地力求精准，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癖好。一个中国人会不知道他住的村庄里总共有多少人家，而且他也不想知道。人类的任何一员都可能具有弄清这一数目的愿望，这样的事情对于他来说则是一个难以猜透的谜。他们会说有“几百家”“好几百家”，或者“不少人家”，准确的数字却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
中国人在计数时表现出的这种粗枝大叶的特性，也同样表现在他们的书写中，甚至表现在他们的印刷物中。在中国的廉价出版物中，很难找到一本不存在大量错字的书。有的时候，一个字被乱用，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含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与其说是为了图省事，还不如说是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大注重精确。在一般的信件往来中，这种马虎的做派就更加突出了，一个字常常被写成另一个发音相同的字，这种错误自然是由于缺乏教育，但也同样是由于粗心大意。
从人们写在信封上的称谓就足以看出，中国人是多么地漠视精确。
一封寻常的中国人书信，信封上会写有一些大大的黑字，诸如“父亲大人启”“慈母大人启”“叔祖大人启”“贤弟大人启”，等等，一般都不会写明收信的“大人”究竟叫什么名字。
像中国人这样一个以讲求实用著称的民族，居然对他们自己的姓名都不甚在意，这无疑是令人惊讶的。这样一种现象是很常见的，即他们的名字时而用这个字，时而又用另一个字，我们得知，这两个不同的姓名是通用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这更让人困惑的事情，即一个人通常有好几种不同的名字，有他的本名，有他的“字”，说来奇怪，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仅供参加科举考试用的学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国人往往会把同一个中国人误认为两个或三个人。村庄的名称也不确定，往往具有两三个全然不同的称呼，这些地名也都同样“正确”。如果发现其中一个名称是另一个名称的误用，他们就会轮流使用这两个名称，或者，在公文中使用正确的名称，在日常口语中使用另一个名称，更有甚者，误用的名称会被用作形容词，与原来的名称共同构成一个复合地名。
中国人很不幸地缺乏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化学公式的研习而获得的，在化学公式中尤其需要绝对的精确。中国的第一代化学家把“几十格令”[22]的什么东西与“好几十格令”的另外一种东西混合在一起，其结果会丧失很多东西，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中国人是有能力在一切事情上做到精确的，就像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那样，甚至会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天生就具有无限的耐心。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就现在的状况而言，他们是缺乏讲求精确的素质的，他们尚不知精确为何物。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下面两个推论就可能是正当的。第一，我们在查验中国的历史记录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特性。如果轻易地接受中国人那些从未进行过确切计算的数据统计，我们肯定会上当受骗。第二，对于中国的“人口调查”所获得的各种结果，我们也要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整体并不大于其各个部分，可中国人的统计结果却与之相反。我们在对中国“人口调查”的各种数据进行一番仔细的推敲之后，就非常有可能说道：“这是案子中的最后一个谜！”这句话是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在合众国的最高法院中说的，他坚信“美国法律有着高贵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