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帝国坚盾:罗马军团(1)
作者/杨英杰
罗马军团代表了西方现存军事技术成就的完美顶点。
——杰弗里·帕克《剑桥战争史》
组织
在大约10个世纪的跨度内,罗马军团作为地中海世界最知名的一支劲旅,陪伴了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起起落落。这支脱胎于公民兵的军队,其命运很大程度上和国家捆绑在一起,在漫长的发展和学习后,成为了古代军事体系的典范,但又在国力的倾颓中逐渐磨灭。我们将主要从制度和发展沿革入手,探究这一支强军在近千年历史中的种种,了解它在军事等方面的优劣。
重装步兵时代及更早时期
罗马军制的演化,是伴随着罗马与周边各民族军事体系的交流而逐渐完成的。伊特鲁斯坎人、萨莫奈人、凯尔特人的军队,都对罗马军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探讨罗马军团的发展,势必避不开罗马本身的发展史。公元前7世纪,北方的伊特鲁斯坎人处于强势期,其对意大利中部拉丁姆平原的控制,使得罗马人也不得不屈服于他们。罗马王政时期(贯穿了大半个公元前6世纪)后半段,罗马城都是由来自伊特鲁斯坎城市塔奎尼(Tarquinii)的伊特鲁斯坎人统治的。
由于这个因素,最早的罗马军队身上透出浓浓的伊特鲁斯坎风格。已知最接近建城之日(公元前753年)的罗马军队考古发现中,罗马战士的盾牌、头盔等装备,均是以当时西地中海最重要的贸易和手工业民族之一——伊特鲁斯坎人的装备样式制作的。此后在拉丁姆地区的考古发现中,无论是拉丁民族还是萨宾人,其基本的军队形式都是伊特鲁斯坎化的。而由于历史背景和对外交流(相当多的人认为,伊特鲁斯坎人与古希腊人存在密切的关系),伊特鲁斯坎人式的军队与迈锡尼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从那极具辨识性的“8字形”盾牌(Ancilia)就能判断。或许因为通过和伊特鲁斯坎人的贸易,抑或是在前者统治期间被同化,早期罗马军队的作战方式从很大程度上和古希腊人是等同的:即从迈锡尼式的重步兵,演化成著名的希腊重装步兵(Hoplite)。
大约在公元前675年左右,重装步兵在希腊城邦间开始出现,而在稍晚的公元前7世纪末期,这一兵种也出现在了伊特鲁斯坎人的军队中。罗马人和其他拉丁民族也随之学习了这一点,用表面青铜的大圆盾和长矛武装起来的公民战士,成为罗马军队的主体。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罗马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将血缘部落划分制度废除,转而以居住区域和财产划分新的部落及等级,这一或许是为了增加重装步兵兵员而产生的举措,使得古罗马逐渐向国家过渡。
新体系中公民被划分为5个等级,财产在10万阿斯以上(大约等于50千克白银)的为第一阶层,这些富裕的公民必须自行承担盾牌、胸甲、头盔等装备(均要求是金属制,而非廉价的亚麻、皮革甲胄),组成80个百人队(Centurione),其中较年轻兵员构成的40个百人队负责海外作战,其余均在本土服役。随后的各阶级分别以7.5万、5万、2.5万阿斯财产为准线,第二至第四阶级各组成20个装备程度递减的重装步兵百人队,财产不少于1.1万阿斯的第五阶级的贫民则以轻型的武装作战,更穷的公民则被排除出兵役范围之外。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军团”(Legion)这一概念,随着早期的百人队制度的建立,逐渐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第一阶层中的年轻和年长阶层,分别以40个百人队独立编组,在各自附以第二、第三阶层的各10个百人队后,罗马军队最早的军团诞生了:每个军团包括60个百人队的重装步兵,和一定数量的轻型部队。其中,第二和第三阶层的罗马人加入军团,还历经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史学家认为这一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尾声的改革,与同时期罗马人的对外征服,即漫长的维爱战争(维爱城即Veii,一座毗邻罗马的伊特鲁斯坎城市)不无关系。拉丁同盟就是在这一时期被罗马控制,并大大补充了军事人力资源,从而让第二、第三阶层的加入和军团扩张成为可能。
在重装步兵军队逐渐扩张的同时,罗马人的骑兵也逐渐在这支军队中成长起来。早在罗慕路斯建城之初,罗马已经建立了少量的骑兵部队。在塞尔维乌斯时期的骑兵改革,无非是在已有的6个骑兵百人队的基础上增加数量,使总数达到了18个骑兵百人队,每个百人队下辖若干30人的骑兵中队,再往下便是十人队(Contubernia)。但这些骑兵严格来说与罗马的这支公民军队并不相称:骑兵的马匹和装备投入是由国家财政支出或者强行摊派的,这些骑兵并不私人保有装备和马匹,也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民骑兵”部队。
真正自行承担马匹的骑兵部队,则要晚到公元前403年才得以建立——刚好和军团从40个百人队改编为60个百人队的改革同时。这些“私有”的骑兵,定期获得薪酬,因此被称为私人骑兵(Equites Equo Privato)。这些人的薪酬以何种方式支出我们不得而知,共和国晚期曾有一支所谓的“公共骑兵”(Equites Equo Publico),同时由公共财政提供马匹和薪酬,这或许代表“私人骑兵”的薪酬同样由公共财政负责。
李维及波利比乌斯时期的共和国军团
公元前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军队的规模都维持在2个军团,但随着“半公民权”(Civitas Sine Suffragio,无投票权但需服兵役的公民)的产生,一部分拉丁城市的人和大部分坎帕尼亚人,以及伊特鲁斯坎城市塞雷等地的人力,以半公民权的形式加入罗马军队。这使得罗马军队在公元前338年至公元前311年间的某个时间点上,将其军队规模扩充到了4个军团。这一组织形式也沿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军团一级架构固定下来的同时,更重要的改革则在百人队和军团之间产生。随着高卢入侵和一系列对外战争,罗马的重装步兵军队逐渐显得无法应付战场需求,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因此导致了罗马军队从组织架构到装备战法的全面改革。最重要的组织变化,即步兵中队(Manipuli)体系的出现,在新的步兵中队编制基础上,罗马人逐渐抛弃了老式的希腊重装步兵,而转向了灵活的线列战术。
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一改革涉及的所有装备、战法和组织变化,其发生时间大致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至公元前3世纪前期,并无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可言,只有模糊不清的记录。对各式重投枪(Pilum)的运用,可能早至公元前4世纪初即告开始,方形的凸面长盾(Scutum)和锁子甲的情况与之类似,而著名的西班牙短剑(Gladius)何时以及在何规模上取代了长矛,却完全是云里雾里。重装步兵的长矛(Hastae)最晚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前不久(公元前225年的泰拉蒙会战),仍旧服务于军团的第一列步兵中——而这些所谓的青年兵或称枪兵(Hastati),何时彻底换用了短剑,我们不得而知。而在一些其他文献——譬如普鲁塔克,和狄奥尼索斯的记载中——情况又截然不同,青年兵被认为在公元前279年就换用了标枪和短剑,倒是成年兵执拗地坚持使用长矛武装。
对于新的军团组织架构,李维留下了明确的记载,在执政官弗里乌斯·卡米卢斯(M Furius Camillus)主持的军事改革后,军团的“三线阵”已经初步形成。第一线是15个步兵中队青年兵,从年轻人中精选出来,每个青年兵中队前会配属20人的游击步兵(Leves);第二线是15个中队的成年兵或主力兵(Principes)。每个步兵中队理论上大约有120名士兵和2名军官(一位高阶百夫长和一位低阶百夫长,各自指挥一个百人队的同时由前者统筹指挥中队),而青年兵中队的实力可能稍弱一些。最后的第三线由15个步兵梯队(Ordine)组成,每个梯队分为3个旗队(Vexilla),分别是精锐老兵组成的后备兵(Triarii,仍以重装步兵形式作战)、新兵(Rorarii)和最不可靠的候补兵(Accensi)。每个旗队拥有60名士兵、2名军官和1个旗手。后人对李维的记载存在不少质疑,主要是针对于新兵和候补兵的内容,李维在具体的军团战术中没有提到这两种士兵,却在自己的文本中同时存在后备兵部署在军团最后、后备兵背后部署着新兵和候补兵这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李维提到新兵与候补兵都和后备兵一样有最重的装备,但有些别的拉丁文资料提及新兵是轻装的机动部队,即使是李维自己也曾提起新兵在战场上快速奔跑投入战斗的情节。总之,新兵很可能是轻步兵,配属给后备兵作战,就像游击步兵和青年军的配合作战一样,不过这样的理论存在着新兵人数比例过大的问题。候补兵有冗员的意思,学者瓦罗(Varro)认为候补兵更像是军事侍从,而非军团的正规战斗力量。李维提及在公元前340年,候补兵曾作为迷惑手段投入战斗,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以罗马军团样式组建起来的拉丁同盟军团在编制内并没有候补兵这一类别。考虑到拉丁战争使得罗马化友为敌,参战的候补兵很可能是作为紧急手段征召的,他们可能平时并不常被投入战场,这也解释了他们的名称由来和战斗力低下的原因,拉丁战争可能是他们仅有的作为正规战斗力被投入会战的例子了。
有趣的是,在步兵中队和最高指挥官之间,并无一个中层的指挥体系,军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军团指挥官”。步兵中队之上的军官仅有6位军事护民官(Tribune),他们直接向军队的指挥官负责。“军团”并不作为一个战斗单位存在,而更像是行政单位。这一以步兵中队和百人队为基干的指挥体系,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布匿战争时期,缺乏中层单位的情况才有所改变。
到了波利比乌斯所记载的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军团的组织又有了进一步的改编。每个军团的步兵人数约在4200人,去掉900人的候补兵后,军团步兵人数实际没有太大的变化。第一排青年兵变更为10个120人制的中队,第二排1200名成年兵同理,第三排600名后备兵编组成了10个只有60人的中队。每个步兵中队都下属两个百人队,每个中队有2个旗手。剩下的1200人都是轻步兵(Velites),分别配属给各中队进行行政管理;青年军最年轻,成年军年龄稍大,而后备兵都是老兵,这点跟之前相同。在必要时,军团可以进行额外的超编人员补充,达到5000甚至6000的步兵员额(比如彼得纳会战中),增员数目可能是将青年军和成年军扩充到各1800人,后备兵数目不变,每个中队下属的百人队可能扩充到100人左右。而从装备上来看,后备兵在继续使用长矛的同时,放弃了原先的大圆盾,而换用了与前两列一样的长盾,第一列的青年兵则彻底换用了西班牙短剑。
从兵源来说,波利比乌斯时期的罗马军团,放宽了其征召范围,尽管依旧只有有产阶级(Adsidui)需要承担兵役,但征兵的财产限额被放低到了4000阿斯,并仍被划分为5个阶级。每五年一次的兵役注册,能够使共和国比较准确地了解其控制的军事人力资源。当时士兵的服役年龄,在正常情况下是17至46周岁间。波利比乌斯时期的共和国军团数量,随着共和国人力和需求的扩张急剧膨胀。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共和国长时间维持超过10个军团,并且在巨大的作战伤亡面前,维持着这一规模。
公元前3世纪,缺乏中层指挥的现象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罗马人开始有意识地加强步兵中队之上的战术单位在作战指挥中的价值和地位。公元前210年,在西班牙,罗马人开始以青年兵、成年兵、后备兵各一个中队组成一个步兵大队(Cohort)。这起初是作为应急措施引入的,很可能最早由罗马的意大利同盟发明,但却成为此后数个世纪内罗马军团步兵战术的核心之一。另一个改革,是公元前211年的轻步兵改革。在实验性地以轻步兵和骑兵混合作战,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后,罗马军团中轻步兵的地位有所提升,并因此需要一个独立的地位。原先配属在各步兵中队里的轻步兵被抽调出来,通过独立的编组,获得更大的作战灵活性。一般而言,每个步兵大队会拥有120名轻步兵配合作战,但考虑到他们经常被抽调出去独立行动,这些轻步兵可能也是被编组成一个轻步兵中队,并成建制纳入步兵大队中。步兵大队的指挥官被称为高阶百夫长(Pilus Prior),但这一官职到底代表的是大队各下属百人队中的首席百夫长,还是一个等同于“大队指挥官”的独立官职则不得而知。
“步兵大队”时期的军团在中层指挥上的强化,终于也导致了军团作为独立战斗单位的健全,军团指挥官(Legatus)作为一个固定官职出现。当军团需要分离出若干步兵大队以一个独立的集群执行作战任务时,所需的介于军团、大队之间的指挥职能,仍没有固定的指挥官,实战中往往会由一位资格最老的高阶百夫长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