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古时用兵作战，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即是通天时，晓地利，否则，再能干的将领，再精强的军队也无济于事。在不熟悉天时地利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功败垂成。

商场如战场，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一流人才、雄厚资金、丰盛物资固然重要，但天时地利更是企业不可或缺的成长土壤。

所谓天时地利，概而论之，即企业所处的环境。这个环境，除了耳闻目见的自然环境之外，还包括了无形无质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只有掌握天时地利的优势并善加利用，才会获得完全的胜利。

《孙子兵法·始计篇》中，第二段就对影响军队胜负的五个要素做了阐述：“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其中，天与地分别指代昼夜阴晴、春夏秋冬、地势地形等自然环境，可见自然环境之于胜负的重要性。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孙膑兵法》对此也有记载：“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这些观点，和孙子的“知天知地，胜乃可全”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天时、地利和人和一样，是战争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古时作战，占据有利的地形地势尤为重要，诗仙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佳句，形象地描述出险要地势对战力的影响。出兵的季节、日子也有讲究，大多战争都选在秋季出兵。正如我们平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各地都有存粮，猪羊也已经养肥等待宰杀，非常适合军队的物资征集，还可以从敌方抢到粮食草料等战略物资，减少己方的消耗。在古代，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有“猎秋”和“打秋风”的说法，就是指秋天是南下掠夺的好季节。

赤壁之战

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正是一场借天时地利之便以少胜多的典型战役。

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率领大军南征，十月占领江陵。之后，曹操命曹仁驻守江陵，自己亲自率领大军东下。兵力还很薄弱的刘备立即退守长江南岸，驻军樊口，派诸葛亮谒见孙权，期待他对自己施以援手，结成联盟。开始，孙权对孙刘联盟对抗曹操的提议并不感兴趣，他不愿受曹操统治，但又怕自己敌不过兵多势大的曹操，不想公开表露敌对态度。诸葛亮给孙权算了一笔明细账：曹操大军远途跋涉车马不服，加上士兵多是北方人，不习水战，所以兵虽多，但不强；不占天时，不占地利，加上刘备还有一定的实力，此战过后，天下必然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孙权这才被说动，答应和刘备联盟抗曹。

同年冬，周瑜率领军队在樊口和刘备会合，然后两军逆流而上，在赤壁与正在渡江的曹军相遇。正如诸葛亮所料，当时的曹军已开始流行瘟疫，新编的水军与降军难以磨合，士气不足，两军初次交锋就被周瑜的水军打败。曹操不得不把水军“引次江北”与陆军会合，把战船靠在北岸乌林一侧，操练水军。周瑜则把战船停在南岸赤壁一侧，依长江天堑和曹军对峙。曹操因为兵士水土不服，不习水战，用大铁链把战船锁在一起，首尾相连，马匹可以在上面自由奔跑，和在平地上一样。曹操自以为克服了不利于己方军队的地势，非常得意。

此时，曹军兵多，孙刘盟军兵少，如果长期对峙，孙刘盟军必然处于下风。周瑜部将黄盖献上火攻计，即利用天时之便，放火烧毁曹操的联营阵势。诸葛亮夜观天象，推测出次日东南风起。于是，黄盖带领十艘轻便小船，载满稻草、膏油等易燃物品，外面用红色幔布盖好，上面插上旌旗，伪装成要投降的样子。曹军没有防备，都聚集在船头观望议论。在船队离曹军二里左右时，黄盖下令放火，十艘小船借风势飞速冲入曹军联营。风助火势，曹军船队瞬间蔓延成一片火海。

曹军措手不及，慌乱撤退，踏死、烧死、淹死的士兵不计其数。孙刘联军趁此机会大举渡江，大败曹军。曹军伤亡过半，元气大减，曹操不得不撤回北方。刘备、孙权借此战役各自壮大声势，三足鼎立之势初步形成。

赤壁之战中，曹操兵强马壮，孙刘联军的实力相对薄弱很多。孙刘联军之所以能以弱胜强，正是依仗了东南风的天时与长江天险的地利，才得以大破曹军，三分天下。

井陉口之战

有时候，地势居劣并不会导致百分之百的失败，只要善加利用，不利的地势也会转变成有利的条件。韩信背水一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汉三年（前204）十月，韩信率领上万人的军队翻越太行山，向东攻打赵国。韩信率领的汉军要通过一个叫井陉口的地方，井陉口是一道非常狭窄的山口，易守难攻。赵王手下的谋士李左车主张派兵守住井陉口，然后派另一队人马截断汉军的运粮通道。可是大将陈余不听，坚持要与汉军正面作战。

韩信命令部队在离井陉口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到了半夜，让将士们简单填饱肚子，告诉他们打了胜仗再吃饱饭。将士们都将信将疑，不知道主将到底是怎么计划的。韩信先派遣一队两千人的轻骑埋伏在小路，他们的任务是在赵军离开营地后，冲入赵军营地，换上汉军旗号。然后，韩信又派一万军队背向河水，列开阵势。

赵军看到韩信派军队背水列阵，尽皆指指点点，哈哈大笑。黎明时分，韩信发动攻击，不久就假意败退，只退回河边阵营。赵军欺韩信军队背水列阵毫无退路，全军倾巢而出。这时，韩信发动主力出击，士兵们因为没有退路，个个身先士卒，勇猛作战；同时，韩信安排好的两千轻骑趁赵军营地空虚，冲入赵营，更易旗帜。赵军见无法取胜，准备收兵回营，忽然发现营中插满了汉军的旗帜。惊慌失措之下，赵军四散奔逃。韩信乘胜追击，大败赵军，生擒了赵王歇。

这一战中，韩信一反兵法上背山面水的列阵原则，巧用不利地形，激发出将士的斗志；利用赵军好大喜功的心理，埋伏轻骑占领赵军主营。赵军占据了有利地形，但疏于守护，不知变通，终于中了韩信之计，惨败溃逃。

“蒙牛”巧借环境打名气

自然环境不仅仅在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它的作用同样不可忽略。

1998年，任伊利集团副总裁兼冷饮事业部总经理的牛根生，因与当时的伊利总裁郑俊怀存在分歧，被郑俊怀撤职，负气离开伊利。牛根生卖掉自己和妻子的股份，与伊利冷饮事业部9名核心人员另起炉灶，筹集100多万元注册成立了蒙牛公司。当时的呼和浩特市，有伊利集团和草原兴发两个大型奶企，刚成立的蒙牛公司想和两位“老大哥”同分一杯羹，难度可想而知。

“蒙牛”的最终崛起，除了过硬的产品、成功的营销策略、优厚的用人条件外，它所处的环境可谓占尽地利。牛根生的父亲养牛、挤奶30余年，牛根生本人从事乳品行业十几年，对周围环境十分熟悉，论资历比起郑俊怀毫不逊色。呼和浩特市地处内蒙古大草原，奶牛养殖业非常发达，蒙牛公司得以就近采购优质奶源，节省了大笔运输成本。

因此，虽然初创的“蒙牛”在资产、声望方面远远不及伊利，但在天时、地利、人和等种种有利条件的推动下，“蒙牛”发展成和伊利比肩的奶业龙头可谓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

孙子提出影响战斗力的“五事”中，“道”排在首位：“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为之生，可以为之死，而不畏危。”通俗地讲，道即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是君王在人民心中的威信。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用兵的成败与否，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政通必定人和，国泰方能民安。政治环境稳定了，君主的决定受到拥戴，人民安居乐业，万众归心，对外用兵之时，才会上下同心，势如破竹；反之，政治环境不稳定，君主在子民心中没有威望，极易造成军队军心涣散，此时派军远征，战胜的概率几近为零。

牧野之战

商纣王帝辛思维敏捷，骁勇善战，可以空手擒住猛兽，率兵攻打东南夷族大获全胜，俘虏上百万夷人，一度得到“百克”，即百战百胜的美誉。但穷兵黩武之下，加上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对宠妃妲己言听计从，耗费巨资搭建了鹿台、矩桥、酒池肉林供己享乐，奢靡无度，导致国库空虚，怨言四起。王族重臣比干苦苦进谏，反遭纣王嫉恨。他残忍地杀害比干并剖出其心，囚禁箕子，重用蜚廉、恶来等谄媚佞臣。凡此种种，造成朝官百姓人人自危，驻守边关、城池的将士军心浮动。

此时，商统治下的周族内用贤臣，外连德政，从起初的一个小小诸侯国，逐渐发展壮大。周围许多小诸侯国在纣王暴政的逼迫下，纷纷投向周族。周武王姬发借殷商政治环境混乱，大军远征东南，国都空虚之机，联合周围十几个部落，带领几万联军，一举发动了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是武王伐纣的决定性战役。纣王得知西周出兵，来不及召回东南主力，集合大批奴隶、俘虏和驻守国都的军队共十几万人匆忙迎战，双方军队会师于牧野（今河南新乡）。牧野之战中，周联军由吕尚打头阵冲乱商军阵脚，再由周武王率领主力冲杀。商军见到周联军的气势，完全失去了斗志，纷纷阵前倒戈，投向了周联军，十几万大军迅速溃散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返回国都朝歌，自焚于鹿台，殷商王朝600多年的统治至此结束。

照常理推断，商军几倍于周联军，我众彼寡，即便多是俘虏、奴隶等乌合之军，也不至溃败得如此迅速。究其根源，是殷商的政治环境混乱，纣王帝辛失了民心，才会被周军以少胜多，一举攻破。

周公贤德治国

《孟子·公孙丑下》中，对“道”的描述和孙子如出一辙：“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同样阐述了政治环境的重要性。政治环境不稳定，即使是自家血亲，也有可能背离；政治环境良好有序，明君贤臣礼贤下士，素不相识的人也会投奔而来。

西周王朝初创之际，周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历史上著名的周公）封于鲁地，但是他没有去上任，而是留在王朝辅佐武王。武王崩逝，又辅佐武王的儿子成王。其时，成王年幼，创立不久的西周王朝百废待兴，内忧外患，周公辅政不合祖制，引起许多人的非议。

周公不理流言，在外平定三叔之乱、剿灭不顺服的小国；在内制定礼乐制度，规范臣民的礼仪标准。周公礼贤下士，一旦贤士来访，会立即放下正在做的事情，马上去接待。洗一次头发，他曾经多次握着湿发去接待来投奔的贤士；吃饭时，他也曾多次放下碗筷出迎。曹操在《短歌行》中就曾盛赞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辅政七年，待成王长大，把朝政还给成王。在成王惑于流言，对他多有误会时，周公不辩解，不埋怨，等到成王疑心尽释，又回到王朝，一如既往地全力辅佐朝政。周公的做法，使西周王朝“仁政”“礼义”之名远播，八方贤士风闻来归。一时间，西周王朝海内清平，万众归心，国力逐渐富强起来。

可见，创造一个“民与上同意”的政治环境，是提升战斗力、百战不殆的根基之所在。

大军远征，除了掌握天时、地利，确保内、外部政治环境适宜出兵外，经济环境也是决定军队战斗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孙子在《作战篇》中提过，兴师作战颇为耗费财力，十万人的军队若要出征，武器铠甲、车辆马匹、将士军饷、粮草供给、使节招待、车甲保养等基本费用加起来，每天起码要耗费一千两银子。由此可见，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远征就不可能持久。

因粮于敌，以战养战

从古到今，一个国家兴兵远征，主动出战，一般都是在物资丰足，国富民强的盛世。此时出战，兵强马壮，国库充盈，可以给大军提供充裕的后勤保障，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唐朝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鼎盛时期，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两个全盛时代。在此期间，唐朝国力雄厚，人口繁盛，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杜甫诗《忆昔》中曾对此做过形象的描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从贞观元年（627）至开元十八年（730）的一百多年间，唐朝共发动大小战役七十余次，降服吐蕃、东西突厥、高昌、契丹、龟兹诸国，大大扩张了版图。能够负担如此频繁的战争，并取得显赫战果，当时的唐朝，经济实力之雄厚可想而知。

军队征战在外，单靠本国供给，再雄厚的财政资本也无法长期负担，而“以战养战”，把敌军的物资变为己有，正是节约国家财力，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有效方法。在攻城略地的同时，征集敌军粮草补充己用，俘虏敌方兵士扩大己军规模，用战争来补充因战争带来的损耗，是保存军队实力、立于不败之地的上上之策。

明朝末年，外有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内有天灾人祸连绵不断，加上赋税繁重，官吏贪婪，百姓人心惶惶，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在这些起义军中，最出名并且最终推翻了明朝政权的，就是李自成领导的义军。

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每至一地，首先开仓放粮，惠及百姓，在百姓心中的威望日益提高，到处传唱李军“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这样，李自成取用各地存粮、官银为粮饷，征缴降军武器、军士为己用，不断地壮大自己的队伍，最终率军入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

虽然，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只维持了短短一个多月即告灭亡，但起义过程中“以战养战”方法的成功运用，把孙子“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战略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有效弥补了农民起义队伍军事装备方面的劣势。

桓温大意失先机

在古代，镒和铢同属于重量单位，一镒等于二十两，一两等于二十铢。以镒称铢，形容实力相差悬殊。孙子用“以镒称铢”和“以铢称镒”来比喻战争中的优势与劣势，形象直白。

铢和镒，代表了绝对的优势和绝对的劣势，然而，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并没有绝对的优和劣，此时的优势，不善加利用，可能转化为劣势；而彼时的劣势，换个角度，又可能转化为优势。

东晋太和四年，即公元前369年，东晋大将桓温发动了第三次北伐，矛头直指前燕政权。鉴于桓温前两次北伐的强大攻势，前燕君臣对桓温的第三次北伐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甚至做了弃城逃亡的最坏打算。可桓温的举动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桓温选择从水路进军，适逢夏季，黄河干涸，见此情景，桓温下令开凿运河300里，使当地的清水与黄河的浑水交汇，再率船队进军。参谋官郗超不赞同桓温的做法，他认为桓温此举会使大军的后勤补给出现困难，导致后继无力，非常危险。他就此提出两点建议，一是速战速决，沿河猛攻前燕首都，逼迫燕军做出反应；二是驻兵水上运输要道，储备物资，来年再战。

桓温觉得己方兵精粮足，对郗超的担忧不以为意，仍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前燕君臣观望一段时日之后，发现桓温占据良好的攻击机会而不加以利用，反而在敌军腹地徘徊，摆出打持久战的架势，丝毫不顾虑后勤不继这个现实性的问题。于是，前燕司徒左长史申胤得出桓温不战自败的判断。

果然，不久后，桓温开凿运河失败，后勤补给通道又被燕军切断，起初拥有的优势变成了劣势，而前燕本来处于必败之地，却因为桓温的一意孤行得到了生机，燕军借势出兵，逼迫晋军丢盔弃甲，匆匆逃亡。之后，燕军乘胜追击，大败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