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社会诞生，政治活动便没有中断过，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历来把公开演讲看做是掀起政治风云的一把利器。

我国很早就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述。《周易·系辞》上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认为言语可以成为制造混乱的媒介。孔子也明确指出：“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管子·内业》）。刘向说得更具体：“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适，可以却敌；一言而得，可以保国”（《说苑·谈丛》）。把说话当成百行之本，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古今中外，成功的政治家无不把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首要手段。他们机敏睿智、伶牙俐齿、巧发奇中、一言九鼎。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或游说、或劝谏、或答辩、或谈判、或演讲、或辩论，均以说话水平导航政治风云，左右形势变幻。

高超的说话水平可以叱奸佞于朝堂，醒群众于街衢；化干戈为玉帛，挽狂澜于既倒。历史长河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成吉思汗十四年（公元1219年），蒙古军队在对自己的宗主国金国实施了一连串痛击之后，在军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动，于是，除了仅用小股兵勇继续对中原金地蚕食鲸吞外，成吉思汗集中精锐之师，进行了著名的西征，攻打花剌子模国。

在西征开始的前一年春天，成吉思汗特地派人到燕京，召请耶律楚材随军西征。耶律楚材十分兴奋，认为这是一个锻炼机会。于是，他即刻收拾好琴剑书籍，慨然上路。从燕京到成吉思汗的军营，相距甚远，且路势险峻。但所有这些，都未能阻碍耶律楚材决心报答亲顾之恩、践平生壮志的宏愿。他出居庸关、过雁北、穿阴山、越沙漠，经过100余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如期到达了目的地。

成吉思汗西征出师的这一天，虽时值盛夏，却忽然狂风骤起，黑云密布，转瞬间大雪飘飘。成吉思汗有些疑虑，不知此为何兆，于是立即把耶律楚材召至帐前，卜问凶吉。耶律楚材绝非庸俗的阴阳先生，他具有相当丰富的科学知识，他了解日月星辰运行规则，可以测知月食之期，可以修订历法。此刻，他没有简单地按大自然的规律去解释天象，而是以一位精明的政治谋略家的思维，把对这种天象的解释加上政治内容。他巧妙地利用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蒙古将士对天文、星象知识了解得很肤浅，又非常迷信的心理，以及蒙古军人对花剌子模国的行为义愤填膺、誓死雪耻的军心，毅然断言：“隆冬肃杀之气见于盛夏，这正是我主奉天申讨，克敌制胜的好兆头。”成吉思汗盼的就是这种吉相。于是发10万大军，离开额儿的失河（今额尔齐斯河），奔西南越过天山，向花剌子模国杀去。公元1222年，蒙古军占领了整个花剌子模和中亚，可谓兵锋西指，所向披靡。

西征出师可谓是关键一战，将士都需要多加鼓励，军心如果涣散，这场厮杀一定落败，耶律楚材因势利导，巧用占卜迷信鼓舞士气，一鼓作气，拿下了花剌子模国。西征大胜，才有了蒙古军的强盛。

三国时期雄辩家层出不穷，这些人中以诸葛亮最为有名。他的谋略与口才为蜀国的兴盛添力不少。从他对刘备的“隆中对”，一席话将天下三分，奠定了蜀国的基业，到后来巧言游说江东，劝说孙权与刘备联手共同抗击强大的曹操，无不佐证“一言而兴邦”的深刻寓意。

由于诸葛亮在当时襄阳名士中已有很高的威望，且常自比管仲、乐毅，因此他虽隐居隆中，但在人们心目中，其智慧和能力不可限量，一旦这条卧龙腾空而起，天下将要为之改变。正因其声名震耳，刘备也就很快从司马徽、徐庶等士人那里打听到了诸葛亮的才名，并不顾军务繁忙，带关羽、张飞二将躬身三顾茅庐，欲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共谋大业。前两次登门求教皆不得见，刘备并未因此而放弃求贤之诚意，第三次再度登门。刘备对还未谋面的诸葛亮如此谦恭，致使身居山野的诸葛亮十分感动。为此，刘备第三次前往隆中拜谒诸葛亮时，诸葛亮真诚地以礼相待，向刘备说出了自己的思考，这就是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

诸葛亮虽隐匿山野，然而他未出茅庐却尽知天下。他对刘备进言道：“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地盘跨州连郡的不可胜数。曹操和袁绍相比，名声低、人马少，结果他反而打败了袁绍，以弱胜强，其原因并非苍天使然，而在于人的智谋。今曹操拥有百万人马，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很难与他争锋的。孙权占据了江东，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固，民心归附，且有一批贤人才士为他效劳，因此只能与他联合而不能去图谋攻取。而荆州之地，北依汉水、沔水，南达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堪称用武之地，但它的主人难以守住，这大概是上天特意留给将军的，将军是否有意接纳呢？另外，荆州西面的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是一个天府之国，昔日汉高祖刘邦正凭借此地而成就了帝业。然而，益州牧刘璋懦弱无能，在他北面占据汉中的还有一个张鲁，民殷国富，但不知爱惜，因此有才智的人都渴望有一个贤明的主子，将军既然是皇帝之后裔，且信义又闻于四海，能广交天下英雄豪杰，思贤若渴，如果能占有荆、益二州，固守险要，西边与诸戎和好，南面安抚夷、越等各民族，对外与孙权结为友好邻邦，对内则修明政治，等待时机。一旦时机一到，就可命一上将统率荆州军队北上夺取宛城、洛阳，而将军则可亲率益州军兵北出秦川。到那个时候，天下百姓谁敢不箪食壶浆来迎接将军呢？如果能这样，那么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了。”

诸葛亮一席话就如黑暗中的一道闪电，他精辟地分析了混乱复杂的天下政局，使刘备茅塞顿开，眼前呈现出一幅三分天下的蓝图。于是，刘备喜出望外，拜诸葛亮为军师，上马同回军中。

《隆中对》是诸葛亮初出茅庐时对时局所作的精辟分析的杰作，体现了他洞若观火、善于驾驭天下大事的能力和才干。诸葛亮以一言兴邦，刘备思贤若渴，采纳了他的计谋，并从此依靠诸葛亮辅佐，踏上了建立蜀国、三分天下的征途。

然而，面对曹操出兵伐吴，诸葛亮权衡形势，曹操势大，与之能抵抗的东吴投降之风盛起，吴一旦降曹，对于势力不足的刘备来说会更加不好过，不久就会灭亡的，于是决定说吴抗曹。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孤身一人去江东，意欲制服投降派，帮东吴抗击曹兵。

当时，东吴的主降派是张昭等一班谋士，主战派是都督周瑜等，国主孙权却持观望态度，搞得周瑜也立场不稳起来。诸葛亮明白，若要说服孙权抗曹，首先要坚定周瑜的抗曹决心。于是他通过老朋友、东吴重臣鲁肃的关系，去拜见周瑜。

周瑜是何等聪明人！他一听说诸葛亮来访，就明白刘备集团鼓动东吴抗曹、实为日后自保的意图。所以，他要在诸葛亮面前摆出降曹的架势，逼迫诸葛亮说服自己，甚至哀求自己，一来日后好挟制刘备集团，二来也打击一下诸葛亮这位天下闻名的智谋之士的威风，让他老老实实受自己摆布。所以，诸葛亮进来坐下不久，周瑜就吹起了“投降风”。

鲁肃是老实人，一听周瑜一反常态要降曹，怕是他变了主意，忙好言相劝，二人争论起来。诸葛亮却看透了周瑜的把戏，在那里只笑不搭话。

逼得周瑜无法了，他只好问诸葛亮为何“哂笑”。诸葛亮说：“我笑子敬（鲁肃之字）不识时务。”这是双关语，表面是说鲁肃不识形势严峻，实际上是笑鲁肃看不透周瑜的鬼把戏。于是列数曹操东征西战，歼灭各路诸侯的战绩，最后说：“周将军决计降曹，这是明智之举，可以保全妻子，仍享荣华。至于东吴社稷存亡，那是天命了！”一席话把鲁肃说得大怒，痛斥周瑜不为国家着想。

这时，周瑜才知道诸葛亮不是等闲之辈，早已被诸葛亮讽刺得怒火中烧。但周瑜不露声色，决心与诸葛亮周旋下去，耍一下他，直到他撑不住劲了向自己哀求联合抗曹为止。

于是，周瑜说：“对，你看诸葛先生也主张降曹嘛。我将劝说主公，向曹操献上降表，割地求和。”诸葛亮笑了笑说：“何用割地，只要献上两人，曹操马上就收兵。”周瑜想：这家伙还想和我斗下去，看来是说献上国君孙权求降了。哪知诸葛亮却说：“只要将江东乔公之二女献给曹操，此事就成了！”周瑜一听，火直往上撞，因那天下闻名的江东二乔，已分别嫁给了孙策和周瑜。周瑜强压火气，问：“为什么呢？”诸葛亮接着说：“曹操建铜雀台，收罗天下之美女，指名要得江东二乔以娱晚年。今次大兵压境，不一定没这个意思。将军只要花上点钱从乔公手中把这二乔买来献上，”诸葛亮装作不知大乔已嫁给孙策，小乔已嫁给周瑜，“那么，曹操马上就会退兵的。”周瑜再也忍不住了，破口大骂：“曹贼欺我太甚！”诸葛亮依旧装糊涂，笑着说：“哎，将军之言差矣！昔日天子让公主出塞和亲，以此免匈奴掠边，您怎么连两个民女也舍不得呀？”周瑜已被气糊涂了，解释说：“那大乔和小乔已分别嫁给先主和我了。”诸葛亮佯装大惊，起身施礼说：“将军恕罪，亮实不知情，才这等胡说的。”周瑜仍大怒：“曹贼欺我太甚，我誓与其拼杀到底！”

诸葛亮巧施激将法，只简单几句话，就使得周瑜自己说出了坚定抗曹的决心。赤壁一战，又进一步增强了蜀国军队的实力。

春秋时期，宋国的康王荒淫无道，并且十分固执。他手下的人去劝他，总是遭到惩罚。有个叫惠盎的人打算去劝他，被不少人制止。大家对他说：“康王是个昏君，谁劝他他就惩罚谁。你去劝他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惠盎自信有办法，没听劝阻，就直接去拜见康王。

康王一见，心生厌恶，便烦躁地对他说：“我喜欢刚强勇武之士，讨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你来干什么呢？”

惠盎说：“您不了解我啊！我有这样的本领：能使凶猛有力的大汉拿着剑刺不着您、挥着刀砍不中您，在您的面前，他再勇猛也无济于事。大王难道不想试试吗？”

康王有些好奇，说：“好吧，你说说看！”

惠盎说：“虽说刺不着您、砍不着您，但总还是吓着您了呀！我的本领还可以使这样的凶猛大汉根本就不敢刺您、不敢砍您，您难道不想听一听吗？”

康王脸上有了笑容，连忙说：“说吧，说吧，我很想听一听！”

惠盎说：“光做到这样还不行啊！虽然那凶猛有力的大汉不敢刺您、砍您，但心里不一定没这种想法呀！我的本领还可以使这样的人从心里就不可能产生伤害您的想法，您难道不想知道吗？”

康王说：“这正是我想知道的呀，你快说说吧！”

惠盎说：“虽然他们没有产生伤害您的想法，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们不见得有爱戴您的心思呀！我的本领还可以使他们以及天下人产生爱戴您、忠于您的感情，您难道不想听听吗？”

康王说：“我当然想听听呀，你好好地说说吧！”

惠盎说：“其实，这也并不复杂深奥。您想过没有，孔子、墨子，他们一没有领土，二没有权势，可是却像君主、官吏一样受人尊敬、爱戴，为什么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们最讲究仁德呀！现在，您是一国的君主，有领土、有地位，要是也讲仁德，像孔子、墨子一样，那天下的百姓，谁会不爱戴您、尊敬您呢？”

说完最后一句，惠盎没等康王回答，就毫不犹豫地快步走了出去。

康王还没反应过来，直直地坐在那里，思索着惠盎的一番话。

后来，康王没有惩罚惠盎，而是接受了他的劝告。

面对固执的、听不进意见的国君，惠盎一步一步地委婉迂回，故弄玄虚，使被劝的人放松了心理上的防线，从而接受了对自己的劝说。康王改过自新后，宋国才逐渐强大起来。

在古代，不乏变法之士，他们有着超前的眼光，但许多人因为缺乏强有力的论辩才能，而使得自己兴盛国邦的策略得不到施行，因为变法是一件受到多方阻力的事，守旧人士大多持反对态度，他们宁可世代享受权贵，也不愿接受能使国邦强大的新法。然而，商鞅挺身而出，为我们树立了一场成功变法的典范，这一变法使得秦国在众多诸侯国中脱颖而出，为日后的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的情形是秦孝公采纳商鞅的意见，想实行变法，可又怕臣民非议自己。商鞅说：“行动上犹豫干不出名堂，事业上迟疑建不成功绩。行迹超常的人历来受到世俗非难，独具慧眼的人必会引来常人的诋毁。愚蠢的人对已成之事还搞不明白，聪明人却能在事先就看出苗头。老百姓就是一群愚民，在事业开始时不能和他们商量，只能在事业成功后让他们受用。追求功德的人不迎合世俗，建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商量。因此圣人的做法是：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陈规，只要能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循古制。”孝公称赞说：“好！”但守旧大臣甘龙、杜挚并起反对，与商鞅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

甘龙说：“商鞅讲得不对！圣人教化百姓不移民俗，治理国家不变法度。因循民俗而推行教化，可以避免烦劳而获成功；沿袭成法而治理国家，官吏习惯，人民安宁。”商鞅反驳说：“甘龙所说乃世俗之言。一般人安于旧俗，读书人溺于所学，这两种人做官守法还可以，却不能和他们讨论常法以外的道理。三代礼制互不相同，却都成就了王业；五霸法度各有差别，却都成就了霸业。聪明人建立法度，愚蠢人受其制约；贤能人变更礼制，平庸人才拘泥不化。”杜挚说：“没有百倍利益，不变成法；没有十倍功效，不换旧器。遵循古法不犯错误，沿袭旧制不出偏差。”商鞅说：“治理天下的途径不止一条路，只要有利于国家就大可不必依照古制。商汤、周武没有遵循古法，却得了天下；夏桀、殷纣没有变更旧礼，反而遭到灭亡。因此，反对古法的人不该受到非难，遵循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

秦孝公连连点头称“妙”，赐商鞅为左庶长，终于制定了变法新令。

新法规定人民编为什伍组织，10家为什，5家为伍，互相监督检举，一户犯法，邻里连坐。不告发奸人者腰斩，告奸与斩获敌人首级同赏，藏奸与降敌同罚。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儿子不分家另过，每人加倍收赋。有战功者各按功劳大小赐给爵位，私自斗殴者则按照情节轻重处以刑罚。努力耕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人免除徭役，从事商业或因懒惰而贫穷的人没为官奴，没有军功的宗室贵族一律不得列入宗室谱牒。明确规定爵位等级的尊卑贵贱，各按级别占用田宅，家奴的衣着也随主家的爵位等级各有颜色样式，不得僭越。有功的享受荣耀，无功的不管多么富有也无从显示尊荣。

时间可以再往前推移，看看周公又是如何向武王建议，从而争取到更多有识之士为周朝效力的。

纣王死了，商朝灭亡了。然而怎样处置商朝的奴隶主和上层贵族呢？这件事令武王非常头痛，一时拿不定主意。武王首先问姜太公，太公说：“我听说过，爱屋及乌。以此推论，从相反的方面说，如果人不值一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其意思是，不光要杀掉殷纣王，而且商朝的其他臣民也不能留下来，把他们也要全部杀掉，以除后患。周武王秉性仁厚，所以他根本不同意姜太公的这种建议。

武王又找来了召公商量这件事。召公不假思索地说：“这很好办。把那些罪恶深重的人统统杀掉，而把那些无罪的人留下来就行了。”武王听后摇了摇头，还是不太满意。

武王又找来了周公商量。周公胸有成竹地说：“陛下，我们大周刚刚推翻了殷商，国力还不很强大，如果这时候就滥杀无辜，势必会逼迫殷商遗民反抗，而使我们的政权无法巩固，使我们的社会无法安宁。如果杀了反对者，那就意味着大部分的殷商遗民都是该杀的，这和滥杀无辜没什么区别。现在我们还是不要算过去的旧账了，如果原来是殷商贵族，土地房屋是谁的，现在还是归谁所有。不管是殷商贵族还是周贵族，只要拥护周天子，谁有仁德，我们就应给谁好处，加以任用。今后谁要是反对周天子，那么就要重重地处罚。这样，殷人觉得有了活路，有了希望，才不会闹事。”周公这种给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安抚利用的政策主张，深得武王的赞许。武王下令释放了被囚禁的箕子和被关押的殷商贵族；修整商朝丞相商容的故居；修整比干的坟墓；将鹿台的钱财散发给人民，打开粮仓，赈济饥饿的殷民。这一切都在反商纣之道而行之，给受到纣王迫害的人平反昭雪，从而争取了一批有识之士积极地为周效力。

到了近代，先后爆发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走上街头，挥泪演讲，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深刻地揭露了汉奸卖国贼丧权辱国的卑劣行径，有力地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阴谋。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于12月24日在西安与蒋介石进行面对面谈判，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共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至此，国内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得以稳定。

1976年清明前后，数百万民众自发聚集在首都北京天安门，以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对“四人帮”作了愤怒的声讨。他们发表慷慨演讲，诵读诗词曲联，点燃了全国人民心中早已蕴蓄的怒火。这次行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做了必要的舆论准备。

再来看看国外的历史。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奴隶主驱使奴隶为自己卖命。为了粉碎南方奴隶主分裂国家的企图，林肯总统及时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他向奴隶们庄严宣告：“从1863年1月1日这一天起永远获得自由！”两天后，他又站在白宫讲台上向群众演讲，重申这一宣言。他深信，这可以“换取这个国家未来的幸福和繁荣昌盛”。果然，宣言发布之后，奴隶纷纷倒戈、逃亡，南北形势发生巨变，林肯领导的北方军很快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这些例子无不显示出说话水平在政治风云中的极大威力，它能扭转乾坤，救国家于水火之中；能使国君头脑明晰，励精图治；使百姓奋发图强，使国家强大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