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王与政斗的高丽国

相比之下，明太祖要比恭愍王更关心高丽的倭患，在收到高丽请求火药的咨文后非常高兴。洪武七年五月初八日，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官，于奉天殿钦奉圣旨：“高丽来关军器火药造船捕倭，我看了好生欢喜。却不似已前，坐视民病，方有救民之心，似这等行移，与中国一般。王敢眞个依着我的号令，若如此……敎那里扫得五十万硝，将得十万硫黄，来这里着上那别色合用的药，修合与他去。那里新造捕倭的船，敎差能斡将官，率驾将来我看。”明太祖虽然很开心，但是熟悉高丽情况的人害怕高丽说的是谎话，因为高丽王近年来只顾着思念亡妻，根本没心思在御倭上。于是省台官卽奏：“恐彼无此物。”明太祖此时则显示了大国的泱泱气度“皆是同天共日，安得此有彼无？此等之物，处处有之，彼方但不会修合耳。 恁宰相每只将这号令行将去。”

给船给火药，明太祖待恭愍王可谓不薄，可惜恭愍王已无福消受了。借着明廷要求济州岛蒙古人所放养马匹中取得二千匹，而当地蒙古人只肯给三百匹的事，高丽的官员们开始谋算国王的性命了。林密等人告诉国王，明朝要二千匹马，而这边才给三百，恐怕到时候会遭到明朝军队的攻击。借着这个机会，这些人把崔莹调出，远征济州岛，之后林密等人借送马的机会提前回到开城，而崔莹这时还在济州岛。不久，恭愍王在影殿怀念亡妻之时被权臣李仁任指使崔万生、洪伦等人弑杀，这位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国王，就这样在亡妻的画像前，结束了自己可悲的一生。

恭愍王的死，是地方豪强权门世族的一次反弹，如前文所述，高丽王朝的军队的衰败，是因为高丽中后期政治动荡，军人地位低下，豪强世族侵占国有土地导致依附在公田上的军队瓦解。随着倭寇的兴起，意图重建国家军队的恭愍王将注意打到了豪强世族的侵吞土地上。而高丽的有识之士，也在为努力恢复高丽王朝而努力。1365年，僧人辛旽借着恭愍王的崇佛，而进入高丽中央中枢主政。1367年，引用中国儒学的性理学进入科举，提拔郑梦周等为学官，增置生员，采用受中国新学术教育出的新进士大夫，以对抗原有的权门世族下贵族体制，仿造中国的制度来将权力收归中央。这些政策不可避免的触及了权门的利益，加之辛旽本人为拓展佛教的影响力，在不少政策上，如影殿建造上大失人心，使得由他所提拔的儒学新官僚也弃之而去。1370年，辛旽被流放至水原，次年七月被处死。

辛旽的改革虽然失败，但是旧的权门世族在辛旽的打击下也可谓元气大伤。新进士大夫在正式进入高丽政治体系后，由于其学术思想和提拔体制跟高丽原有的权门世荫完全不同，所以形成了一群体认同感很强的团体，这个团体摒弃了高丽原有的权门血缘认同，改为座主门生学问传承认同。一个老师可以教出数十个乃至上百学有所得的学生，来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政治团体。这个团体可以随着座主之间的学术认同而联合成一个更大规模的政治团体。以性理学的“仁政”为理念的新进士大夫，对恭愍王修筑影殿这种佛教建筑而导致的财政亏空，工程浩大而“死者相错与道”的施政存在天然的抵触。但是这些佛教建筑，又是代表佛教僧院势力的辛旽的政治影响力的集中体现。这样。新进士大夫们便站在了改革领导者辛旽的对立面。随着新进士大夫和权门世族的联姻，无法进行同样手段来进行政治力量整合的和尚们只有黯然退场。于是在辛旽改革失败后，出身世族而由战功兴起的武将权门如崔莹、李仁任、庆千兴等人掌控了高丽朝政。

但是无论谁上台执政，土地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对世族动手的辛旽被杀、崇佛的恭愍王被弑之后，终于把持朝政的世族自然不肯拿自己的利益去补偿军人，于是作为政治失败者的僧院就自然成为了“牺牲品”。以高丽末年，僧院占有全国约八分之一的土地来看，对僧院资产进行清理也很必要：“禑王元年九月，征诸寺住持僧战马各一匹；取诸寺田租，以充军费”。此举算是解决了高丽长期以来军费不足的燃眉之急，在战争中崛起的军事贵族，也借着和尚们数百年的积蓄迅速强大起来。

禑王时代把持朝政的李仁任以世荫出身，因和红巾军作战的军功而进入中枢，为迎合恭愍王修建影殿而任守门下侍中。在恭愍王的施政改革失败后，又杀死恭愍王而立十岁的幼主王禑为王，成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李仁任在恭愍王死后，遣使前往明朝告讣，恭愍王时代受到沉重打击的亲元势力借此发难。明朝正使林密、蔡斌在前往高丽途中，被高丽护送官金义袭击，金义杀死蔡斌，劫持林密逃至北元。得到消息的北元也遣使抵达高丽，不过北元希望自己封的沈王暠为高丽王，意图扶助其回高丽继承王位。北元的政策引起了高丽的极大恐慌，刚杀完明朝使节，后面北元干涉王位继承，恐慌中的李仁任迅速放弃了倭寇防备政策，将兵力集中在北方以应对北元的军事干涉。

禑王元年（1375年）“四月，以判密直李子松为西北面都巡问使兼平壤尹，赞成事池渊为西北面都元帅，门下评刘渊为东北面都元帅，征诸道兵，以备北元”“八月，泥城万户飞报：沈王母子率金义及进奉使金婿已到信州，中外汹惧。以知门下府事林坚味为西京上元帅， 密直副使商议庆补兼都巡问使，门下评理商议杨伯渊为安州上元帅，同知密直李元桂为元帅， 赞成事池奫为西北面都体察使，密直副使罗世为西海道上元帅兼都巡问使，密直副使朴普老为副元帅兼都体察使，密直副使赵仁璧为东北面元帅，门下评理边安烈为副元帅，又征诸道兵。”二年（1376年）“八月，有人自定辽卫逃还，言定辽卫将乘秋来侵。谴使诸道点兵。”面对这种情况，高丽只能放弃手上刚刚开始的备倭政策，将主力军队往鸭绿江方向转移，耗资巨大的军船建造被迫中止，而明朝的军事技术支持也同时中断。借着高丽的政治动荡，南朝恶党再一次疯狂的洗劫了高丽沿海，从禑王元年（1375年）五次入寇劫掠10处地区，禑王二年（1376年）激增至十五次入寇劫掠50处地区。

一开始，在明使被杀之后不久，李仁任放弃了恭愍王的军事打击政策，派遣判典客寺事罗兴儒，前往日本，以期用外交手段解决倭寇入侵高丽事件。九州探提今川了俊和大内义弘接到了高丽的要求：归还被掳掠的高丽人口；派军镇压倭寇。今川了俊到是答应了高丽使节。禑王二年（1376年）十月。罗兴儒从日本日本回到高丽，带来了日本的使节和今川了俊的承诺：“日本遣僧良柔来报聘，献彩段、画屛、长剑、镂金龙头酒器等物。其国僧周佐寄书曰：惟我西海道一路九州岛，乱臣割据，不纳贡赋，且二十余年矣。西边海道顽民，观衅出寇，非我所为。是故，朝廷遣将征讨，深入其地，两阵交锋，日以相战。庶几，克复九州岛， 则誓天指日，禁约海寇。”

南北朝的军事争端还没有打完，支持倭寇的南朝对死敌的命令自然不会听从。而对今川了俊来说，这个誓言的象征意义远高于实际意义。高丽只能一边把军队往北方抽调，一边等着倭寇来劫掠。虽说穷途末路之下的南朝残余势力到了疯狂的顶峰，但是顶峰也意味着之后的衰落。倭寇自己也在开始分化，第一次出现了主动投降者，禑王元年（1375年）六月，“倭公昌等十六人来降”。而其组织严密性也开始瓦解，有逃亡者从九州到达高丽“大明人张来兴等被俘于倭，逃还，遣孙君佑，押送京师。”

虽然倭寇的战力在开始瓦解，但是当高丽战略重心北移后，军队被抽调进行北部防御而形成的防御漏洞还是无解的。“倭舶大集德积、紫燕二岛，时将卒悉赴北征，乃签坊里丁及诸陵户为兵。又征杨广、全罗、庆尙诸道兵，以我太祖（李成桂）及判三司事崔莹领之，耀兵东、西江以备之，寻放还诸道兵。”而同时为了进行北方防御，高丽的军事力量又开始全面向步兵和骑兵转移。于是在禑王二年（1376年） “八月，遣使诸道，点兵。杨广道骑兵五千，步卒二万，庆尙道骑兵三千，步卒二万二千。全罗道骑兵二千，步卒八千。交州道骑兵四百，步卒四千六百。江陵道骑兵二百，步卒四千七百。朔方道骑兵三千，步卒七千。 平壤道骑兵六百，步卒九千。西海道骑兵五百，步卒四千五百。”

由上面的数据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这次全国范围内诸道点兵中，根本就见不到水军的影子，而没有足够水军，高丽的备倭就只能处处布防被动迎敌。看着似乎每道有上万的兵马，但是当军队分散在沿海要地和各地郡县之后，一地少不过十几、数十人，多不过数百上千人。因此动辄数百船浮海而来的倭寇，往往局部的战场兵力优势极大。而高丽方一旦遇袭，守将要么逃跑，要么就只能带周边仓卒集结的少量兵力前往迎击，结果常常败亡，而即便侥幸获胜，斩获也不多。如上文杨广道看着有二万五千名士兵，而当时的久负盛名的杨广道元帅朴仁桂只能带着不多的军队前去堵截。虽说勇气可嘉，但是当他战死之后，整个杨广道就没有能用的机动兵力而必须从他道调兵了。没有强力水军的保护，迫使高丽正式放弃漕运，开始内迁仓库和沿海居民点，从而导致沿海无物可掠的倭寇更为频繁的登岸进攻高丽内地郡县，这也是1376年之后，倭寇的攻击密度和劫掠范围更加扩大的原因所在。

登岸进入内地分兵四掠，对于浮海而来的倭寇而言是风险很大的行动，稍有不甚，上岸的人就有去无回。深入敌境的压力、九州连吃败仗的耻辱、震慑高丽政府以及秽土之上“非人”无道德约束力，使得这个时间段的倭寇显得超级疯狂。虽然现在的日本学者把责任归咎于高丽，说这个时间段内倭寇的疯狂屠戮是因为高丽试图用欺骗的手法来对付倭寇。但是实际上，屠城这种事倭寇很早之前就已经做过了。这种“我们过去烧杀抢掠，你竟敢试图杀我，所以我才屠城报复，因此都是你的错！”典型的日式逻辑方式，也无法让正常人接受。

禑王二年（1376年）十一月，日本南朝支持下的倭寇，如二战日本侵略军一般对高丽展开了“三光政策”。“倭寇晋州溟珍县，又焚掠咸安、东莱、梁州、彦阳、机张、固城、永善等处。”“倭寇晋州班城县，又寇蔚州、会原、义昌等县，焚掠殆尽。”十二月“倭焚合浦营，屠烧梁、蔚二州及义昌、会原、咸安、鎭海、固城、班城、东平、东莱、机张等县。”两个月之内，被屠戮焚毁达两次的就有梁州、蔚州、咸安、机张、固城、义昌和会原等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已经屠城焚毁过的城市进行再次的屠城纵火，这种行为完全谈不上是为了劫掠粮食或者物资，一个月之内根本无法让城市恢复原有水平。而对比其时间段，十一月十二月是冬季，以朝鲜半岛的水文和气候条件来说，这个时间段一不利于航海、二不利于大规模军事行动。对比以往倭寇活跃的夏秋两季，再结合十月室町幕府的外交使节抵达高丽来看。这与其说是因为后世日本学者们认为的倭寇对高丽胆敢反抗的惩罚，还真不如说是南朝倭寇因为北朝室町幕府跟高丽开始外交联合而进行的军事报复行为，同时为第二年一月爆发的千布·蜷打之战做战前动员准备。

对倭寇的袭扰屠杀采取无视状态的李仁任。此时又有了新动作。他之前杀死了亲明的恭愍王，而明朝的册封使节也被劫杀。而世族豪门又借防备北元之时，大肆圈地。“十月，备北元，诸军久屯北界。北界旧无私田，官收租以充军粮，后势家争占为私田，以故转饷不继，取粮于民，民甚苦之，安州以北，尤受其害”。可能的交战区域变成了豪强世族的私田，如果和北元的战火一起，圈地的豪强必然会受到损失，因此恭愍王时代被压制的亲元势力开始怂恿李仁任。“自古国君见弑，为宰相者先受其罪。帝若闻先王之故，兴师问罪，公必不免，莫若与元和亲。”本身有弑君之罪、劫杀使节之罪而惧怕明朝问罪的李仁任，在亲元势力和北方边境防御中获得好处的世族压力下，开始倒向北元。

北元干涉高丽的王权交替，无非是想在与明朝的军事行动中获得高丽的军事协助，对什么人做高丽国王其实是无所谓的。当李仁任倒向北元后，北元政策转向招揽，开始强调跟高丽在元朝征东行省时期结下的血缘关系，以及双方的翁婿、甥舅之情。“圣天子宽容待物，忘过记功，方且延揽四方忠义以为恢复之计。王子诚能改图以副上命，厉兵秣马，共成犄角，庸赞我国家中兴之业，则于而祖归国之功，不尤有光欤？”于是在北元的示意下，高丽派遣密直副使孙彦如出使北元请求王禑沿袭高丽王爵。当高丽谢册命使到达元廷时，“元朝臣僚见子松朝服行礼，皆泣曰：自我播迁，困于行间，不图今日复见礼仪，待之甚厚”。于是在禑王三年二月，高丽摒弃了明朝的洪武年号，开始奉行北元的宣光年号，正式倒向北元。

高丽倒向北元，其本质目的是为了当权权臣的利益，这种外交模式是以权臣利益大于国家利益来进行的，而北元拉拢高丽也只是为了共同出兵对抗明朝。在高丽接受册封的同年七月，元朝使节便抵达高丽，要求一起出兵攻打明朝定辽卫。然而明朝的强大有目共睹，权臣也只是权臣，不会为了北元而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对北元的要求自然是百般推脱。然而高丽的反复和投靠北元必然会引起明朝的敌视。高丽对北元的要求即便推脱，表面上的动作还是会做的。因此高丽和明朝在边境经常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时高丽犹常为窃寇。洪武十年，都督佥事濮真承命往问罪，被执不屈，死之”。高丽的对中外交，也随着北元和明朝在辽东地区势力的此消彼长中反复摇摆不定，使得禑王时代的高丽北方，一直没有能够真正解除战争威胁。

◎ 李氏朝鲜早期兵船图（出自《各船图本》）

高丽跟北元的紧张关系缓和以后，北方的边境压力大为减轻。洪武年间的明朝也没法在辽东这种依靠山东供给军需，并与蒙古、女直、高丽三面为敌的情况下对高丽大规模用兵。因此高丽在臣属北元，降低了其北方军事压力后，迅速将战略方向投向倭寇。

禑王三年（1377年）二月，高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召弓箭手和体格强壮的吏员，并将防倭一线上离职逃跑的官员田地没收，以用作士兵的军功奖励。同时学习中国的巡检司制度，在交通要道设立关卡，检查逃避劳役的流民，以流民充为军役补充其兵力不足。恭愍王末年明太祖对高丽备倭的军事建议也开始正式动工，朝鲜城防史上著名的“战时居山城—平时住邑城”的模式也正式出现了雏形。在受中国“邦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影响下的高丽新进士大夫阶层，开始在以往并未修筑城墙的居民点兴建防御工事。而当时明太祖在考虑中国的防倭政策上给高丽的建议，是沿海筑城而兴建水军。这些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对国力凋敝的高丽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高丽当时已无力在修建城池的同时建立水军。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高丽恭愍王时代的政治斗争失败者佛教势力被再一次推上一线。三月，高丽从寺院强行征召了三千八百名僧侣，在京山开始建造军船，违者以军法处置。在这样的情况下，高丽终于勉强开始了其正式倭寇防御作战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