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李鸿章传·濮兰德（3）

这些人的根基太深，在他们的坚持不懈里牵扯的利益过于重大，任何个人领袖与传道者的命令和榜样都无法让他们受到影响。李鸿章尽管一生业绩累累，大权在握，但他对政治改革的主张犹如从荒野中传来的哭喊，他是明白这一点的。在很多方面，他是这个社会正常而自然的产物，所以他不可能去重塑这个社会。

李鸿章在慈禧太后于1900年逃离京城后呈上的奏折里，恰如他40年前的奏折一样，清楚地反映出他懂得威胁着中国的危险不仅来自外国人的侵略之心而且还来自国人的心理惰性。在批判他的事业成功与否时，我们应牢记这个事实，同时也要记住他毕生的事业不仅是要防止欧洲人和日本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同时也在努力教育国人清醒地认识种种新生力量，这些力量必定将把他们排外的傲慢连根拔起。

在进一步探究李鸿章的事业之前，我们需要注意这样一种现象，即他在处理对外事务时所具有的敏锐开阔的视野和勇气，往往被他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贪污受贿与裙带作风所中和了。就这些事情而言，他仍是先人的典型产物。在他整个积极进取的政治生涯中，中国这条腐败老龙的足迹随处可见。

在40年里，他不知劳累，以不倦的努力地想出权宜之计，奔波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事务里，对充耳不闻的听众们大胆告知中国不设防状态的原因和后果；在那些年代里，他决不试图，也不通过命令或范例去查询官僚阶层固有的不诚实作风以及中国衰弱的主要根源。相反，他所有的进步性的教育和行政改革措施、提出的改善国家防御的广泛计划、名下的许多工商企业，都因挪用公款和贪婪的不劳而获弄得臭名昭著。在这些方面，他的国民们从来没有严厉地批评过他，因为当时公共服务中的贪污和贿赂现象是得到承认的既定事物秩序的一部分；相反，他的事业和权威虽令人敬仰，却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用高明手段聚集和增加的巨大财富。

李鸿章在公务生活中的两个对手，一个是经久磨炼的军人左宗棠，一个是南京总督刘坤一，他们是少有的正直诚实之人，两者都身居高位，生于贫寒之中，死也两袖清风；但李鸿章成功的事业，使得他成为了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的杰出者。

有关这些事实，以及李鸿章自己曾坦言的中国政治中钱包鼓鼓的品德，我们都有必要如实说明。我们承认李鸿章是19世纪的缔造者之一，并对其事业做出如此的评判，但读者最好一开始就接受这个事实，即他对同代人及其继任者，以及当代的中国官员们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影响绝不会有助于道德的提升。既然他在这个程度上以自己为例认可了官僚阶层自私的个人主义和不诚实的作风，既然他未能在公务中灌输较高的标准，那么他就应该受到谴责，而且他的影响也是恶劣的。

从李鸿章1860年到1896年官宦生涯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从甲午中日战争直到他去世（1901）为止，他与俄国的亲密关系不仅是为了促进中俄之间的交往，还是为了满足他不太合法的个人目的。他在长期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与慈禧太后的亲密关系，以及慈禧太后在他“时运不济，遭众人唾弃”之时给予的支持，主要归因于他超群的能力和对皇室坚定不移的忠诚；但是毫无疑问，他和慈禧太后的关系受到了臭名昭著的大太监李莲英的影响和维护，李鸿章与后者至死都保持着亲密的、经不起严格审查的金钱关系。中国在过去30年里所遭受的羞辱和欺凌，可以中肯地归因于大规模的有组织腐败现象，而李莲英是其中主要的煽动者与受惠人。

从洋务运动直到这个无助的王朝于1911年垮台为止，欧洲人从中国改革派那里得知，也相信国家的腐败就是一个魔鬼，随着这些异族满洲统治者的下台，必须被迅速清除掉。孙逸仙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和伍廷芳这一类机会主义者在其共和宣言中毫不犹豫地向世界宣称到：“清王朝愚昧的思想及野蛮的倾向使中国沦落到屈辱的地步。”

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改革派心里非常清楚：官僚们的贪污是汉人的传统，并非满人所有；早在默默无闻的满人崛起之前，这个传统已经盛行很久了。光绪帝未能实现他那生气盎然但不切实际的国家改革，那么他的道路上无法跨越的最大障碍就是李鸿章这类官僚们的既定阶级利益，而非满人的保守主义或种种特权。我们应该牢记这个事实，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实际状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官僚传统在短命的共和议会与命运不济的袁世凯政权之下都未消亡的原因。

满人离开了，但官僚传统留下了。袁世凯和想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人们所实践的治国之术，与李鸿章采取的治国之术十分相同。的确，只要记住袁世凯与“共和国”的许多高官们仰视着李鸿章，把他当成保护人、庇护人和榜样，向他学习改良官僚财政的许多妙招，而这些招数大体上是中国当时需求和外债所致的结果，那么可以公允地讲，在很多方面北京现存的险境是李鸿章的直接遗传。

如果考察一下袁世凯的中央集权政策的性质与效果，我们的结论会变得非常明显。袁世凯在国民党与改革派于1913年垮台后集中了所有的力量推行了这种中央集权政策，从而成功地重建并加强了因革命骚动而解体的财政机器。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有一个重要主张，这个主张也许比他处理外交事务还要重要，即他十分清楚在有效的中央当局领导下改革财政的必要性，并把它当作适当的军事准备与海军防御的前提。

如果说李鸿章在事业的某些阶段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有时候甚至支持省级自治的原则（如同舍纳德·阿思本舰队的事件一样），这仅仅说明了他所属阶级的既定利益以及官僚保守主义压在他头上的固定负重，是无论多么伟大的一个人都无望以正面的攻击来克服的。有关这个问题，与其他许多问题一样，李鸿章的才能在于他采取了“中庸之道”，不仅为他明知必须为之的事情而奋斗，而且还承认那些他必须当作权宜之计而被迫接受的事物。

为了实现外交目标，为了逃避外国公使的要求，为了把这些人的脑子弄糊涂，李鸿章毫无疑问赞成并老练地遵守传统，把权力下放给省级责任者；但同时他充分意识到中国必须通过行政改革重组自身，巩固自身，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增强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权威并实行集权化之后方可实现。

只要适合自己的目标，李鸿章同慈禧太后一样，为了欺瞒外国人会在庄严的条约中声明其有决心也有能力去重新调整诸多不满之处，并启动所有改革；但不止一次的是，他在坦率的，显然真诚的时刻里，向与他交情不错的外国人承认，只要各省仍保留自治的法律，那么无论在行政、财政还是国防方面，都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就中国的内政而言，李鸿章在之后的日子里开始相信，只有以某种宪法程序作为调节器，中央集权的独裁才能在面对外部的分裂影响的威胁时使国家团结在一起；他主张的各个方面的改革全都指向以上这个结论。事实上，为了让中国人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央集权已成为必需之物。1895年签署屈辱的《马关条约》回国之后，晚年中的李鸿章以悲痛的心情又一次回味了这些真理；这些真理从1898年迅速发展的广东革命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看来，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李鸿章得到了教训，但都太迟了，但他的门生和继承人、既身为总督又做皇帝梦的袁世凯，却没有错过这个教训，他为财政集权化所做的努力可谓坚持不懈，尽管总体上不太成功。在诸多方面，这两个天赋很高的男人比他们同代人更为聪慧，但没有一个人有能力通过劝诫和树立榜样来突然改变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性格与习惯。

在很多方面，他们经常通过事业与行为证明了自己的返祖力量，这个力量之强大远在他们的政治才能之上。他们的智慧感知到了省级自治的危险性，但他们的社会本能，他们继承而来的阶级偏见，都让他们遵守常规。我们从外部有利的角度来考察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应该尽可能地认可这些根深蒂固的倾向，这些倾向和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标准差之千里、迥然不同；而且，在评估李鸿章的成败时，我们该如同目前所做一样将他视为一种十分僵化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如果打个比方，我们可能要谴责他在这些本能上的倾向性，以及有时引导他反对自己见解（即作为基础性国家改革的集权化的必要性）的阶级偏见，那么我们不该忘记省级自治在漫长的岁月里已被证明为一种成功政策，能够满足自足而热爱和平的中国人的需要与天赋，这种政策本可以继续完成他们的目标，如果不是西方的剧烈影响改变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平衡的话。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陷入了危险之地的主要原因就是西方的商业和军事力量突然入侵了中国的隐世之态。从这个角度说，李鸿章的生活清晰地显示成一个为绝望的机会而进行的英勇却徒劳的斗争；他明知这种社会与政体毫无防御，注定消亡，却仍坚定不移地信仰其道德优越性，因此，这种徒劳的斗争更让人可悲可叹。

已故的亚历山大·密吉先生也许是最有才华的观察家，也是现代中国历史最精准的记录者。他以此立场探讨李鸿章的毕生事业时，建议我们考虑如下问题：为何像李鸿章这样具有务实头脑的人，会把毕生精力放在追求不可能获得的成果上面？为何在一个智者云集的国度里，这个任务竟然会几乎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中国人”，他指出，“绝对不是傻瓜，若我们发现在国家事务中他们没有展现比小孩堆建沙堡更大的智慧，那么自然而然的结论是，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对他们面临的问题存在误解之处。然而如果我们把中国人归属为道德力量的世界，那么他们对属于物质力量世界的一切所产生的误解不仅是可以解释的，而且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双方都没有达成共识，哪怕妥协也不存在，而且其中一方肯定会永远误解另一方”。

李鸿章把时间都花在了寻找良方上，他希望能靠此良方来达成不可能达成的妥协。如果他今天仍然在世，他的聪慧一定会发现，在当前欧洲物质文明所取得的惊人成果中，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信念，这些信念能够为中国人坚持古老信仰和国家体制的家长作风作辩护。

李鸿章与欧洲人交往的漫长而麻烦重重的岁月里，我们发现他经常自问，并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获得了全世界的杀人机器而丢掉了自己的灵魂，那么它得到了什么好处？甚至在他1896年游历欧美感到吃惊、感叹壮观时，他那成熟的判断力引导他得出一个真诚的结论，即虽然中国在物质方面蒙羞了，与“外来蛮夷”进化的所有成果相比，中华文明却构建了一个更为合理、更为人性化的生活哲学。他的这个判断，是在比较观察的基础上形成的，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信念保持了一致，这个信念是天生而来的，且坚定不移。

李鸿章对西方机械科学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但在此背后，隐藏着他的一种不可战胜的信念，即相信天朝的那一套道德哲学，这套哲学经受得了时间考验，从未被战胜过，以后也不会被战胜，这是一种不好斗的文明，比希腊、罗马的文明更为稳定。李鸿章怀有的正是这样的信念，这个信念比引导他采取西方科学的任何冲动都要强烈。

任何对李鸿章生活的记载，如果没有考虑到上述事实，就会产生误导。他在努力寻求不可能的妥协时购买了许多舰船和枪炮；但直到晚年，他那更为私密的文字反映了：他的基本信念还是深深根植于先贤们的经典之中。

为了对这个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的毕生事业进行批判性的研究，欧洲传记家的任务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在中国还未出现过有关其生平事迹的精确记录。从他给皇帝的奏折、诏书和国家批文中收集到的稀疏信息，或多或少由于中国官方记载“制造历史”的倾向而降低了可信度，宁愿舍弃对真实事件的真实记录也要采取这种做法，是因为这样能够歌颂统治者和其子孙。他们让王朝的历史记载迎合官方对理想世界的想象，而与现实中的世界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

主要由作家组成的清王朝媒体，在讨论公共事务时同样喜欢虚伪行事，只提供少量的材料以便应付检验或补充官方记载。当慈禧太后“为求历史精确”而从王朝历史中删掉给义和团的诏书时，她的行事与天朝“议事情录”的编辑一向吻合，恐怕李鸿章的官方传记也会遵守这种小心谨慎的作假经典传统。

从日记和学者们私底下流通的记叙中，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有趣而且还相当准确，但还是缺少美国编辑们所谓的“人性趣味”。1901年上海的一份报纸发表了李鸿章传记，既没有致力于分析他治国之术背后的基本动机，也没有发现他事业成功的秘诀；而且有关他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该文很少或根本没有涉及到。因此，要对李鸿章的事业从整体上进行批评考察，大多数信息只能从欧洲观察家的著作中获取。由于对中国语言和习俗的肤浅认识以及过于倚重官方文献，这些作品中记载的一些事实和结论难免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