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叙论(1)

国史氏曰：甚矣，知人论世之不易易也。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泰西乡原之史家，其论克林威尔也，曰乱臣、曰贼子、曰奸险、曰凶残、曰迷信、曰发狂、曰专制者、曰伪善者，万喙同声，牢不可破者殆百年，顾及今而是非大白矣。英国国会先哲画像数百通，其裒然首座者，则克林威尔也。而我国民之于荆公则何如？吠影吠声以丑诋之，举无以异于元祐绍兴之时。其有誉之者，不过赏其文辞；稍进者，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于其事业之宏远而伟大，莫或见及，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璞之霾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曾文正谓宋儒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呜呼！岂惟宋儒？盖此毒深中于社会，迄今而日加甚焉。孟子恶求全之毁。求全云者，于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云尔，然且恶之，从未有尽没其善而虚构无何有之恶以相诬蔑者，其有之，则自宋儒之诋荆公始也。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其于荆公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遂养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而举世以学乡原相劝勉。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长恸也。

吾今欲为荆公作传，而有最窘余者一事焉，曰：《宋史》之不足信是也。《宋史》之不足信，非吾一人私言，有先我言之者数君子焉。数君子者，其于荆公可谓空谷之足音，而其言宜若可以取信于天下，又孟子所谓污不至阿其所好者也，今首录之以志窃比之诚。

陆象山先生（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曰：

（前略）昭陵之日，使还献书，指陈时事，剖悉弊端，枝叶扶疏，往往切当。公畴昔之学问，熙宁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公之得君，可谓专矣。新法之议，举朝讙哗，行之未几，天下恟恟。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忠朴屏伏，佥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所贵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书其事，是非善恶，靡不毕见；劝惩鉴戒，后世所赖。抑扬损益，以附己好恶，用失情实，小人得以借口而激怒，岂所望于君子哉？（中略）近世学者，雷同一律，发言盈廷，又岂善学前辈者哉？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邱墟，乡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常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隳圮已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其庙貌不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后略）

颜习斋先生（元）《宋史评》曰：

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两河，皆属良法，后多踵行，即当时至元祐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亦讼其法，以为不可尽变，惟青苗均输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窦。然人亦曾考当日之时势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岁创发而卒，神宗言之，惓焉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称帝，此皆臣子所不可与共戴天者也。宋岁输辽夏金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庆吊聘问赂遗近幸又倍，宋何以为国？求其容我为君，宋何以为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举兵则兵不足，欲足兵饷又不足，荆公为此，岂得已哉？譬之仇雠，戕吾父兄，吾急与之讼，遂至数责家赀，而岂得已哉？宋人苟安已久，闻北风而战栗，于是墙堵而进，与荆公为难，极诟之曰奸曰邪，并不与之商榷可否，或更有大计焉，惟务使其一事不行立见驱除而后已，而乃独责公以执拗可乎？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而韩琦、富弼等必欲沮坏之，毋乃荆公当念君父之仇，而韩富司马等皆当恝置也乎？矧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敌疑者有七：一抬高丽朝贡，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于西山以制蕃骑，一创团保甲，一筑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颁弓矢新式大作战车，一置河北三十七将，皆宜罢之以释其疑。嗟乎！敌恶吾备则去备，若敌恶吾有首将去首乎？此韩节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计，而史半削之，幸琦误以为罪状遂传耳，则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务诋荆公，陆佃曰：此谤书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党起，又行尽改，然则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荆公者是邪非邪？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搘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