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打赢了战争，只是开始(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几乎普遍抱有世界即将获得和平的想法，并对此深信不疑。如果各国都能秉承正义，依循常理来慎重地处理事务，各国民众这种衷心渴望原本不难实现。“为了消灭战争而战斗”已然成为共识，人们纷纷付诸行动，以促使这一事实尽早实现。

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被认为手握大权，他曾设想构建“国际联盟”并使之深入人心。在凡尔赛的英国代表团，则对这一设想进行整理和完善，使其成为一种机构，作为人类艰苦前行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而永久存在。

胜利之后的协约国，尽管还需面对国内的巨大困难，以及许多自己也不知该如何应对的难题，但与他们的老对手相比，至少此时仍是强大的。各条顿国家[1]，位于大半个中欧的变乱祸首，此时已俯首称臣；而受到德国沉重打击的俄国，则陷入内战骚乱之中，并将逐渐落入布尔什维克的手中。

1919年夏天，协约国军队进驻莱茵河一带，其桥头堡深深楔入已然战败并被解除了武装的德国境内。与此同时的巴黎，各战胜国的领导人正陷入对未来的讨论和争吵之中。他们面前放着的是整个欧洲的地图，而且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修改。

经过了艰苦卓绝的52个月后，同盟国终于低头认罪了。同盟国的四个成员国中，没有一个能对协约国的意志做哪怕一丝的抵抗。德国被认定为此次世界浩劫的罪魁祸首，已完全任凭胜利者摆布。即便对胜利者来说，经历了这番折磨后，也显得有些步履蹒跚。

这一次不是政府之间的战争，而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各大国将全部的生命力和精力都投入怒火与杀戮之中。在巴黎集会时，各国领导人都感受到了压力，那是来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潮的巨大压力。《乌得勒支和约》和《维也纳和约》[2]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的贵族政治家和外交家，无论胜利还是失败，开会讨论都显得那样谦恭有礼，他们不像民主政治那样吵吵闹闹，而是依循公认的基本原则对各种制度进行改造。现在，饱经磨难的各国民众为宣传所鼓动，以致亿万人坚决要求进行彻底的报复。如果各国领导人为胜利的表象所惑，被这种呼声冲昏了头脑，而在会议席上放弃了将士浴血沙场赢得的成果，那就非倒霉不可。

凭着在大战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法国理所当然地获得了领导者的地位。

为了保家卫国，法国付出了150多万人的惨重代价。100多年间，巴黎圣母院的钟楼5次经历了刀剑和枪炮的洗礼，更有13个法国行省落入普鲁士手中，在对方严酷军事统治下长达4年之久。一片接一片的地区被敌人破坏，或是在激烈的交战中化为焦土。从凡尔登到土伦的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家庭里，几乎都有人在悼念逝者，或是在照顾幸免于难的伤残者。

当时，许多曾参加过1870年战争并饱受其苦的人们已成了法国的显贵。在他们看来，法国能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获胜，简直是个奇迹。他们一向对德意志帝国抱有恐惧……德皇关于“铁甲拳头”和“闪亮铠甲”的演说，在英美两国的人听来也许只是笑话，但在法国人心里，却是实实在在的灾祸前兆。近50年来，他们一直处于德国强大武力的阴影之下，心里充满了恐惧。而现在，法国以鲜血为代价，解除了这长久以来的压抑，终于实现了和平与安全。因此，满怀热情的法国人才会激昂地高呼：“决不能有第二次！”

然而，前途充满了不祥之兆。法国人口不及德国的2/3，而且几乎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德国人口却始终处在增长之中，每年都有大批青年达到服军役的年纪，其人数比法国多一倍。要知道，这是个曾以一国之力与几乎整个世界为敌的国家，而且只差一点就征服了世界。许多了解内情的人们都知道：一战的胜负好几次都在千钧一发间，只不过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才能幸运地化险为夷。然而，万一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强大”的协约国还会再次派遣数百万大军到法国战场或东线来吗？

俄国深陷动乱之中，已不复旧貌，意大利则颇有向敌人那边靠拢的迹象，至于英国和美国，与欧洲远隔重洋……法国早已疲惫不堪，人口更是损失惨重。

它在展望未来的前景时，既深感庆幸，也惶恐不安。怎样才能保障法国的安全呢？如果没有了安全，胜利似乎失去了意义……最迫切的就是安全，要不惜一切代价，哪怕使用最严厉甚至是残酷的方法，也必须取得安全。

德军在停战那天开回本国，看起来秩序井然。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元帅以军人的气概说道：“他们打得不错，让他们保留自己的武器吧。”不过，福煦元帅要求，以后的法国边界必须移至莱茵河。德国将被解除武装，它的军事体制会被打碎，要塞会被摧毁；德国将变得贫穷，它会承担难以估算的巨额赔款，并陷入内乱……莱茵河一旦为法军所据守和设防，就能成为保卫法国的天堑，法国人就可以在河那边过上长久和平的日子。

英语世界国家[3]的看法和法国截然不同，毕竟正是在他们的援助下，法国才得以摆脱被征服的命运。《凡尔赛和约》中和领土有关的条文，实际上确保了德国领土不变，德国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单一民族国家。因此，当福煦元帅听到《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消息时，他作出了极为精准的判断：“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凡尔赛和约》中与经济有关的条文，其严苛和愚蠢程度之深，甚至到了完全无法实现的地步。德国被判必须缴付数额极为惊人的战争赔款。这一规定反映出了胜利者的愤怒，却也表明战胜国的民众根本不了解，没有哪一个战败国能支付得起与现代战争费用等同的赔款……一心想要获取选票的领袖们，不敢向民众说明真相。即使是报纸的报道，强调的也只是流行的观点。

几乎没有人站出来说明：战败国只能通过提供服役，或者用车辆、轮船载运物资输出到国外的办法来偿付赔款，而对于接收这些物资的国家来说，除非处于极其原始的社会或受到严格控制，否则其国内工业必然会被打乱。

实际上，掠夺一个战败国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所有需要并可以搬动的都运走，并让战败国的一部分人充当永久或短暂的劳役。不过，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利益无法与战争的费用相比。各国当权者竟没能认清这一点，摆脱公众的愚昧之见，并向选民宣布这一简单而无情的事实。即使他们说了，也没人相信。胜利的协约国坚持要对德国进行不断的压榨，“直到这些小个子吱吱叫为止”。

不过，这些条文没能真正施行。恰恰相反，虽然德国被战胜国没收了约10亿镑的资产，几年后却从英美等国获得了高达10.5亿镑的贷款，从而迅速在战后的废墟中复兴起来。但对于此时的战胜国来说，国内贫苦而不幸的人民也在大声呼喊，于是各国政治家又提出保证，要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

这样一来，自然无法指望能通过这些慷慨的施予从德国人那里获得感激甚至好感了。

结果，德国只付出、也只能付出后来规定的赔款，因为美国正慷慨地给予欧洲，尤其是给德国大量的贷款。实际上，1926—1929年，美国以分期偿还的方式所收回的各种赔款，只及毫无偿还可能的对德贷款的1/5左右。然而，在所有人看来，这一切都令人振奋，这样的局面似乎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历史终将作出判定，这些疯狂的行为导致“经济风暴”的出现，并促成了新的战争发生。

德国向四面八方借钱，将每一笔他国慷慨提供的信贷吞噬殆尽。受援助战败国的错误观点影响，虽然在投资规模上远逊于美国，英国也有许多投资家在这种看似划算的利率刺激下参与其中。于是，德国只付出10亿镑的赔款，却得到了15亿镑的贷款，而且支付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或出让国外的资产和外汇，或利用美国庞大的贷款“变戏法”。所有的一切，就是一串由各种愚蠢做法组成的悲惨故事，而在编写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又包含了多少汗水、败坏了多少美德！

第二个重大悲剧就是奥匈帝国被《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彻底拆散了。许多世纪以来，无数民族曾在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幸存化身庇护下，享有贸易安全并维护自身权益。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民族没有一个能够抵抗来自振兴的德国或俄国的压力。它们都希望从联邦或帝国的体制中解脱出来，而自由主义政策恰恰成为鼓励它们的原因。东南欧迅速分裂为多个小国，反倒造成了德国的相对扩大，虽因战败而疲惫凋敝、疮痍满目，其领土却依然保持完整，因而在这些地区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与此同时，胜利者还把自由国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强加于德国身上，令德国人不必受强制军役的制约，德国从此无须维持庞大的军备。

尽管德国已失去了信用，大量的美国贷款仍源源不断地涌入。魏玛政府根据最后的修改意见制订出了一部民主宪法，德皇被废黜了，被选举出来的不再是出身高贵者。然而，在这一脆弱政治建筑之下，德国人的民族热情汹涌澎湃，丝毫没有因为战败而受损。

美国人对帝制早有成见，劳合-乔治[4]也没有反对意见，这等于明摆着告诉德国人，建立共和制比维持帝制能获得更多的好处。其实，最明智的措施是把魏玛共和国改变为君主立宪制，由德皇年幼的孙子出任立宪君主，另设摄政院执政以巩固并加强这一制度。可惜没有这样做，反倒使得德国政权结构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包括封建势力和军人在内，所有的实力派本可以在君主立宪制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给予新生的民主议会制以尊重和支持，结果却陷入分崩离析之中。自诞生之日起，魏玛政府及其身上的自由主义装饰和祝福，都被视作敌人强加，因而无法取得德国人的信任。

有段时期，年迈的兴登堡元帅成了德国人的希望寄托。此后不久，各种强大的力量又处于彷徨无主的状态之中，权力真空再次暴露了出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本性残暴的狂人大踏步地进入了这一真空。他成了德国上下复仇情绪的集中代表，并以前所未有之势侵蚀着德国人的心灵。这个人，就是下士希特勒。

对于法国来说，从1870年以来一直想打场复仇战争的那代人取得了胜利，但法国的国力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耗。迎来胜利曙光的法国，当时只不过是一个精疲力竭的国家。

自胜利的那天起，法国就对德国抱有极大的恐惧。正因为这种恐惧，福煦元帅要求把法国国界推至莱茵河，以此保障法国的安全并防备强大的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