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汉羽林骑军(2)

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冒顿兵围白登山七日，但面对万余汉军却迟迟不敢攻山，可能另有隐情。晁错认为，匈奴有“长技三”，汉军有“长技五”[17]。匈奴的长处是战马能够上山下涧，士卒擅长骑射，吃苦耐劳；汉军的长处是骑兵和车兵的冲击能力强，有严格的队列纪律，擅长肉搏战、下马列阵作战，步弓手和弩手的射程远、精度高。咸阳杨家沟汉墓出土的汉兵马俑表明，禁卫军骑兵坚铠长戟，是执锐冲坚的重骑兵。在正面作战中，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驱散匈奴骑射手。在铜鞮、晋阳、广武、离石、楼烦等地的一系列作战中，汉军连战连捷，打得匈奴连连败退。加之韩王信的叛军迟迟不来汇合，即使匈奴占尽优势，但冒顿对于正面进攻仍迟迟下不了决心。

最终，被围七日之后，利用一个大雾天，禁卫军们架起上了双矢的强弩，突围而走。冒顿并没有追击。此时，汉军主力也已赶到平城，与禁卫军汇合。刘邦终于脱险了。

从战略上看，白登之战展现出汉初国力与军力上的局限。刘邦动员三十万大军与匈奴交战，不可谓兵力不强；汉军士卒冒着严寒大雪，连战连捷，也可谓三军用命；但是匈奴骑兵利用其强大的机动性，不与汉军正面交战，而是用游击战消耗、迟滞汉军，这样，汉军的庞大兵力与劲弩坚甲均无法发挥作用，而庞大兵力带来的巨大消耗反而成为汉军最大的弱点。从高祖到景帝的数十年间，尽管一直在执行和亲政策，但匈奴仍然多次入寇，杀掠汉朝人民。文帝、景帝多次组织军力驱逐匈奴，但匈奴始终避免与汉军主力交战，使汉军耗费巨大的出征只能做到驱逐匈奴，无法对匈奴造成实质性的打击。历史事实证明，战国时代全民皆兵式的庞大军队，已经不再适应全新的时代与全新的战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时代正唱起《大风歌》，时代正需要新的英雄。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年仅十六岁的刘彻继位。景帝留下的帝国，表面上富裕而兴盛，但水面之下却暗流涌动。经过汉初七十年推行黄老之道的无为而治，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已经被压缩到极致。农业税仅为3.3%，商业税也只有3%—6%，郡国甚至民间都有自行铸币的权力。较轻的田租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增强了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经济实力，加速了小农的破产。低商业税的政策导致商人[18]收入丰厚，进一步加强了富裕阶层的经济实力。铸币权的泛滥则进一步损伤了中央集权，造成诸侯贵族普遍强大而中央相对弱小。所以纵观整个文景之治，诸侯王叛乱时有发生。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所发动的七国之乱，叛军总兵力竟达五十万之巨。如果不是刘濞本人指挥技能拙劣，连续犯下不可饶恕的战略错误，这次七国之乱很可能对汉帝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更令有识之士忧虑的是匈奴的不断南犯。高祖至景帝时期，汉王朝一直在执行对匈奴和亲与互市的政策。但是，无论是和亲还是互市，都无法满足匈奴贵族越发贪婪的胃口。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率军入侵上郡，劫掠大量人口牲畜而去。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亲率十四万大军攻向北地郡，一度深入到皇帝避暑的甘泉宫附近，又一次掳掠大量人口而归。景帝中原六年，匈奴突袭雁门郡的汉朝马苑，掠走大量良马，汉军两千人战死……匈奴右贤王跨过黄河河套地区，其进攻出发阵地距离长安仅有七百里地，严重威胁长安的安全。

在此背景下，汉武帝决定废弃黄老之学，采用董仲舒的儒家之学，任用田蚡等青年儒生，强化中央集权，展开了一轮轮改革。通过这些改革，汉武帝削弱诸侯贵族，打击豪强势力，增加中央收入，强化中央权力，汉王朝的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网罗人才，对抗匈奴与旧贵族势力，军事改革尤其是对禁卫军的改革是汉武帝改革中的重要环节。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即位的第三年，他决定在郎卫内部增设一个叫作“期门”的禁卫组织，拉开了军事改革的序幕。

“期门”的意思是殿门，也就是随时等候在殿门外，听候皇帝的调遣。期门主官称为“仆射”。汉武帝喜欢微服出访，身着便衣巡视长安郊县。他在微服出访时自称“平阳侯”，只带少数随从，骑马出行。期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汉武帝微服出行时担任他的便衣侍卫——至少在刚刚建立时是如此规定的。

最早的期门卫士是在郎卫内部选拔的，但汉武帝很快就把期门作为一块特殊的试验田经营起来。他开始在关东、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两河等六郡良家子中，选拔新的期门卫士。这六个郡都距离长安不远，而且历来以出优秀骑兵著称，即所谓“六郡骑士”。汉武帝希望亲自训练期门，培育出一支精锐骑兵。

汉武帝如此行事自有其道理。西汉军事制度继承自战国时期的普遍征兵制，每个适龄青年都要在二十三岁开始服役两年，之后转入预备役。在诸侯王国之间以步兵为主的战争中，这样的兵役制度无疑能够提供庞大的补充兵力。但是，这样的军队却不适应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兵力强大、行动迟缓的步兵集团尽管无坚不摧，但是却无法在北方的广袤原野上抓住行动快捷、来去如风的游牧骑兵。在人口稀少、粮食全靠长途运输的北方草原作战时，庞大兵力所带来的巨大粮食消耗，则成为比敌军更加难以对付的敌人。审视汉王朝前七十年与匈奴交战的历史，汉武帝认为，汉军必须建立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这支骑兵部队不仅能像传统的汉族骑兵那样执锐冲坚，而且能够像匈奴人一样长途奔袭，大漠猎逐。而期门，就将是这支新型骑兵的孵化场与军事学校。

和只需要学习队列、射弩和刺杀等一般性军事技能的义务兵不同，这种新型骑兵不仅需要精通骑射与格斗，还要学会野外生存、照顾马匹、辨向导航、长途追踪等等高级军事技能和指挥技能。因此，期门没有南、北军中严格限定的服役期限。他们长期服役，反复打磨自己的军事技能，成为远超普通士兵的职业战士。为了训练期门骑兵，武帝经常率领他们在野兽出没的山林里骑马射猎，甚至亲自示范与熊等猛兽搏斗。

据说，有一次，武帝率领期门骑兵到长安周边打猎。他们晓伏夜行，在田野之间追逐野猪、狐狸，踩坏了很多庄稼。受害的农民不干了，告到县令那里。县令大怒，说哪儿来的“平阳侯”？八成是哪个京城恶少招摇撞骗来了。于是县令点起手下，把武帝一行人围住不放。骑士们好说歹说，最后不得不拿出皇帝的御物表明身份，县令才把他们放走。

从此以后，武帝也觉得老是这样出去打猎实有扰民的问题。于是，他下令修建上林苑，专门作为期门军骑马射猎与军事训练用地。随着上林苑的建立，期门军的训练走上正轨，很快扩充到一千五百人左右。

羽林孤儿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又在期门之外、光禄勋（原郎中令）属下，新建一支武装力量——建章营骑。建章宫是武帝在长安城外、邻接长安城墙的西侧修建的一座大型离宫，武帝中年以后长期流连于此。建章营骑建立的初衷，就是负责该离宫的警卫。

不久，建章营骑改名羽林军。羽林原本是二十八宿之一，属于北方玄武，在中国的古星象学说中代表军队。羽林军总兵力约两千五百人，羽林军的士卒叫“羽林郎”，首领叫作“羽林令”，副职叫作“羽林丞”。他们全都是汉匈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子弟，因此又号“羽林孤儿”。他们从小在军营中长大，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长大后编入羽林军。他们和期门一样，没有服役时间限制。和主要在微服出巡中护卫皇帝的期门不同，羽林军是武帝正式出巡时的正规仪仗队。他们身着华丽的盔甲，手举用牦牛尾装饰起来的大旗，骑马行进在皇帝车驾之前，为皇帝开路。羽林孤儿是西汉王朝厚待烈士子弟的标志，羽林也由此成为一种延续军事传统与家族荣誉的象征，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和认可。《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羽林军和期门军一样，既是武帝的禁卫，又是特殊的军官学校。

汉匈战争中，禁卫军被大量派上战场。在汉高祖刘邦之后，除了北军之外，由于皇帝不再亲临战场，南军和郎卫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参与战争，但汉武帝扩充禁卫军的目的，就是增强禁军的战斗力，提升与匈奴作战的能力。经过武帝亲自培训和考察，在期门、羽林当中有大量青年军官进入北军等作战部队服役，率领汉军踏入与匈奴决战的战场。即位的第七年，武帝任命原属禁卫军系统的李广为骁骑将军，程不识为车骑将军，令二人率军屯集于北部边寨，开启了用兵北边的序幕。

此后几十年中，汉武帝发动了三次对匈奴的远征和数次较小规模的出征。在这些远征中，期门军和北军都随军出征，并且作为精锐与中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武帝时期远征汉军的组成方式是从期门中抽调军官，从北军中抽调精锐士兵，组成远征军的核心，然后征发陇西、北地等边郡士卒，组成一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军队，交由皇帝亲自任命的将军率领，踏上与匈奴之间的殊死战场。

“将军”这种全新的指挥体系也在汉武帝时期得以成型。在武帝之前，汉军的总指挥是太尉（大司马），是代表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三公”之一。除了朝廷有自己的太尉之外，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太尉，作为自身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汉武帝时期，临时任命的杂号将军成为军事体系中新的宠儿。汉武帝常常把“将军”的称号破格授予一些年轻军官，并授予其率领大军的权力。为了指挥作战，将军将会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指挥、参谋团队，称为“幕府”。“幕府”主要由期门和郎卫中与将军本人交好的年轻人组成。这样，整个“幕府”就成为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团队，为全军注入了昂扬的活力。

因此，这一时期的汉军和文帝、景帝乃至武帝早期持重慎战的汉军相比，在作战风格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彪悍轻捷的精锐骑兵取代坚韧厚重的集团步兵，成为军队中最受重视的部分。在此后的汉匈战争中，汉帝国以少数精锐骑兵通过长距离隐蔽机动直接打击匈奴指挥机关的作战方式，在汉匈战争中连战连捷，立下不世的战功。

在汉匈战争时期，这种斩首战术可以说正好切中匈奴在军事组织上的最大弱点。匈奴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强大的兵力资源，来自匈奴作为奴隶制游牧部落联盟王国所建立的全民皆兵式的民兵制度。匈奴由大量小部落联盟而成，在秦末汉初，这些小部落的首领已经逐渐转化为贵族首领。单于作为全匈奴的国王，自领一支规模最大的部落，可以出动几万兵力，其下有左右贤王至当户的贵族首领，“凡二十四长”，各有几千到一万兵力。作为游牧民族，匈奴每一个男子从小就会骑马射箭，在部落中接受军事训练，并接受贵族的领导，因此随时可以上阵作战，使得总人口只有约两百万人的匈奴可以出动数十万大军。但是，由于游牧民族低下的生产力，绝大部分匈奴士兵的军事装备只有他们的生活用具——粗劣的刀具、弓箭与普通的蒙古马。这让绝大部分匈奴士兵只能作为骑射手参战，即“控弦之士”。但是，大规模骑兵会战的结局通常是由重骑兵决定的。身披坚甲、集群冲锋的重骑兵能够轻而易举地打散敌方骑射手，然后再由己方骑射手将对方逐一围杀、歼灭。

因此，除了“控弦之士”以外，匈奴贵族们都建立有自己的亲卫队伍，即“侍卫之士”。和“控弦之士”不同，“侍卫之士”拥有相对精良的盔甲，骑着来自西域的优良骑乘马，使用金属箭头的弓箭和刀矛等武器。在匈奴的军事体系中，“侍卫之士”起着关键作用。正是匈奴贵族的亲卫队相对于其他牧民的军事优势，使得牧民不得不依附于匈奴贵族生存。在作战中，匈奴的贵族亲卫队首先保证了其指挥机构的安全，其次他们还是匈奴军队战术行动的中坚力量，是匈奴军队中最为核心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