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研究野生动物？因为心理创伤是生理性的

千百年来，耳中一听到“血”这个词，夜半被猎豹扑倒在地的猴子发出的尖叫声，就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中回响。

——保罗·谢泼德

治愈人类身上的心理创伤症状的关键存在于我们的生理中。在面临我们认为不可逃脱或不可抗拒的威胁时，人类和动物都会做出僵直反应。关于这种反应的作用机制，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知道这完全是一种下意识反应。而这完全意味着，控制这种反应的生理机制存在于我们大脑和神经系统中的一些原始的、本能的区域。我之所以认为研究野生动物行为对我们理解和治愈心理创伤而言非常必要，原因正在于此。

人类大脑和神经系统中的这些下意识的、本能区域事实上跟其他哺乳动物甚至爬行动物中的一样。我们的大脑常常被称为“三位一体的大脑”，它包括三个完整部分。众所周知，这三个部分分别为爬行动物类脑（本能的）、哺乳动物类脑或脑边缘系统（情感的）以及人脑区（理性的）。在感知到生命危险时，这些区域会被激活；由于动物跟我们一样也存在这样的区域，所以我们可以对如黑斑羚这样的动物进行研究，并从中学到很多，从而避免遭受心理创伤。更进一步地，我认为，如果我们能真实地反映出野生动物的动态适应过程，即摆脱和走出僵直反应、重新自如活动、恢复各种技能，那我们就能找到治愈人类心理创伤症候群的关键点。

跟野生动物不同，在遇到威胁时，人类永远都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我们很难在逃跑还是战斗这两者间做出抉择。这种两难困境至少部分地源自于这个事实：我们这个物种一直以来既是捕猎者又是猎物。史前的人类，虽然很多是捕猎者，但每天却也有大量时间互相拥挤在一起，躲在冰冷的洞穴里。他们很清楚，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其他动物一把抓住并撕成碎片。

随着人类渐渐越来越大片地群居，随着火的发现、工具的发明（这工具中很多都是打猎和防御武器），人类的存活概率大大提高。然而，这种基因记忆——即，很容易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却在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中保留了下来。由于我们既缺乏黑斑羚的迅捷，又不像猎豹那样擅长潜伏追踪还有锋利的尖牙和爪子，所以关于是否具备采取保命行动的能力，我们的大脑常常在事后才能判断出来。这种不确定性使我们特别容易遭受创伤后遗症。敏捷善跑如黑斑羚这样的动物，它们知道自己是猎物，它们对于自己的存活之道十分熟稔。它们能感觉到自己需要做什么，并立刻去做。同样地，猎豹70英里的冲刺时速再加上它的尖牙利爪，使它确定自己能做一个捕食者。

对人类来说，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界限则不那么明显。在面临生命威胁时，我们的理性大脑也许会陷入困惑，会罔顾我们的本能冲动。虽然这种罔顾也许有充足理由，但是与之相随而来的困惑却促成了“美杜莎情结”，为我们遭受心理创伤埋下了伏笔。

正如希腊古神话《美杜莎》中的情形一样，我们面对死亡时的困惑有时会使我们失去性命。我们也许会因恐惧而动弹不得，而这又会引发心理创伤症候群。

心理创伤是现代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不仅士兵或虐待及攻击事件中的受害人有心理创伤，我们其他大多数人都有。心理创伤的缘由及其带来的后果范围极其广大，而且常常不为我们所知；这其中包含自然灾难（比如，地震、飓风、洪水和火灾）、暴力接触、车祸、跌跤、严重疾病、突然失去挚爱、手术及其他必要的医疗程序或牙科手术、难产，甚至妊娠期间的巨大压力等。

幸运的是，因为我们具备本能，有感知、反应及反思能力，所以我们生来就拥有治愈哪怕最惨重的创伤性伤害的能力。同时我深信，我们，作为全球性的人类群体，能渐渐从如战争和自然灾难这样大规模的社会性心理创伤中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