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普通教育到“大教育”

从1895年创办北洋大学堂，到1916年盛宣怀去世，可以看作盛宣怀教育实践活动的后期，即主要从事创建有组织、有系统的正规普通教育。第9章“教育通论”称：“教育事业因经营者之对象不同，可分为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两项。普通教育在学制上为正系统，而且以国家为经营本位；特殊教育在学制上为旁系统，国家虽尽力经营，但不以国家经营为原则，常由私人或私法人主持。属于第一项者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属于第二项者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平民教育、补习教育、职业教育、特种教育。”“普通教育为国家对于一般国民用全力经营之学校的系统教育，可分初等、中等、高等三项。”分类标准大致以办理教育主体与学制的系统性。一为狭义范畴，指有别于专门或职业教育（如医学、工程、法律专门，及技工等）的基础教育，包含初等、中等教育两个阶段。如王云五主编，杜佐周、姜琦著《普通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页、第56页）第一章“普通教育的意义及其源始”所称：“普通教育是指一般的陶冶而言，在英（国）称谓general education，在德（国）称谓allgmeine bildung，在日本简直称谓‘一般陶冶’，这种教育是与专门教育或职业教育相对立，其目的在于发展人类身心两方面的天赋，以为各种职业的一般基础。”第四章“实施普通教育的机关”称：“小学与中学为实施普通教育的机关，师范、职业及高等乃是实施专门或职业的学校。”分类标准是教育的性质与阶段，目前所指普通教育或普通学校多与上述狭义近似，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增订合编本，下册，第1196页）“普通教育”条释义便是。笔者此处采用舒新城关于普通教育的释义。近现代教育史学不少著述以盛宣怀所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作为我国有正规学制系统的普通教育之始，而有别于此前的专门或技术教育。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印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重版，第127页）称北洋大学堂是“普通分科大学的成立”的标志；陈东原《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75页）称北洋大学堂“实为中国有普通学校之始”，南洋公学则是“中国始有完全三级制的普通学校”的标志；周思真《中国教育及教育思想史讲话》（世界书局1943年印行，第173页）称北洋大学堂“是中国有普通教育之始”，而南洋公学则“是中国始有完全三级制的普通学校”。孙培青、李国钧总主编，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思想史》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盛宣怀的教育思想”称“（盛宣怀）此后又先后创办了著名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开中国近代普通学校和师范学校之先例”。）此期前后约21年，然主要教育活动集中于1895年至1911年。在此期间，随着国内外时局的风云变幻和官商地位的进退浮沉，盛宣怀对新式教育有了进一步的体认，从单纯为自身实业系统育才的技术教育，转入创兴正规系统的普通教育，以为国家社会培养新学基础扎实的各类新式人才。盛宣怀所办新式学堂、文教机构在我国近代文化教育史上多有创举，如首创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最早实施近代三级学制，最早开创师范教育，由此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开创者和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