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十五年的相处和一辈子的感怀

周秉德，周恩来的侄女（周恩来小弟周恩寿的长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周秉德自12岁住进中南海，跟随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在一个午后的专访中，精神矍铄的周秉德向我们谈起在中南海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与体贴及教诲。访谈中，周秉德显得那么的激动与忘情，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如回到了西花厅岁月。

一 难忘的第一次见面

1937年4月，周秉德在哈尔滨降生，这着实让三代没有姑奶奶的周家上下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周恩溥为这位侄女的出生写下了“吾家添丁，周门大喜”8个字。周恩寿还特意跑到吉林，找时任吉林省教育厅长、也是周恩来南开的同学帮女儿起名字。这位厅长再三考虑，截取了屈原的作品《橘颂》辞里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中的两个字作为她的名字。

随着东三省的沦陷，周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周秉德接受采访时说：“1943年全家投奔天津的四奶奶，我在那里念了6年小学。在我小学三年级的一天，爸爸在翻阅《益世报》时，看到有关大伯的消息，很是兴奋，悄悄对我说：‘你伯父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从这，我便晓得自己有一个是共产党大官的伯父周恩来，也盼望有那么一天能很快见个面道个好。”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周恩来将此函告在天津的弟弟周恩寿。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寿是黄埔第4期学员。但他在1927年国共分裂时脱党，且于1928年后和周恩来断了过往。1946年春，周恩来就东北停战问题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的代表在北平举行谈判。在此期间，他得悉弟弟在天津，曾邀其来北平见了一面。

看到周恩来发自北平的信，周恩寿即偕妻北行，并在香山与兄长晤面。他再次向周恩来提出重回革命队伍的请求。周恩来说：你脱离的时间太久了，情况不熟悉，也不了解现行的各项政策，若要参加工作，必须先学习。于是，周恩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妻子仍返天津照顾儿女。

独自在北平学习的周恩寿，有时利用节假日到中南海同兄长团聚。春去夏来，周恩寿在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说其长女秉德今年小学毕业，想把她接到北平读中学。周恩来知道弟弟在学校住的是集体宿舍，带孩子不方便，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安置弟弟的长女。

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周秉德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告别了天津，告别了妈妈与弟妹，随爸爸来到北平。“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中国共产党头头脑脑居住的地方—中南海。进门，绕湖，再进门，不多时我被带到了一个叫丰泽园的院子里，那是四合院式的平房。我当时说不上激动或高兴，只觉得新鲜，自己在院子转来转去。”

“只一小会儿，在外边开会的七伯父周恩来就回来了。高大魁梧，脸庞丰满红润，与爸爸有点像，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见到我，他亲热地拉到身边，左右端详，笑着说：‘呦，你好像你爸爸，又有点像你妈妈。’”

问了周秉德的妈妈和弟妹的近况后，又寒暄了许久，周恩来才吩咐卫士安顿侄女的住处。周秉德被安排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住在西边，屋里有几个书柜，东边一间是伯父秘书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房子的条件比我家里要好，但绝不豪华。”当时，邓颖超不在，受毛泽东主席之嘱到上海接宋庆龄去了—迎接她来北平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国大计。8月28日，周秉德随周恩来到北京站去接邓颖超。周秉德只见火车站内锣鼓喧天，周恩来和其他党政领导人都走到前面去与宋庆龄握手交谈。“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把夹在人群中的周秉德领到邓颖超面前，邓颖超便握住周秉德的手笑吟吟地说。周秉德随即向她问好。周秉德在晚年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伯母相见，那情景至今常常浮现在眼前。”

周恩来夫妇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亲侄女来到身边，自然疼爱万分，把周秉德看成女儿一样，周秉德也很快适应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个充满亲情而温暖的家。

周秉德住在书房里，有许多她从未见过的书。“你住的是间书房，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伯父的话，周秉德现在还记得。周秉德常常一个人坐在伯父书房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等等好多书都是在那时期看的。

周秉德住进中南海不久，中央领导人陆续从香山搬进来。平时周秉德不是经常能见到伯父，因为他夜里办公，一般只在上午睡上几小时。白天里，小院常常静得很，除了鸟叫还是鸟叫。看完书后，周秉德往往发呆地望着高处，思念在天津的开心时光。还好，没过多久，认识了李敏、李讷等好多小伙伴，她们或一起看书，或一起唱歌、玩耍、聊天。这时，周秉德才真正适应了中南海的生活。

渐渐地，像伙伴们一样，周秉德跟邻居毛泽东也成了熟人。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时，翻出了小学毕业时精心自制的赠言簿。那是个用彩色打字纸装订的小本子，外壳是垫了一层棉花的硬纸板，还裹了绿色的缎子面。重温簿中那热情洋溢的临别赠言，她突然生出请毛泽东也为自己题字的念头。她捧着小本子找到了毛泽东：“毛伯伯，您帮我写个字吧。”毛泽东望着这个刚刚成为“熟人”的小女孩，答应道：“好，写一个。”他接过赠言簿，稍加思忖说：“给你写个‘好好学习’。”毛泽东题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二 一个伟大而崇高的伯父

那一年秋，周秉德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周秉德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伯父伯母，向他们兴致勃勃地讲学校里的事。有一回，周恩来听了对周秉德讲：“你们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许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卫士见周秉德从天津来时穿的两身小花衣裙在秋季穿显得有点单薄了，便骑自行车带她到王府井定做了两套秋天穿的衣裤。没多时，第一套蓝色咔叽布衣裤完工了，穿上很精神。吃饭时，周恩来看见了，问道：“不错！哪里来的？”周秉德如实回答：“叔叔带我去做的。”几天后，周秉德又换上了另一套黄咔叽布的衣裤，这下周恩来看见后便皱了皱眉：“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费！”原来，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周恩来嫌周秉德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经费。

邓颖超解释道：“秉德住校，得要有两身衣服换洗。”周恩来却谈起了自己的住校史：“我在南开上中学，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就洗净晾干。现在国家还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嘛。”小小的周秉德并不太懂，但还是使劲地点头，认定伯父说的话一定对，照着办没错。

每逢周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中南海的孩子也跑进去玩。“才学会一点‘舞’艺的我们，看许多姑娘排着队等候与伯父以及好些中央首长跳舞，于是也壮着胆子下舞池。我伯父的舞姿很棒，风度翩翩，舞步流畅，舞姿优雅，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好不容易轮上我同他跳，伯父微笑着揽住我的背，踩着音乐步入舞池。‘跳的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我不免有点飘飘然，不料他又说了一句‘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觉得不太过瘾的我，无奈地点头。这就是我的伯父，宁可委屈亲人也不愿让他人失望。”

1949年11月，周秉德随伯父伯母搬进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那时，我妈妈与弟妹也来到了北京，我与大弟秉钧、大妹秉宜一同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里，3张床并排着，彼此中间留点活动小空间。因为北面挨着的是伯父的卧室，他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所以我们在室内不敢嬉戏与大声说话。”

有一回，周恩寿提出把二女儿过继给周恩来，周恩来却另有想法：“如果我要了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再说，她也会养成特殊化心理，对她的成长没好处。”在周秉德眼里，伯父总是想得很周全。

周秉德的弟妹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学校里的同学家庭条件稍好的便会有车接送，军区里的孩子坐单位面包车。“弟妹上学放学是卫士叔叔骑一辆三轮车接送，尽管伯父伯母都有车，但从未为我们使用过。‘车是工作用的，小孩不应该享受，你们从小不要依赖家庭关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奋斗，要自律自立。’伯父时常给我们这样讲。”

“伯父一直是非常俭朴的，平时老两口在家里吃饭都是一荤一素一个汤。有时候一条鱼，两个人这顿饭没吃完，就等着下一顿再吃，不会没吃完的就丢掉，实际也是‘光盘行动’，那时候不这样叫就是了。一直就是要吃粗粮，那时候大家好像不太喜欢吃粗粮，咱们现在吃一些粗粮好像是一种调剂，是健康、时尚。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吃粗粮的，但是他坚持每个礼拜要吃上两三次的粗粮，他不能忘了本—在红军长征的时候，根本吃不上东西，忍饥挨饿的。在饭桌上掉一点饭粒，一定要捡起来的，有卫士回忆因为他的手是受伤的，不可以随意摆动，他吃饭时在手上沾了一个饭粒想舔，赶紧把饭粒拿掉，都很难很难，费了很大劲吃到嘴里，也不能浪费一点点。所以，他节省的意识是非常强的。”据周秉德回忆，周恩来不仅仅在吃方面节俭，在穿上也是这样。“他，26年的总理，皮鞋只有3双，不肯要新的皮鞋。鞋底坏了，经常就是换底换掌，别人给他买了新的鞋他也不愿意穿，就穿以前旧的，衣服也穿得补了又补的，咱们看见照片上的他一直衣着笔挺、整洁—但里面是有很多补丁的，只有袖口和领口坏了的，过一些日子才换一换比较白净的，其实里面的补丁是很多的。他的睡衣、睡袍也是。他过世之后，我专门向伯母要了一件‘破’旧的衣服，也不是破，过去都说‘笑破不笑补’，补的东西就可以，当时他补了很多很多，一件蓝白条的睡袍几十个补丁，上面有手绢、小毛巾、纱布等打的补丁。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和内疚。后来，我送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

三 职业选择对自己亦宽亦严

1950年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周秉德所在的班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周秉德非常羡慕，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

周恩来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周秉德一脸的不高兴，噘着小嘴巴，周恩来又过来安慰她：“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鼻尖发酸的周秉德，听到这里茅塞顿开。于是，她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的节目演出活动。

1952年，周秉德面临初中毕业。就当时每学期的学习成绩而言，周秉德读高中、考大学或跟潮流留苏，应该不成问题。偏偏在这时，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置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周秉德。感到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但教育力量还很薄弱，于是一个教师梦时时萦绕在周秉德心底，“当教师”成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意念。

周六，周秉德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周秉德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16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邓颖超一听周秉德“宣布”的“决定”，马上做出欣慰的反应，并转过头向正在举筷吃饭的周恩来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

周恩来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一年，周秉德梦想成真，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当时师资不够，不少适龄儿童无法入学，周秉德意识到师范生得赶快加入教师行列，补充师资力量。于是，她再一次主动放弃了上师范大学的机会。因个人思想上进，师范学校毕业前，刚刚18岁的周秉德加入了党组织。不久，被如愿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被指派到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然而，在教师岗位上工作才两三个月，又被调到区委参加肃反工作。“搞这项工作，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干部，自己一定要注意领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伯父对她的叮嘱。在区委工作的日子里，周秉德扎扎实实地工作在基层，虽没有任何职务，但伯父伯母常为她这个侄女的良好表现感到欣慰，毕竟她没透露出与他们的亲属关系，更没借用他们的特殊关系为升迁动过脑子。对于伯父的报告、讲话，周秉德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只要能看到的，都细细读，力求读懂。

1965年，周秉德的丈夫沈人骅被调到西安工作。不久，为了减轻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压力，中央文件规定：“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周秉德说，伯父伯母对自己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干预，更没有托熟人照顾她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周秉德离京时对她的交代。

被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不久，“文革”开始了。一时周秉德成了被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他们要周秉德交出局长们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单，被周秉德拒绝了。被骂成“ 死老保”的周秉德，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还关过3天。“如果你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关你了！”看过周秉德档案的人事科长感慨地说，但周秉德无法做到，听后只是连连摇头。让周秉德欣慰的是，不论在哪里，自己依靠的应是组织，相信组织，没有依靠什么关系为自己开脱。

直到1974年，丈夫调回北京，周秉德也随他回京工作。去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一见面，伯父听说周秉德已调回，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邓颖超的话刚说到这，周恩来连连摆手：“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

四 自己的婚事伯父伯母操心不少

当年步入工作岗位后，周秉德面临着谈恋爱的具体问题，邓颖超提醒道：“对方最好工作表现不错，群众关系好，但也要考虑他的家庭可靠。”

周恩来也曾跟侄女讲自己的恋爱故事，用现身说法来启发她。周恩来讲到自己在巴黎的恋爱经历，原来与邓颖超结婚之前，他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子叫张若茗，两个年龄相仿，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天津的五四运动中，他们一个是男生学生领袖，一个是女生学生领袖，共同组织了觉悟社。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的话，他和张若茗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后来张若茗被组织误解，受不了委屈退出了组织，专心读书。而周恩来立志振兴中华，认为自己的人生伴侣也必须得经得起考验。他对张若茗明确表示，两人的关系到此为止。转而与意志坚定的战友邓颖超频繁通信，还向她求婚。

“伯父没讲我谈的对象合不合适，只讲了自己的经历，讲了自己的爱情观。他对我说，找终身的伴侣要志同道合，人生目标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其余都是次要。我心里不断琢磨着，努力悟着伯父的意思。”在晚年，周秉德回忆说，伯父不仅仅是我的长辈，还像一个知心的友人。

在工作与为人处事方面，周秉德没让伯父伯母操多少心，真正让他们为自己牵挂多的还是自己的婚事。1958年夏，周秉德母亲的一个朋友将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给周秉德。他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没上过大学的周秉德也希望找个大学生当自己的“老师”，便打算征求一下伯父与伯母的意见。“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25岁以后解决？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提倡晚婚。你看，晚点成家如何？”向来听话的周秉德爽快许应后，伯父的脸上浮现出由衷的笑容。

一次，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和丈夫金山到西花厅，孙维世留苏的妹妹孙熙世夫妇也来了。此外，孙熙世还带来了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用意不言自明，是要介绍给周秉德。看到他们来，看到熙世给秉德介绍的朋友，周恩来很高兴，他掏出100元钱，说：“我今天有事，没时间陪你们了。维世，你带他们到四川饭店吃顿饭吧。”那是困难时期，他们借此大快朵颐。周秉德回忆说：“好像我与留苏学生特别有缘。但又由于当时的时代原因，我没有征求伯父伯母的意见便主动终止了交往。”

不知不觉，周秉德已是25岁的大龄姑娘了。有一天，聂荣臻元帅留苏回来的女儿聂力出于关心，也把自己的同学推荐给周秉德。在接触中，两人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邓颖超开导周秉德，语气比较严肃：“现在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的克格勃特务机构很厉害，无孔不入，你现在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一旦你俩成了夫妻，经常出入西花厅，会不会无意间被苏联克格勃所利用？”伯母的话虽没明确表态反对，但理智的周秉德没有一点犹豫：“您放心，我再也不会同他往来了，再喜欢也断这门亲事。”周秉德只感觉有缘无分，没法因为个人的事情而影响伯父伯母的大局，这次恋情便又被搁浅了。

1963年，已经26岁的周秉德还待字闺中，这可急坏了年近半百的妈妈。无意中，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见青年军官沈人骅已30岁出头还没对象，便决意为周秉德牵线。见面后，周秉德的第一印象不错，对方英俊、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渐渐的，周秉德了解更多了：党员，有技术，会4国外语，家庭背景好。

周秉德知道伯母经常惦记自己的婚事，认识这位空军大尉后就一五一十向伯母讲了，请她参谋。一听说沈人骅的祖父是沈钧儒，邓颖超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队表现很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

第二年国庆节那天，周秉德与沈人骅走到了一块。“伯父欣喜地送我们一件礼物—一张伯母在庐山拍的21英寸的大风景照。画面上的云雾似在流动，两个凉亭在云间若隐若现，十分传神逼真。我接受这礼物，十分珍爱。直到今天，我的床头还依旧挂着这张照片。那天，伯母像嫁女儿一样，准备了好些既漂亮又实用的东西，并不顾身体虚弱，带着秘书张元阿姨登门道喜。”

新婚后，周秉德就搬出了中南海，“但伯父伯母的关爱都始终如阳光一般沐浴着我。后来的几十年，我也从未间断去看望他们。”

五 非常时期的伯父成了一个“非常人”

1967年5月，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父伯母。无意间站在伯父办公室门口，往里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办公桌上、躺椅上、地面上，到处是一沓沓文件。原来，“文革”时各部委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全国各地的问题和文件都往西花厅报。于是，伯父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一见面，周秉德果然见伯父的脸变得瘦削了，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也布满了血丝。吃饭时，周恩来三下两下便放下筷子，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赶。这时，周秉德意识到：“伯父老了，也更忙了。”

意外的是，周秉德在伯父办公室门上发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他身边人员写的，还有伯母的5条补充建议，内容都是请求他注意休息，改变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保重身体。细一看，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也在上边签了字，伯父在上面写了8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周秉德听伯母讲，他还是没兑现，休息得很少。周秉德怀着沉重的心情和恳切的愿望，在伯父的8个大字旁写了两行小字：“您的实践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行。”

周秉德回忆那一天，自己被留在西花厅吃午饭，饭桌上她就西安各大学的造反派冲击陕西省委发了牢骚。周恩来耐心引导她，周秉德还是想不通，一次次顶嘴：“为什么只相信少数学生，不相信广大的工农兵？”“那么多的老干部怎么会都是走资派？”这一讲，周恩来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来说服我的吗？”“我犯过政治错误，但从来没有犯过组织错误。”这是他曾对周秉德等说过的一句话。

1968年8月，周秉德回北京生第二个孩子期间，打算看看已被关押半年的爸爸。可是不许探望，虽不知是什么情况，但伯父伯母教育周秉德和她的弟弟妹妹们：对这一件事，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事情总会搞清楚，你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事后周秉德才知道，这是外交部部分红卫兵报到江青那里的一个案子，讲自己的爸爸参加了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组织的“聚餐会”这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江青批送总理处，伯父亲笔批示逮捕令，指示立即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当夜，爸爸被秘密抓走。短短几个月，查清了有关来龙去脉，案子水落石出，但上边有命令，人还押在卫戍区，但案子移交给“刘少奇专案组”。因此，此案一拖再拖，周秉德的爸爸被关了整整7年多，直到1975年5月才释放出来。

出狱时，周秉德父女两人相拥而泣。神情似乎麻木迟钝的周恩寿含泪给周秉德讲：“秉德，你莫哭！你爸爸这些年来一直与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关在一起，我担心那些造反派整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整你伯父。因此，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努力地活下去。你的爸爸没有错，你的伯父更没有错。”

六 最后一次天真的通话与不很在意的见面

1976年，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1月9日清晨，她从广播里听到这噩耗时，当时惊呆了。同事给她买了当天的机票，周秉德赶回了北京。在此之前，周秉德曾同伯父通过一次电话，并见过一次面。

1975年5月12日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以前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后，赶到她家。王力说：“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时，他问：‘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我愣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着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可是，邓颖超一再阻拦神情激动的周秉德去305医院见伯父，说中央有规定。于是，周秉德只得拨通病房的电话，通过电话与伯父交流。电话中，周恩来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周秉德一再打断他的嘘寒问暖，问他是否讲了那句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他依然是轻松地回答，周秉德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你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做贡献。”

“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好嘛？”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

“我不忍多占你的时间，千万请注意休养好，配合治疗。如果不想待在医院里，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放下电话前，周秉德一再恳求、劝告伯父甩掉思想负担，保重身体。

1975年5月20日，是周秉德最后一次见到伯父，在西花厅。只见伯父进门后微笑地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双脚搁在一个小墩子上，脸庞更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更多了。问候之后，周秉德在伯父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伯父还询问了自己的工作和孩子情况，聊了一会儿。怕过多打扰伯父休息，周秉德起身告辞，出门时周秉德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周恩来握着周秉德的手，轻声说。

真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诀。伯父说的“下一次”再也没有了，成了周秉德一辈子的遗憾。尽管他在6月15日最后一次再回到西花厅，但周秉德却因招待丈夫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放弃了这次见面的机会—一心想着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疗养会好的。

如今，周秉德想起来，“感觉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当时的伯父身患膀胱癌4个年头了，并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伯母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的。”

“其实，1976年1月8号中午我伯母就让秘书第一个告诉了我爱人沈人骅，让我爱人赶紧告诉我和在京亲属—其他不在北京工作的就不让他们来参加葬礼。伯母特地嘱咐秘书，给外地拍电报：见报请勿回京。也就是说见到伯父去世的消息，不要到北京来，要坚守岗位，不要影响工作。”周秉德回忆说。

回到北京，周秉德戴着黑纱回到了西花厅。原以为伯母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自己，周秉德抱着她痛哭。邓颖超始终没有眼泪，说：“秉德啊，要坚强啊，不能哭啊！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

“1月10日，我们一起到北京医院后边的一个小太平间里去参加告别仪式，那时弟弟妹妹和有些亲戚都来了。在条件很简陋的一个小院子里，一个小的告别室，我打头，弟弟妹妹，还有哥哥嫂嫂，跟我伯父做最后的告别。那天很冷，我当时就是没有穿大衣，戴着围巾、手套，可来到伯父躺在那里的房门外，我突然感到戴手套、围巾是对伯父不恭，我就把手套什么的都脱下来，马上往地下一扔，才走进去。看到伯父的面庞消瘦极了，我十分难过。”

周秉德回忆说，“我们参加了除了撒骨灰外的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伯母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追悼会以后，伯母在台湾厅召集亲属、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共同开会。伯母对我们讲话，特别是对于丧葬仪式的改革，讲我国几千年都实行土葬，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号召实行火葬，这是一场丧葬革命；现伯父主张火葬不保留骨灰，这又是一场殡葬革命，你们要支持伯父这个主张！就说要撒掉骨灰。另外因为两位老人家一直说他们是党的人，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的葬礼都要由党支部来执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党支部，所以他的事情都交给党支部去做。15日至次日凌晨，伯父的骨灰由西花厅党支部工作人员罗青长、张树迎、高振普，还有中组部一位领导，4个人一起坐军用飞机，将伯父的骨灰撒在北京、天津和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周秉德说，伯父的身体虽然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的名字，他的形象，他的品格，他的精神，却又装满了亿万人民的心田，在以后的日子，随着岁月渐渐越走越远，她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1992年7月11日，伯母邓颖超这位伟大的女性溘然长逝，留给周秉德的依然是无尽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

伯父伯母去世后，周秉德一大家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1月8日和3月5日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毛主席纪念堂或西花厅聚会，给老人家鞠个躬。每每走进西花厅，周秉德不敢多看那海棠、芍药、水仙及园中的小径，说这里分明都有伯父伯母的身影，都回荡着伯父朗朗的笑声和伯母谆谆的教诲。

周秉德曾先后任职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贸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到侨办《华声报》担任副社长，后来到中新社担任副社长，直到1998年退休。曾任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退休后的日子仍然很忙，因为一些单位常找她去讲课或做报告，讲她所受的人生教育。掐指一算，她说，怎么也得上百场了！

这些年来，周秉德的记忆里一直荡漾着伯父的音容笑貌，“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我将铭记伯父伯母的教诲，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