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荆公之时代（下）(1)
荆公所处之时势，虽极艰巨，然以其不世出之才，遭遇大有为之主，其于拨乱世反诸正也，宜若反手然。顾其成就不能如其所期者，何也？则朋党累之也。宋之党祸，盛于荆公以后，而实远滥觞于荆公以前，是不可不追论之。政党之为物，产于政治进化之后。国之有政党，非其可吊者，而其可庆者也。虽然，有界说焉：一曰，政党惟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而与专制政体不相容。二曰，为政党者，既宜具结党之实，而尤不宜讳结党之名。三曰，其所辨争者，当专在政治问题，而宫廷问题及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皆不容杂入其间（此不过略举其概，未能备列，因非作政党论故也）。若宋之所谓党，举未足以语于是也，吾故不能许以政党，仍其旧名曰朋党而已。中国前此之党祸，若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后此之党祸，若明之东林、复社，皆可谓之以小人陷君子。惟宋不然，其性质复杂而极不分明，无智愚贤不肖而悉自投于蜩螗沸羹之中。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以意气相竞而已。
推原宋代朋党所以特盛之故，一由于右文而贱武，二由中央集权太过其度。宋祖之政策，既务摧抑其臣，使不得以武功自见，怀才抱能之士，势不得尽趋于从政之一途。而兵权财权，悉集中央，牧民之司，方面之寄，以为左迁贬谪，或耆臣优养之地，非如汉之郡国守相，得行其志以有所树立，且严其考成黜陟，使人知所濯磨也。是故秀异之士，欲立功名者，群走集于京师。而彼其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余地也，所得与于国政者，二三宰执而已。其次则少数之馆职台谏，为宰执升进之阶者也。夫以一国之大，人才之众，而惟此极少极狭之位置，可以为树立功名之凭藉，则其相率而争之，亦固其所。故有宋一代之历史，谓之争夺政权之历史可也，——不肖者固争焉以营其私，即贤者亦争焉以行其志。争之既急，意气自出乎其间，彼此自诋，而以朋党之名加人，于是党祸遂与宋相终始矣。
宋朋党之祸，虽极于元祐、绍圣以后，而实滥觞于仁英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吕之争，其张之者则英宗时之濮议也。初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夷简去，仲淹相，石介作诗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而孙沔读介诗曰：“祸自此始矣。”仲淹相数月，史称其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以上皆录《宋史》范传语）反对党乘之，尽力攻击，而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罢。王拱辰昌言曰：“吾一网打尽矣。”其气焰与石介之诗，若出一吻。后世论史者，莫不右仲淹而抑夷简。夫仲淹之规模宏远，以天下为己任，诚非夷简辈所能望。然夷简亦不过一庸材贪恋大位者耳，若指为奸邪，则宋百年来之宰相，若夷简者比比皆是，宁得尽曰奸邪乎？况当时党夷简以攻仲淹之人，亦多有后世所目为君子者，则又何也？要之，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自庆历时而已然矣。此风既开，至英宗治平间而有濮议之一大公案。
濮议者何？仁宗崩，无子，以兄濮安懿王之子为后，是为英宗。英宗治平二年，议追尊濮王典礼，廷臣分党相哄，汹汹若待大敌。朋党之祸，于兹极烈。台谏至相率请斩韩琦、欧阳以谢先帝，驯至因公事以诋及私德，遂有诬欧阳修以帷薄隐慝之事。而当时以濮议被攻者，如韩欧之徒，固后世所称君子人者也；其以濮议攻人者，如吕诲、范纯仁之徒，又后世所称君子人者也。宋世朋党之真相，于兹毕见。此事虽若与荆公新法之哄争无与，然其现象极相类，且前此首攻濮议之人，即为后此首攻新法之人，吾故不避枝蔓之诮，取欧阳公濮议原文全录之，以见当时所谓士大夫者，其风气若是，而知后此荆公之地位，一如韩欧；而新法之公案，亦一濮议而已。
（附）欧阳修濮议：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庆于天下，群臣并进爵秩，恩泽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诸王，亦已加封赠，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书以为不可与诸王一例，乃奏请下有司议合行典礼，有旨宜俟服除，其议遂格。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释服，乃下其奏两制，杂学士待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圭等议濮安懿王高官大爵极其尊荣而已，中书以为赠官及改封大国，当降制行册命，而制册有式，制则当曰“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其册则当曰“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而濮王于上父子也，未审制册称为何亲及名与不名，乃再下其议，而圭等请称“皇伯”而不名。中书据《仪礼·丧服记》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又据开元开宝礼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为所后父斩衰三年。”
是所后所生皆称父母。而古今典礼，皆无改称“皇伯”之文，又历检前世以藩侯入继大统之君，不幸多当衰乱之世，不可以为法，唯汉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称其父为“皇考”，而“皇伯”之称，既非典礼，出于无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礼及汉孝宣光武故事，并录皇伯之议，别下三省集官与台官共加详议。未及集议，而皇太后以手书责中书不当称“皇考”，中书具对所以然。而上见皇太后手书，惊骇，遽降手诏罢议，而追崇之礼亦寢。后数日，礼官范镇等坚请必行皇伯之议。其奏留中，已而台官亦各有论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决意罢议，故凡言者一切留中。上圣性聪睿英果，烛理至明，待遇臣下，礼极谦恭，然而不为姑息。台官所论濮园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从者又多寢而不行，台官由此积忿出怨言，并怒中书不为施行。中书亦尝奏云，近日台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谓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为拒谏之主，乞略与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当以至公待天下，若台官所言可行，当即尽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难行，岂当应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强行之，岂不害事耶？”中书以上语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请。上仍问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韩琦已下相顾曰：“实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