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进步的阴暗面

一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非常肯定自己在物质和德行方面的进步。19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一本与时代同名的市井小书，书中作者满含自豪之情地叙述了人类对抗环境打赢的一场又一场胜仗，暗示人类最终将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然而接下来的故事情节是：50年后，人类因自己的一点小成就而沾沾自喜，狂妄自大，终至诸神共愤——一场规模空前的希腊式悲剧。人类的美好计划、宏伟蓝图，30年后却使其身陷窘境，人类的宏图华构也已化为残垣断壁。这一切都是人类作茧自缚，科学进步本应为人类带来幸福圆满，而如今却是满目疮痍。

同时代也有人看到了这种进步背后的阴影。在众多被忽略的反对声中，最强有力的声讨来自赫伯特·乔治·威尔斯（Mr. H. G. Wells）。在1910年的著作《新马基雅维利》中，他以英国肯特郡布朗利市为示范，描写了这样一幅进步带来的黯淡图景：

在我的记忆中，一年以前的布朗利市里，人们碌碌无为，生活总也不见起色。哪儿都是死气沉沉的，没修完的铁路被搁置在荒芜的田野间任其斑驳；各行各业都陷入一种无序竞争的混乱状态。情况只会更糟，全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华丽的别墅紧挨着破败的贫民窟，刷锅洗碗的脏水通过管子被排往铁路边，褴褛肮脏的衣衫没洗干净也就那么被晾在院子里。每次我经过铁路两旁都会发现新挂起的广告牌。这些花花绿绿的广告兜售着药片、腌菜、补药、香料……可看着就让人没有食欲。

宜人的乡村沦落为脏乱的贫民窟就是这么个过程，他描写道：

我猜人们还曾这样为自己辩护，说这是发展的必经阶段，是蓬勃的新秩序取代陈腐旧秩序的过渡。但是在我眼里，这一切显然毫无秩序可言。所谓发展不过是一系列盲目的扩张。人们一次次尝试新的开始，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这种鲁莽的发展具有席卷一切的力量，但同时也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在这样的发展之中，人们甚至不知将何去何从。

假如一个人要坐火车去匹兹堡或费城，途经绿茵茵的旷野和连绵的莽原时，一定会更容易陷入扼腕叹息的深思。若是再在车厢里看见那些嘴叼香烟、满口铜臭、自命不凡、夸夸其谈的人，那这厌恶感一定会更加深刻。在艺术家的眼中，维多利亚时代的进步中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扭曲了，且这种扭曲一直被延续到了今天。这种扭曲就好像是人们本身并不期望什么进步，但是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却带来了物价的骚动，社会的动乱以及人类的自相残杀。

英国的首相几乎对未来预言道：

……欧洲人大谈特谈的进步伴随的是艺术的消亡和人心的堕落。应用科技让我们学会了投机取巧，最终人类竟然将贪图享乐错当成了文明!

纵观历史，几乎每隔上个20年，就会出现那么一位犀利的观察家，来警告我们对认识自身的失败，引导我们思考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双重影响。可惜这些有如卡桑德拉的警告竟无人理会，只有因此带来的灾难才能使我们意识到现实。

例如，弗雷德里克·勒普莱（Frédéric le Play）是19世纪初的一位法国工程师，因工作之故有机会游历欧洲各地。早在1829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怀疑，技术和工业的迅猛发展是否真的对欧洲有利无弊。25年间，他带着心中的疑虑细心考察和记录不同社会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并于1855～1879年间将这些记录结果汇集成六册出版。然而这部巨著至今未被翻译成英文，可能只有少数埋首故纸堆的社会学者才略读过一二，可惜就连这些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些书的现实意义。

勒普莱发现，在以农业、渔业等初级活动为主的简单社群中，社会秩序较为稳定，且这种社会秩序抑制了工业中心式的发展。在这类社群中，每个人都能充分了解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职能，并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家庭关系像一种纽带将个人与社会联结起来，使社会合作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种高效联结并非源于社会对人的强加控制，相反源于社会规范与个人愿望的契合——每个人都参与社会活动，因为每个人的主要愿望即是如此。

据勒普莱的观察，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恰恰完全相反。在这类社会中弥漫着大量缺乏组织、杂乱无章的情况，比如社会道德规范被忽视，家庭纽带松散，和平稳定不复存在。在这种社会中人是不快乐的。人们对新鲜刺激的追求变得愈发狂热，而这导致了进一步的社会混乱——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再畅通，协同合作也因此失去效率。这就是一位精良的工程师对世界的观察，可是他发出的警告却被包括其母国法国在内的所有人置若罔闻。

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也做过相似论断。在他于1897年发表的关于自杀的研究中指出，危险的社会分化同时发生在法国那些技术工业发展迅速的地方，这大大降低了个人与社会协作的可能性。 现代工业技术中心和那些单纯有序的社群之间的差距是，在小社群中，个人利益服从于团体利益，且这种服从是源于个人热忱的愿望。在这种朴素的社会里，每名成员在孩提和青少年时期就能清楚地知道他长大后将在社群里担任什么职务。这种期待主导了他成长过程中的思想和活动，使他在成熟后如期接受了相应社会岗位后能够获得一种安定的满足感。他知道他的工作为社会所需要，同时也是维持自身生活的必需。他的一生都与整个社群休戚与共。

19世纪，科技和工业的迅猛发展打断了个人与其所在社群的这种联结认同，以及人对自身工作的满意感。涂尔干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阐述：个人与社群的人和事物已经不再有那种休戚相关的情谊。为了进学校接受教育，他必须离开家乡，家庭的纽带作用被削弱。他要找到新的群体融入其中，但往往找不到新的归属。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自然是一件值得称赞的成就，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个人与社群关系的淡薄。这种牺牲是否值得也实在值得商榷。

涂尔干同时指出，常发生的另一种情况是个人为找工作被迫离开他从小生活的社群，工作未必能找到，但旧有的社群关系却进一步被瓦解。在某些极端的例子中，我们甚至还能看到那些失去了社群关系和责任感的人开始变得抑郁、自杀、犯罪，就像是“一匹游荡在社会草原的孤独的狼”。即便是那些找到了新组织的人——所幸这种人在社会还是占大多数，尽管数目正在减少——由于缺乏直接经验，也很难理解社会关系的本质。他们找到的新组织与原来的旧社群相比，在目标感、责任感和团结感水平上都明显低得多。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工业社会瓦解的两个症候。

第一，不快乐的人增多了。没有了直接真实的社会责任，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每个人都沉浸于自己，成为孤独的现代文明的俘虏。很早以前巴特勒主教（Bishop Butler）就曾说过：“……一个人尽可以自爱自私，但这样做只能令他变得可悲。”

第二，现代工业社会的组织水平还远低于我前面所讲到的简单社群。这种不幸的特点即是，当各式各样的组织形成之后，组织间并未形成真诚的合作，相反，它们经常互相戒备，彼此敌视。这就致使整个社会陷入停滞状态——组织间相互碾压，集团间混乱竞争。这就如斯坦利·卡森所说，是灾难临近的先兆。

涂尔干在书的后半部分承认，较小的经济单位不断合并成较大的经济单位确实能够带给社会成员更高的物质享受。但他同意勒普莱的观点——付出的代价太高。随着经济一步步向前，大部分社群成员活着的个人意义也一步步遭到毁灭。“事实上，发展破坏了我们原先建立起来的社会脉络；在这股发展的潮流中，人们要经历的先是岁月的高利盘剥，紧接着也许是暴力革命。我们深受其苦却也别无选择。”这就是对所谓的文明世界所面临问题的清晰描述，极速的工业化、机械化、物理化的进步，其速度之快足以破坏从前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并未发展出任何平衡性组织，甚至连对现实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研究也没有，这使得我们难以镇定面对社会急速的变动。涂尔干认为，法国大革命把“社会次层组织”的最后遗留也给破坏了。社会次层组织是指历史性的社会所赖以生存的日常的有效合作。这种合作甚至比任何政治机构所维持的还要深入。他指出法国社会在破坏中唯一遗留下来的集体组织因素就是政权国家。他说，事物的本质即是这样，既然社会生活本身必须要有组织，那么国家就表现出一种倾向，即把一切具有社会性特征的组织和活动全部吸纳进自身庞大的系统。但是国家并不能有效地去组织公民细密的日常生活。国家政权和大多数公民在地理距离上相隔很远，它的活动必须局限于具有一般规律性的事物，其他的就鞭长莫及。人和人之间积极亲密的合作永远处于政治掌控之外。现代工业社会因此总是朝着低效政权的方向发展，其面对的尽是“一盘散沙似的个人”。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二章中还会谈到。

让我再说一遍，勒普莱的六册巨著和涂尔干的《自杀论》（Le Suicide）至今都未被翻译成英文。他们发出的警告无人理会。然而，如果我们能回顾一下1939年以来建立起的所谓文明世界，便能发现这种忽视是多么的不明智。早期的作品很自然地缅怀着曾经单纯的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坚持重返过去的模式才是唯一出路这样的结论。然而，历史是一条单行道，对我们来说早已没有重返单纯社会的退路了。

这种返璞归真的暗示并不减损勒普莱和涂尔干观察研究的价值。其研究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明白地揭示了，工业社会中的合作并不能听命于机会；不论是政治团体还是经济组织，放任和忽视只能引起社会瓦解的灾难。从历史传统上来讲，我们的祖先曾经积极寻求合作的方式并成功形成了合力，其他原始社会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至少在这个科学和物质不断取得惊人进步的一个世纪里，放弃了寻求合作的努力。由此我们现在也在自食苦果。

任何社会团体，不论是处于哪种文化阶层，都必须面临两种管理问题。它必须使其成员：

• 在物质和经济上的需求得到满足

• 保证整个组织的自发协作

我们的行政管理方法指向的都是保证物质的有效供给，却没有在维系协作的问题上下功夫。大量发迹于战争年代的技术成就表示我们的工程师确实知道如何通过组织获得物质利用的最高效。但是缺勤、劳工周转、非法罢工等问题的存在都表示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怎样获得自发的合作。确实，如果不是战争的紧急状况威胁到了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技术人员们能否取得可观的科研成就都还是两说。现在社会环境是好转了，然而继续合作的前景却不容乐观。没有一个称职的社会管理者不担心，也许和平的到来会带来另一种形式的混乱。

合作，便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主题。尤其在工业社会，合作的问题比在以往任何原始社会都更难解决。可以肯定地说，置若罔闻绝对不是解决工业社会合作问题的正确方法。在简单的原始社会，每年，甚至世纪与世纪之间的变化都是较小的。传统的合作方法因此可以达到高度的成熟并渗透每一名社会成员的一生之中。但是对这类简单社会的研究对解决今天的合作问题却少有帮助。在这个快速且持续发展的年代，关于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的含义都该被重新定义。在这个问题上，激进主义也并不明智，回到被淘汰的旧社会模式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二

近年来有两位作者在著作中着重指出，从工业或者更大层面上来讲，整个社会其实是一个合作体系。其中一本是讨论组织的专著；另一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份关于西方电气公司霍桑实验的通俗报告。两本书都清醒地意识到，从小城镇型社会经济到城市化工业中心这一变化已经发生，但还并未引起明智的管理者的注意。对这一基本且重大变化的忽视导致的结果就是，村庄虽外表繁华实质上却年复一年变得更脏更乱，并且人与人之间热络合作的愿望和能力也趋于低落。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因此进入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当代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曾评价道：

随着现代机械化文明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相应管理水平的组织也越发被需要，尤其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这种组织不可能仅局限于复杂的物质要素，它不可避免地要延伸到整个社会，并通过社会深入个人道德和心理层面。因此历史的趋势已经从政治学转向社会学方面。在一个世纪以前被认为是纯粹政治性的问题，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变成了经济问题，而到了20世纪变成了社会学和心理学问题。但是公众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社会本身也在发展着适应新情况的机制，我们当下的紧张与不安大多因为发现了我们承袭的旧方法已经不能解决新的问题；我们急于将旧的教条生搬硬套到新的局面，但是它们，从很大程度上讲，已经对现代的局势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了。

我们可以把这段话，加之25年来对现代工业的观察简单重述如下：关于社会组织两个不同原则之间的区别，还有人没有认识到：一是已经定型的社会，一是适应变动的社会。对已经定型的社会组织我们非常熟悉，它几乎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和骨髓——这个过程用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的话说就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本能”。定型社会的例子，较低程度的有澳大利亚土著成套的刻板仪式，见于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库拉（季节性岛民间物品交换）制度和安达曼岛民的生活。较高程度的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美国新英格兰的早期工业或19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城市。定型社会的好处很多，我们这个时代里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运动甚至是革命，都源于想从目前不安定的局面回复到定型社会的一种强烈愿望。而这种愿望实际上是与时代精神相违背的。在60年前的小镇里，年轻人面临的职业选择很少，他可以子承父业做个铁匠或木匠，也可以比父辈向前一步，做个银行职员、教师或者牧师。何去何从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定好了，或者说被定好了。从此他的一生都可按部就班地度过。

即使是那些进入工厂或商业的人——用现代的眼光衡量当然都是小规模商业组织，在19世纪都快速地发展成熟——他们的状况如下：一个孩子在他选择的终生职业里从当学徒开始学习手艺，同时学习如何与业内同行相处。一般情形下，他所在的团体在他还处于学徒时期的时候是很少发生变动的。因此他能够顺利地运用他所学到的技艺和沟通技巧。这种稳定的学习和应用对形成他一生的成就至关重要。皮埃尔医生经过50年耐心严谨的临床研究指出，健全的心理是修养的结果。这种修养包括个人在技术性能力和人际性能力方面的平衡。技术性能力即运用物体服务人类目的的能力，人际性能力即与人交往，并对他人态度做出反应达成合作的能力。依靠这种学徒制，定型社会为个人发展技术性能力和人际性能力提供了机会。因社会规范匮乏而引起的神经官能症似乎也更少出现在定型社会中。近来，教育过分地偏向于培养技术性能力以及这些能力所根植的基础科学。若不是大学在培养人际性能力上太过欠缺，重视和发展技术性能力必将是极好的。但是学生们接受的教育只教会了他们怎样合乎逻辑地思考和表达，并未教会他们如何有效地沟通交流，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人际性能力未必遵从逻辑性的原则，但却能极大地服务于更有效的相互理解与合作。

旧有定型社会里的东西很少能遗留到现代工业社会，现代社会强调的是快速的变化和对变化快速灵活的适应。事实上，那种依赖既定社会规范和人际关系就能维持沟通合作的社会组织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变化是由物理化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在工业社会里，任何一种工艺技术都不可能保持长期不变。相反地，各行各业都在不断寻求变化，不但生产方法要变，就连所用的原料也要改变，而战争更刺激了快速变化的需求。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定型社会里，工业生产过程有着足够的持续性，学徒制也因此成为学习手艺和理熟人际关系的最好方式。而在当今工业社会中，工艺技术正朝着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我们需要更高水平的技术，即以更多科学和工程知识为依托的技术；另一方面，对机器进行实际操作的技能要求却日益简化了，工人更像是机器的仆人，而非技工。我们暂不讨论前一种趋势是多么可喜，后一种趋势又是否合乎人们的愿望。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在提高人际性能力这方面，我们并未做出足够的努力以跟上技术爆炸式的发展。

我们已经说过，在学徒制中，个人所学的本领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技术性能力，另一方面是人际性能力。并且这两种本领可以在变化的形式中相辅相成，维持平衡。在定型社会里学习技术，技术工人并不需要面对频繁的人事变动，技术的稳定传承和人事关系的稳定维持是同时存在的。

说得通俗一点，学徒们既能学会一手本领，又能学会怎样与伙计们相处。跟伙计们和谐相处这一点也被认为是其所受训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有许多俗语形容的也是这种现象，例如“getting the edges rubbed off”（磨平棱角）、“learning to take the fences”（学会融入），等等，都是承认这些学徒经验所具有的社会价值的家常譬喻。不幸的是，这种重要的社会课程却从来没有被特别提出来成为教育的一部分。其结果当然就是，当技术更新进入加速发展之际，竟没有人注意到人际性能力的落后发展对个人和整个社会究竟产生了怎样可怕的影响。在大学里，理工科教育都有着明确的指导，我们的课程里恰恰缺少了学徒制中对学生人际性能力的培养。有人认为个人会在工作中自然而然地学会人际交往和合作，这样的想法显然不切实际。现实情况很可能是，伴随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事变动也尤为频繁，一个人很难有机会仔细了解他的工作伙伴并与之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得到人际关系方面的锻炼。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涂尔干发现了那些心情沮丧、悲观消沉甚至已经对社会绝望的人们。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勒普莱看到了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团体生活的衰退以及为了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的欠缺。

但是补救的办法不可能是退回到简单的学徒制和原始定型社会。可以肯定地说，从定型社会发展到适应变动的社会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我们必须掌握时代的风帆并勇往直前。我们已经使曾经匮乏的经济变得丰裕，落后的技术变得先进。我们已经身处变化的浪潮，必须学会激发自身高度的适应能力，尽管这种适应能力是过去的人类社会所未曾要求过的。技术与人文失衡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当前的社会混乱，未来局面能否得以扭转还未可知。任何变化都是系统的变化。当一个人具备了上述能力，他包括神经系统在内的整体技能都将得到调整。他得知道如何在新形势下应对自如，这不是喊喊口号就能达成的。

三

技能和常识是不一样的。技能是从运用物、应付人，或处理两者一起所构成的复杂情况的经验中得来的操作技巧。一门学问，如果不能在现实中得到应用就不能算作一门科学。学习物理、化学和医学的学生最初真正重要的训练是在实验室或者诊所里。正是在这些地方他才能同他的学科培养出直觉上的亲密感，才能熟练运用知识技能。只有经过这样的训练他才能建立起系统的学科体系，从而真正掌握一门学科。一个化学家必须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物资材料；一名医生也必须能够评估病患的健康状况。

威廉·詹姆斯在1890年所做的简单区分在今天看来依旧是有意义的。詹姆斯发现，除了英语，几乎在所有文明语言中都存在两个关于“Knowledge”的词，即“know”（知道）和“understand”（理解）。譬如法语中的“connaître”（一般的认识、到过）和“savoir”（会、懂得、能够，是根据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前者是从直接体验中得来的知识，后者是深思熟虑和实践后获得的更为深入的知识。前者是不易传授的，而后者往往可以用符号（文字、表格、图画等）来表达。这就等于是告诉我们，有些知识可以很轻易地通过语言来传授，有些经验式的知识传授起来就尤为困难。这就使得学校教育更偏重或者只能着重对前一种知识的传授。因此实验室的存在就非常必要了，学生在这里将其感受到的知识转换成表演式的操作，由此检验他们是否真的学会了某项技能。詹姆斯对这两种知识的区分表明，一个健全的人既该在技术层面掌握处理事物的能力，又该在社会层面掌握处理人事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可以从理解性的知识中得来。此外，人还应该具有应用性的知识，使他能够活学活用、掌握全局。

纵观历史我们有理由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在产生实际应用价值之时才算是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一些掌握技术的人，试图通过思考把技术本身表达出来，这便是逻辑分析和实验操作相结合的开端。同时我们还应指出，科学虽然抽象，但并不是由胡思乱想而得，其实它从一开始就是深深植根于现实技术的。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引用我的一位同事，已故著名化学家劳伦斯·哈德森在其演讲中说过的一段话：

……复杂的生活事务也犹如医学一样，理论和实践都是获得真知的必要条件。希波克拉底对此提出的方法是绝对具有广泛实用价值的。这个方法的第一要义是实践出真知。医生在图书馆中勤奋、持久地学习是必要的，但他更应该在病房里学习，他不仅应该在智力上适应知识，更应该适应医务环境和具体的医学任务。第二要义在于通过对事物细致的观察、筛选并结合由经验累积的判断，对知识加以分类和循序渐进地推究。第三要义在于构建知识体系，这种体系指的不是哲学理论、空泛幻想或是宗教教条，而是将知识融于生活实例后形成的务实体系，就像一根拐杖可以帮助我们走路。……这一切总结来说即是，第一，一个医生必须习惯性地、亲密地运用直觉熟悉事物；第二，对事物形成系统的认识；第三，对事物进行有效的思考。

科学植根于实际生产技术，也只有在技术臻于成熟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以经验为基础的系统化发展。因此说，成功的科学都是默默发端于平庸的日常，由最初的低级粗陋扩展到后来的庞大逻辑的。某一门科学，不可能一开始就发源于包罗万象的完美体系，然后才进行研究。相反，科学总是沿袭着踏实谨慎的作风一步步向前得到探究、巩固和完善。

因此，科学方法包括两部分，以医学为例即临床法和实验法。这二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临床法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现象耐心细致的观察，因为前所未料的重大发现可能就潜伏于这个过程；实验法的特点就是不断地进行实验和逻辑推理。19世纪时，临床法也被称为观察法，具有相当的必要性。近几年来则更强调由实验所得的数理逻辑构建。如不是因为人们常常忘记在实验前加以选择，这一偏向还是比较可取的。并不是所有的实验室实验再加上数理分析都能推动科学前进。近年来最著名的发现有雷达和盘尼西林。这二者都是由认真工作的人员从当时和他工作无直接关系的某一现象中观察到的——一个是海上无线电操作员，另一个是实验室里的生物学家。在这两例中，观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其成果也福泽整个人类文明。对学生而言，注重系统性的实验设计和逻辑推理也许是明智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科学的起源总是来自第一手的观察。先观察再实验能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观察、技能、实验和逻辑推理，被认为是推进科学的三个阶段。前两阶段是单调乏味的，但却对最后一个阶段至关重要。“学术界炒冷饭是学术庸俗化的秘密所在……培根最重要的影响也许不在于其独特的归纳法和理论，而在于他的造反精神，他对炒冷饭的不屑。”

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沉淀，科学已经通过这套缓慢但稳健的方式建立起一座恢宏的知识大厦，这些知识在每一个节点上都连接着相应的技术。科学研究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行政管理人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知道的。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妄想科学全能般地解决一切问题。例如，没有人会要求一个化学家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能提供一个改革政府、工业和社会的方案。他们被要求去解决的应该是改进制革技术、研制人造橡皮这类问题。他们甚至不会被要求去考虑一项化学发明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续影响。术业有专攻，化学家本身作为一个人，可以怀揣改造社会的巨大梦想，但是他知道他的专业技术未必能直接实现宏愿，甚至有时候他必须抛除野心专心致志于纯粹的研究，才有可能有一天改变世界。多年以前，昆士兰一个工党首相曾在谈话中说道，当一个工人有了“阶级意识”，这一觉醒可能会使他的技能衰退并丧失对技能的兴趣。

四

当我们从已有成就的学科——化学、物理学、生理学——转到那些成就甚小的学科——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我们很容易能察觉到后者没有前者那么能体现直接的实用性，也没有使学生那么真切地感受到掌握了一门技术。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能够完全精通并熟练运用他们的知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不能说完全不讲技能，但是他们所传授的技能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附会物质科学，而非出自对其学科真正热忱的研究愿望和决心。确实，有一份报纸曾经引用一位知名心理学家的话，他说他对人的认识可能还不及一个饭店服务员。如果真是如此——事实上应该不是真的——这可真算是一次丢脸的招供。但是我有一位同事对此发表的看法还是很中肯的，他说，在处理人事的职业领域，那些真正的执行者与那些研究人员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鸿沟。虽然美国已经开发出了一系列职业技术能力检测技术，但这丝毫没有减轻心理学的研究压力。在有限的范围内已有的技术是有效的，甚至运行得不错。但是其结果一般只聚焦于技术问题，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合作的问题。这样的忽略毫无疑问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所谓的社会科学鼓励学生无休止地讨论所谓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教给学生处理一般人际问题的社会技能。社会学发展迅速，但其仅是学者追求学位的附属物。教学生怎样写书去讨论别人的书，而很少谈及教人正常适应环境的心理学；而对于促进实际生活状况的社会学以及帮助人与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社会学，则几乎没有涉及。诚然，有关社会人的研究日显重要，而学生却一直没有机会直接且持续地接触这些问题。学生学习书本知识，整日泡在图书馆里；他们重复思考古老的公式，并不受持续发展的实验技能的影响；临床以及实验室研究的等价物还有待探寻。

凡是有成就的科学都是出生卑微的，都是从简单的技能中发展而来的。经过几百年艰苦和不懈的劳动才使化学和物理学成为雄伟壮观的知识系统。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无论前景怎样迷茫，它们都不曾误入歧途。毫无疑问，社会科学羡慕这样的成就，但不幸的是社会科学过分鼓舞人们做表面功夫，以至于在社会学领域搭建了太多的空中楼阁。而从简单可靠的技术着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发展精神，早已被虚妄的学术氛围吞噬掉了。仁慈一点的话，也只能说，这些表面的空中楼阁可能只是幌子，在幌子之下或许还是有实质的工作正在进行。

结果是这样的，那些名列前茅的优秀毕业生并没有学到管理混乱社会的技能。他们才华出众，但是关于实际生活中的人事问题却经验匮乏。他们脱离现实社会，高居于某种想象的社会中——高高在上、聪慧且全身心地汇聚于高逻辑性的思索中。他们能够处理复杂的逻辑问题，却无法处理复杂的社会性事务。鼓励这样一个研究型的学生去发展深奥的社会哲学，而忽视他对于处理简单人事能力的需求。这些学生宁愿做散漫且不加控制的思考，而不愿意去观察。而耐心的观察才是这个社会最需要的，观察为六神无主的准备状态提供了逻辑思维工具。

在大学里，通过参加运动、社团或者其他活动发展出来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与学生们所学习的课程并没有密切的联系。这两者反而常被看成是对立的：一者的成就会损害到另一者。因此，许多学校高层领导对于学生在课外活动中发展人际交往能力这一点，至少在私下里是不赞成的。这种社交限制有损学生之间在以教育为目的的情境下发展全心全意的友谊关系。（学生社团和学生没有了的全身心参与校园活动的经验，其人际技能的水平甚至比以往学徒在其行业里习得的人际技能还低）。人际技能的匮乏也只会使学生在社会组织中遭受排斥和歧视。这种人为的且狭隘的经验将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被证伪，因为个人成熟需要社会技能持续且更高水平的发展。这样看来，规模较小的大学比规模大的大学在社会环境上能给予学生更多的帮助。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研究找到一套提升人际能力水平的训练方法以满足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的需求。

现在，我相信社会科学 ——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正在进行的研究总有一天会被证明是十分有用的，但是以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些学科之间的研究似乎并不相关，也没有任何共同的纲领和命题。我认为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学科想同希腊智慧女神一样，直接以完美形态示人，而避免必经的幼年和成长期。无疑，这种企图也使它们忽略了在处理人际问题的研究中，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至此，也许有人会要求举例说明人际能力是能够学习的，并证明人际能力的发展能促进学生的洞察力和操作能力及相关能力的成长。我相信，社会研究应当以对与交流相关的事物的认真观察为研究起点，即个体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的能力，群体之间有效且友好交流的能力。这个问题，在所有理性怀疑之外，也是现代文明需要解决的最为显著的问题。珍妮特的研究，我在下面还要谈及，报告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常被称作神经症患者（虽然没有明显的机体功能障碍）的人，无法与他人进行随意且亲密的交流。除了这些个体方面的问题，许多国际纠纷无疑也是由于国家之间没有实现有效沟通造成的，这种有效沟通甚至在日内瓦会议上也没有实现。国际联盟的讨论在其概括化的措辞范围内有时似乎在思想上达成了一致。但是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并非基于各方对于彼此实际情况的清晰认知。诚然，各国是否为互相理解付出了努力，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相反，人们总力求寻找一个准则，一个掩盖其并没有互相了解彼此实际情况这一事实的逻辑陈述。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在这些国家中，一些群体之间的交流不畅日益剧增，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交流障碍。

五

工业技能和社会技能发展失衡的结果已非常惨重。如果我们的社会技能能够跟上工业技能发展的脚步，就不会有另一场欧洲战争的爆发：这是我恒久不变的主题。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回顾我在前面所描写的那种类型的社会教育对学生的影响，这些学生就是将来担负行政管理责任的人。确实，在大学里有许多聪明能干，但却消极、不愉快的学生，这又引发了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某些学科似乎对于这些不愉快的学生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哲学、文学、社会学、法律、经济学，以及政治学。这些学生的技能运用可能很差，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诊断结果，他们几乎毫无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这才是最终的诊断。他们的人生经历是重复且单调的，缺乏早年在各种社会团体和不同社会情境中的活动经验。总之，他们对于社会生活所知甚少，而正是这些社会生活教授一个人最基本的交流技能。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达的国家里，这种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不单单存在于美国。例如，珍妮特曾经描述过法国类似的情形。他评论，这种缺陷大都见于有一定能力和至少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他接着指出：

他们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能和亲密的朋友讨论或抱怨他们的人际交往无能；但是他们仍在人际交往的实际行动和操作中表现得十分糟糕，或者回避他们的职业，回避与他人、外部世界以及人际圈的接触。确实，他们的生活方式十分特殊并且毫无意义——不与任何事物或他人接触……他们对生活所保留的仅有兴趣也总是那些同物质现实相隔甚远的东西；有时他们是心理学家；哲学是他们超乎一切的最爱；他们变成了可怕的形而上学者。看到这些人，使人不禁自问：哲学的玄想是否只不过是一种人类心理上的病症。

珍妮特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他们的困难主要表现在，第一，做出决断和行动；第二，同别人相处。他们所认为的唯一的补救方法即沉溺于玄谈，“可以终夜不休，但毫无结果”。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对事物和人的处理能力，他们无法判定其他逻辑假设的不同价值。然而，无论多么合乎理性的论据，如果不与外在世界的发展目标相联系——依旧是一些不确定的可能性的混杂。这些人中，有一些人——能干、不愉快、叛逆——归为学者之列。如果坚持让他们在对学生的培养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开展简单技能的培训，特别是人际交往技能，那么这些学者整个严密的思维逻辑结构就会暴露出其捉襟见肘的薄弱基础。同时，这些学者也无法判别在他们热情的学生中谁的热情是发展不平衡的病态表现。事实上，由于高估了散漫推理的价值，同时低估了实际技能的价值，那些奖学金评定部门只加重了这种缺陷，而谈不上补救。

珍妮特的叙述毕竟是极端的例子，这种例子虽然比过去要多，可是——幸运地——还相对较少。非常不幸，这种人两种类型的能力都没有得到发展。他没有掌握普通的运用物质的技能——结果是没有能力做出决定和行动，因为没有足够的实际知识来帮助他在各种逻辑可能性中做出决定。他又缺乏一般的人际能力：致使社交成为其需要煞费苦心的苦事，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社交可以增加生活乐趣。这些人的缺陷迫使其在最平常的社交场合中踌躇不前，碰到这种场合紧张过度，事后疲惫不堪。

在大学或其他地方更普遍的情形是，人们处理物质的能力快速发展，而人及能力却踟蹰不前。30年前，我代表一所大学去参加一场联合委员会，被指派去组织一个地方的澳大利亚工人教育协会的课程。我以这个身份常常有机会在各种工会的会议上发言，要求他们为推广成人教育提供支持和便利。一般来说，这种支持是很容易得到的，虽然也会经历激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激进分子指责大学的资产阶级情感和其他社会罪恶。温和派和负责人往往坐在前排；后排是那些极左顽固分子的最爱。不久，我们明白了，所有最激烈的反对派中有六个人是核心成员。过了几年，我和这六个人互相熟知了。这个极端派在这几年中换了许多次名号，但是不论名称和教条怎样变化，总是这六个人在公会会议上领导着反对派，或是在公园里站在肥皂箱上发表演说。我虽然同他们私交很熟，但并没有改变他们对我或对大学在公开场合所表达的态度；但在其他场合，他们同我私下交谈得很自由。这使我有机会记录下许多观察结果，这些观察结果的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1. 这些人除了作为宣传人员之外没有朋友。他们似乎不会和别人平易相处；相反，当需要建立这种简单的人际关系时，他们如面临紧急事变，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2. 他们不善于交谈。他们同我说话时，不是自述历史就是演说般地重复一些骇人的主题——革命和社会破坏。

3. 所有行动，如同人际关系，对他们来说都是紧急事件行动。他们的脑海里显然没有任何属于日常合作的概念，或是“一般”的生活概念。每一件事情，无论如何普通，他们都当作危机事件来处理，做起来带着莫大的或不假思索的“冲劲”。

4. 他们认为世界是充满敌意的。所有的信仰和行动都暗示，社会存在的意义是否定他们的机会而非给予他们机会。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敌对势力是活跃的，而非迟滞的；他们认为每个人，即使是亲密的伙伴，都是被安排来反对他们的潜在敌人。

他们每个人的身世都是一部缺乏社会同情的历史——幼年在工作和游戏中就没有正常友好的伙伴。这种缺陷似乎是丧失同别人建立“一般关系”的能力，使其产生世界处处同他为敌的信念，从而树立与他人为敌的观念。他们六个人中曾有一个因病请教我的一位医生同事，这位同事和我常在一起研究关于适应的问题。在治疗过程中，这个人与医生同事建立了诊疗的信任关系。他发现，这位医生同事对他的政治理论并不感兴趣，反而十分注意他个人生活历史中的细枝末节。他日渐恢复，并且，使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以前的政治见解也消失了。他曾是一个技术工人，虽然技术不算差，但也没能保住饭碗。病好之后他改行做了文书工作，工作也算得心应手，后来他对世界的态度也不再是革命性的了。

这些例子可能仍然有些极端，但他们开始更接近于普遍的问题。上面这几条总结所依据的观察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间。在那个时候，我们中没有人想到会出现希特勒这样的人来引导对社会和文明进行破坏的攻击运动。但是，如果我们翻开罗伯特所写的《希特勒所建的王朝》（The House That Hitler Built），把第一章一页一页地认真读一遍，我们就不得不觉得希特勒的个人态度和个人经历都与我们上面所述的那种人太一致了。我并不想在这种相似中大肆发挥，只是想吸引大家的注意并准备帮助这样的人——忽视的代价是惨烈的。

如果我们能够在个别情况中——个人的或是团体的——正确地认清社会失调的症状，那么熟悉一些这类极端的事例是有用且必需的。珍妮特说他的病人无一例外地都认为他们所处的世界——特别是现在的世界——是个敌对的世界。然而，反应的类型似乎有所不同：大约总数的2/3抱怨的是“这个世界是危险的，我必须谨慎小心”；其他的1/3是反抗性的，他们的态度是“这个世界是同我敌对的，我要攻击它”。所有病人中都存在这两种态度，只是这一种或那一种占主导地位而已。

普兰特博士在新泽西广泛地研究过社会功能失调的儿童，他说这些不幸的孩子对他们周围的环境不外乎抱有两种态度：“恐惧”和“反抗”。在这个说法里有和珍妮特的发现极为相似的地方：丧失过某种社会关系是他们个人经历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的确，在帮助学习困难学生或是在对工业情况做细密调研的过程中，上面所陈述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事实。有些学生说他无法对功课集中注意力（他的成绩也反映了这一点），在个别谈话中时常发现他存在一种恐惧心理，怕被老师点名发言。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他便会认为老师和班上的同学在有意为难他，期盼他出丑并借此取笑他。他的心理既然预先有了这种不愉快的假定，结果便会按照这种假定进行，从而强化了他的这种假定。这种学生中大约有50%的人能够很好地完成技术性的工作，如果改变他们的错误假定，很可能会上进成为好学生。他们的障碍来自于人际能力缺乏，他们表现出来的注意力涣散也是由于受到了错误假定的干扰，这些假定来源于其缺乏人际能力——由于一直过分担忧人际事务和对行动的恐惧心理。这些学生的个人经历至少存在两种：第一，由于家庭环境的原因，在家庭之外没有更多样化的私人友谊，而这些是发展人际能力的基础。第二，在小规模的社团里，也可能是在一个地方性的学院里，养成了一定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由于在这个范围里有一定成就，从而胜任了较大规模和更加城市化的大学里的研究工作。这个大学的历史声誉可能会使这个学生心怀恐慌；接着，当他发现原先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在新环境中无法运用自如时，便会畏缩退避，回复到孤僻自负的假定之中。这种学生是很容易帮助的，有时一次谈话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有从经验中得来的社会知识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基础；鼓励他运用已有的能力就会使他豁然开朗恢复自信。这种事例有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讲，缺陷主要来自于客观情况而非个人的主观方面；环境变化得太突然太激烈，尤其是年轻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或是已习惯于过去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年长者，更容易受到其严重的干扰。

上述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工业时代是极为普遍的；不幸的是环境的巨变，常常发生于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已经不再容易恢复的青年时期。几年前，一个专业技能突出的工厂的管理人员，从中西部城市的一个部门岗位提升到东部去总体管理一个比原来工厂大20倍的新工厂。以前他只生活在中西部，当他到了东部海岸时，他依旧勤奋称职地工作，刚开始一切都很好，随后碰到了30年代初期的工业衰退，结果这家公司不得不关闭许多工厂，或是缩减开工率。慢慢地，这位总管理者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最后他成了工厂里一个部门的管理员，和他最初的工作职位一样。但原来的称谓却没有了；于是，他开始虐待工人，工人也十分厌恶他，他变得对东部很不满，认为其样样都不如中西部好，他并不把降职归罪于环境变化或工业衰退，而认为是有人在同他捣鬼，懊悔自己不该“到东部来”。换一句话说，他反复思考的假设，以前是依据事实且有效的，现在完全“脱离了轨道”。他太沉溺于对于自己处境的思考，把不如意的事归因于这个有意同他作对的世界，恰巧同珍妮特的那个病人表现得一致。现在的工业环境里，这种情况是可以挽救的，而且据我所知，有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已正在进行这种心理干预工作。这些社会工作者受过专业的训练，知道如何倾听对方的诉说而不加评论（特别是不加以批评，不懂情感）。让这个不幸的人尽量倾吐，自己则用全部的注意力尽可能地从对方的观点上去理解对方所说的内容。这是个简单的技术，但在工厂管理上却有着惊人的效果。我们曾看见过许多人，很明显心理不正常，经过了几次这样的谈话，有时要好多次，根据需要而定，当他们回到工作中时，他们表示已经将这些问题“谈掉了”。有些人对于现实的判断能力似乎也从此恢复正常了。

另外有一种工业化现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它迫切需要细致的观察。科学的进步和经营组织的变动通常表现为工业方法上的改变，因而可能淘汰许多行业或职业，而这些行业或职业常常是一个家庭世世代代的生活依靠。宾夕法尼亚西部的锡业工厂里有很多“滚轴工长”都是从威尔士招来的。在宾夕法尼亚工作多年之后，他们富裕了，买了房子，在当地社会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声望。很突然地，在10年前的经济衰退发生之后，制造锡版的方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人，很多已人到中年，失业了，无法维持他们和家庭也已习惯了的生活方式。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作为过去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他们无法轻易地转化为变革型态度。事业状态持续着，储蓄也花光了，生活十分艰苦。他们对自己和对社会的态度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信心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形有些类似促使德国人把希特勒捧为救世主时的欧洲的情形。

我提到的这些事实，并非表明我主张限制科学进步、技术改良，或是小程度地改变工业技术。相反，我完全赞成技术改良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是，如果我们处理技术的能力在工作方法上取得了突然且剧烈的变化，我们必须发展能适应这些变化的人际交往能力，使我们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去有效地适应社会改革带来的环境变化。我们无法一脚踏在20世纪，另一脚踏在18世纪而实现生存和繁荣。在过去的100年里，文明社会已完全改变了它的基本假设。18世纪的人类社会，在这方面也包括19世纪，以某种学徒制的形式来训练青年们经济和社会职务处理能力，而现在，这种特定传统生活中“养成”的处理问题的能力和与人合作的能力，在现代社会里已经不再适用了。从经验中获得的知识，以及它所引导的对人和物的处理能力，在现在和过去都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在已定型的社会里应侧重定型了的能力，而我们现在着重于适应性的能力。我们这些在维多利亚时代出生的人会记得当时对“定型社会”是如何的重视；对现在和将来来说，如果我们还能生存下去，“有适应力的社会”将是大家的理想。

宾夕法尼亚锡业工厂里的技工被夹在两块磨石之间。他们受过为定型社会服务的技能训练，却生活在一个强调适应力的社会里。这个事实并不一定解释为他们处在绝望的境地。的确，战争需要的紧急状态已经引发了研究热潮，想使这个国家通过快速增加技术工人的数量来供应那些劳力需求，无论是这个国家还是其他国家，我们从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工业组织的上层已经快速且明智地开始关注在工业内部训练工人，使他们能忠诚且有效地对紧急需求做出应对。这并不仅限于男人；战时，在英国以及这里，以前在美容院、饭店和家里，女性劳动力能够成功地担负过去被认为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或只有男人才能担任的工作。确信无疑的是，如果没有我上面提及的上层的明智关注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有效的结果。但值得指明的是，在习得新处理技术的能力方面，这个社会的工人们从来没有使我们失望过。打字机、汽车、飞机的出现，表明任何地方的人民都不缺乏学习这些新技术的一般能力。就这个例子来讲，被撤销的锡业工厂的工人如何适应问题，真的并不像它乍一看那样棘手。但是，除非我们能清楚地陈述社会结构巨大变迁引发的社会后果，同时，那些对此负责的人能有足够强的理解和处理能力，针对这些问题才会形成有效的解决办法，这样社会不满情绪才不会与日俱增。

六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高级行政官员在这些日子里，已担负起训练工人新工作技能的职责；同样能清楚地看到，还没有人担负起训练他们新的处理人际关系能力的职责。在大学里，那些畏缩的空谈家还是认为这种职责，特别是社会职责，是十分可怕的。任何不敢担负这种职责的团体是否具备与其名义相符的技能，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医生对病人是负责的，化学家对他所涉及的方法是负责的。因此，在一系列科学研究中，虽然失败的百分比可能高过成就，但我们可以看到，担负起这一种或那一种职责是必然同发展有用的技能相伴而行的。在文学上，在辩论里以及在不受控制的逻辑发展中，优势所谓的技巧是不能同这里所说的处理事物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相提并论的。1000多年来，存在于这方面研究中的主要争论一直在引用权威名言的方法中绕圈子，很少取材于生活实际。当前政治学的课本依旧满篇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及其他作家书的摘录。化学家怎会去摘录特莱斯和炼金术师们的旧话呢？他们的论证来自于根据自己实验获得的技术和能力。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似乎并没有在一定时间一定场合中直接表现出的一项有用的技能。我认为，除非他们确实去研究了在一些特定情况中发生的事情——个人的或团体的，他们才会具备这种能力。一个善于打桥牌的人并不只是在事后讨论怎样打，而是接受输赢。对于一个新手来讲，讨论固然重要，如果他确实准备上场打牌的话。社会学将永远是科学中的辛德瑞拉，直到她穿上水晶鞋，踏上冒险的旅程。

但是，没有什么人能够瞧不起可怜的辛德瑞拉，尤其是所有的王子和政治家们。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的成就是很大的；但正因为这些成就太大才导致整个社会失衡。直到社会学和心理学在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上有了谦虚且踏实的发展之后，我们才能免于继续看到这种技术的发展引发社会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局面。

如果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即我们获得人与人之间合作的能力）能同我们处理技术的能力并驾齐驱，欧洲战争将不会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