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拥抱战败(2)

解散财阀

在“土地改革”大张旗鼓进行的同时，对日本商业影响更大的另一项举措也在积极展开。这就是消灭垄断财阀，打破一家公司对一个行业的控制。当时，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为美国的救世主们提出了要求：“改变使日本产生战争意愿的现存经济和社会体系，以使战争意愿不再继续。”

1945年11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开始实施这项策略，向大财阀们开炮，强烈要求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解散、放弃他们已有的商业帝国。当时日本有几个庞大无比的财阀：住友、三井、安田和三菱，它们命运的走向决定着日本经济的未来。

当时驻扎日本的盟军司令部认为，强制要求日本解散财阀有悖于民主观念，所以，麦克阿瑟将军向大藏省表示，要求财阀们自行解散，各自分崩离析。

于是，刚刚从战争的洗礼中挺过来的财阀们又面临着新的危机。针对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提出的解散财阀策略，不同的家族领导人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最先表示同意自行解散的是安田财阀。当时，安田财阀的总掌门是安田一，他是创始人安田善次郎的亲孙子。在短暂的调整之后，安田家族的人全部退出公司管理层，同时，安田直接控股的公司也宣布脱离安田的管理。10月，安田保善社正式宣布，安田财阀解散。

安田一在《解散宣言》上说：“战败后的日本，应当摒弃一切的私情，大家应当以一致的步调，向创造新生日本而迈进。”

从安田善次郎创业到安田财阀的解散，整整经历了60年。

安田一虽然解散了财阀，但他的行动依然受到美国的控制，每隔个把月，他都要向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汇报自己的生活支出。美国人对财务核算得很精细，总是能挑出他的毛病来，比如电话打太多了，浪费严重。

安田一非常无奈，他告诉美国人，自己的岳父岳母都住在外地，电话费自然会很高了。但抑郁难当的安田一内心深处并非死灰一片，他期待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财阀还能闪耀新的光辉。

三菱财阀从一开始就蔑视美国占领军的政策，他的掌门人岩崎小弥太决定跟美国死磕到底，绝不解散三菱财阀。

岩崎小弥太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他作为一个企业家，一直反对战争。当日本“偷袭珍珠港”取得胜利的时候，当全体国民沉浸在野心膨胀的巨大喜悦中的时候，岩崎小弥太在日记中写道：“真是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当年的圣诞节，他指着桌子上的火鸡说：“以后，这些火鸡都会成为美国人的食品。”

在战争过程中，军部一直强迫三菱财团提供木材物资，岩崎小弥太告诉自己的下属：“他们要就给他们，咱们现在不砍树，以后也会被美国的飞机轰炸得精光。”

换句话说，虽然三菱财团也介入了战争，可是在那样的时代，作为一个商人，为了保全企业，别无他法。

后来，战争结束了；再后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来了。岩崎小弥太的痛苦也在日益加深，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企业可能将遭遇创立以来最惨烈的命运。

那场百分之百可以称之为浩劫的战争，到底谁是真正的罪人？是被愚弄的民众吗？是苟且偷生的企业吗？是下层的农民、军人和工人吗？当然不是，真正的罪犯是贵族、军部和日本庞大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家们。

所以，当美国人要求三菱解散的时候，岩崎小弥太回应说：“三菱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国家的事情，也从来没有跟军部有过勾结，我们做的就是全力改善国民的生活，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可耻。三菱的股票面向社会募集，很多国民都是我们的股东。所以，我代表的是全体股东的利益，不能背弃股东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不能解散三菱。”

应该说，岩崎小弥太在四大财阀里是态度最强硬，也是唯一一个敢公开跟盟军叫板的人。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非常愤怒，他们公开发表文章，督促三菱尽快解散，但都被岩崎小弥太拒绝了。最后，大藏省大臣涩泽敬三亲自做说客，希望三菱能自行解散。岩崎小弥太当时身体不太好，他躺在病榻上说：“自行解散是不行的，除非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强令我们解散。如果是强令的话，也希望能让一般股东再分一次红利。”

涩泽敬三答应他们努力试试。其实，涩泽敬三及当时的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都跟岩崎小弥太有亲戚关系，血浓于水。他们也是发自内心地希望三菱能有个美好的未来，才希望三菱财团能审时度势，能屈能伸。

但岩崎小弥太还是不为所动，坚持认为，只有给所有股东都发了红利，他才考虑是否解散公司。

美国人的耐心消耗殆尽，他们立刻成立了一个叫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的组织，专门负责解散四大财阀。很快，这个机构发布了解散财阀的命令：四大财阀停止对控股公司的一切所有权；家族人员必须退离自己的职位；控股公司的董事立即下课；各个财阀都不能再对下属行业行使控制权。

这项严厉的措施再也不是停留在自行解散的逻辑之内了，深受打击的岩崎小弥太住进了医院。而三菱公司召开了最后一次董事会，宣布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命令。

1945年12月2日深夜，岩崎小弥太因为大动脉出血身亡，享年67岁。他死前内心一定很痛苦，因为他看到的是日本战败后的满目疮痍，当然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家族企业走到了尽头。

在岩崎小弥太去世的半年后，三菱把旗下所有的事业都移交给了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这个不可一世的大财阀暂时停止了呼吸。不过，它没有就此消亡，而是等待着复兴的那一天。

日本有句古话我深以为然：“寒门出孝子，国破见忠臣。”很多人以为，在日本明治维新的上升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企业家才是商界奇才、真英雄，但我纵观日本400年商业脉络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那些在历史转折点上，披荆斩棘，以豪迈的雄心、不屈的动力和果敢的力量继续前进的企业家，才是值得我们佩服的人。

因为，在大形势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一个企业最优质的特点，就好比患难见真情一样，企业只有在生死存亡之际，才会表现出自己真正的特质。

从商业层面来看，美国占领者对它的最大的冲击，无疑是解散了掌控日本400年商业版图的财阀体制。

四大财阀的表现各异，也充分体现了大时代背景下不同的企业生态。

三井家族认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解体政策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时过境迁后，自然能重整江山待后生。于是三井派出三井本社的首席常务理事住井辰男与美国人斡旋，并告诉美国人，在战争过程中，三井没提供多少军用物资，一直以良民企业而自我要求，而且，三井现在愿意交出家族掌控的股份，向社会公开，变成一家社会型企业。

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根本不听他们的提议，而是粗暴地回复说：“解散财阀是唯一的途径，赶紧解散才是正确的选择。”还威胁说，“现在日本有好几百万人吃不上饭，如果你们不解散财阀，我们就拒绝提供援助。”

最后，他们还充满讽刺地说：“我们不允许三井家族过着比难民更好的生活！”

有着400多年悠久历史、经历过无数次大风浪的住友家族，也难逃厄运。古田俊之助是住友的总理事，早年在住友家族做技术工作，因为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所以被员工起外号叫做“坦克”。

“坦克”的职业生涯一路顺遂，很快成为住友家族的大当家。

当天皇宣布投降的时候，古田俊之助依然保持了冷静的内心，他明白，自己必须要保住住友家族一贯的形象和生意。

当时，社会的传闻是，像住友这样的大财阀很有可能被美国人宣布为战犯，连古田俊之助也难逃战犯的恶名。

古田俊之助没有被传闻吓倒，他告诫自己的属下，“如何以不让后世耻笑的方式，维持住友家的安泰”是目前所有员工的第一要务。

古田俊之助之所以如此镇静，是因为在那个混乱而黑暗的时代，企业如何保住命脉的关键，在于它们和美国占领者之间的关系。三井一直蔑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并且极端自信地以为美国人不会解散财阀。而住友却知道，美国人才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所以，当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一成立，住友家族的很多骨干就自告奋勇，成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在经济方面的专家顾问。

这些专家反馈给古田俊之助的信息是，美国人要解散财阀是没商量的，千万别像三井那样一厢情愿地以为这件事情还能缓和，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完成解散。

这里需要提到一个细节，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当时的想法还是比较简单，他们观察到，三井、住友这些大财阀的下属企业都以三井、住友命名；于是，他们认为，解散财阀就是让这些企业改名更姓，斩断它们和企业家之间的股份关系。

于是，古田俊之助打算打个擦边球。

他以最快的速度让住友旗下所有的公司改名称，同时，古田俊之助让所有主要领导人全部离职，不留任何余地。

而古田俊之助自己也在料理完这些公司的后事之后，选择了辞职。在辞职演说中，他为住友财团规划了新的发展方向：“今后住友旗下的所有公司应朝着企业集团化的方向发展，因为这与住友的未来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美国人不知道的是，古田俊之助还是让住友旗下的公司保持了无法割裂的关系，将它们永远捆绑在一起。保持这种关系的利器叫“社长会”，后来改名为“白水会”。

这是一个定期举办的会议，由住友本社的社长主持，参加会议的人都是各个事业、企业的社长，他们聚集在一起，商议下一步集团整体的战略方向，研究经营重点，彼此协调经营范围，等等。

古田俊之助在第一次社长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各事业的经营者应当聚集在一起、团结在一起，以防止组织的老化，使得现在的住友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

在那之后，住友财阀的确凭借着这种独特的例会，让自己的组织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而这种例会又是美国人所不了解的，他们以为，当一家公司与另一家公司没有股权关系之后，它们之间就不再有任何牵连了，而实际上绝对不是这样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住友财阀凭借着血缘、姻亲关系，依然聚合在一起，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事业范围。至今，他们旗下的公司早就遍布世界，生生不息。

伴随着财阀解散的消亡，新的革新力量也在慢慢崛起。当时世界格局错综复杂，东西对立，战争依然一触即发。美国人要做的是扼杀战争的经济根源，但绝不是让日本的经济陷入死亡循环。

在四大财阀接连被解散之后，日本产业界的各大企业家也深感岌岌可危，他们同样看不到明天和未来。但企业家应该做的是什么呢？至少在危机的时刻，他们应该站出来，告诉自己的员工，要相信未来。

在事情发生了60多年之后，我们重新回望历史会发现，在那个异常艰苦的年代里，依然有很多人超越了战败的阴霾和绝望的压迫，剥离掉笼罩在窗口的阴云，让阳光照射进自己的心灵，他们聆听着天皇沙哑的声音，开始思考，该如何更好地生活下去。

人类总是如此，被大灾难击倒，再从废墟中艰难地爬起来。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坚韧不拔、心如磐石，而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对于日本人特别是对于日本商人来说，美国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并不陌生。当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明治维新”运动也是在精英阶层的推进之下有序进行的，工业化、民主化、富国强兵、消灭割据和武士，这些过往的思想冲击在那个年代虽然也遭遇了抵抗，但最终都坚决地贯彻了下来。日本和德国的民族性有许多雷同，比如，他们都不太笃信民主，认为民主是效率低下的恶草，他们迷恋专制、集权、高效率。而对于二战后失败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在美国独裁统治下，接受新鲜事物的意识更强烈，也更顺畅。

所以，当美国人通过独裁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化、经济改革的时候，日本人并没有感到陌生和无所适从，他们甚至张开臂膀，拥抱战败和新生。

比如，美军在日本的驻扎并没有引起社会的恐慌，反而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很多中小企业做起了满足美国军人欲望的生意。比如有家小公司，之前一直为日军生产军用的镜头，等美国人来了之后，这家公司立刻开始转而销售迷你照相机，并大获好评。另一家公司一直给日本空军提供飞机设计图纸，现在，他们开始给美国人设计摩托车。在日本战败的一年后，国内诞生了400多家专门生产口香糖的公司，因为那是美国人的最爱。

这种军用企业向民用公司的转变完全是企业的自发行为，它们在面临战败的时候，迅速转型，忘记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使命，开始喜悦万分地从过去走向未来。

客观地说，小公司的转型还比较容易；可是大财阀和大企业就要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艰难，它们必须迅速解散，但还要保持家族企业的延续；它们必须听命于美国的经济政策，还要实现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