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民政协组建的前前后后

1948年，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托，具体领导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同民主人士、各界代表共商建国大计。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由一般的政治联盟上升为具有具体组织形式、共同纲领的政治联盟实体。这段时间里，一向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竟然“失踪”。国号、国旗、国歌、《共同纲领》……一件件开国大事的确立凝结有他的心血。在此期间，周恩来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不仅领导筹备召开新政协，而且建立和健全政协组织机构，为创建和做好政协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煞费苦心地把各党派民主人士安全地运送到解放区

1949年春，中国大地两种力量的决战已见分晓，国民党败、共产党胜，已成必然趋势。22年处于非法状态不得不武装反抗的共产党，终于取得了政权，可这新政权又将怎么组建？是否要经过合法途径？中国大地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看着。

中国共产党人其实早有筹划，1945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报告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还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设计了两个步骤：一是“经过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全中国老百姓迫切期盼和平、期盼民主，共产党“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大得人心，中国政治舞台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谈判。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团体外，又新组建了一些民主党派。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开会总要有个名目，时称“政治会议”，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加上“协商”二字，于是中国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却是命运多舛，开了没多久，惯于独揽大权的国民党就后悔了，随即撕毁民主契约，挑起全国内战。蒋介石挟抗战胜利之声威，依美国支持之实力，在战场上突飞猛进，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就在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党派拒绝参加的情况下，国民党拉拢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通过“宪法”。就此蒋介石立即改组政府，肆无忌惮地大打出手。

蒋介石军队全面发动内战，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再也无法在蒋管区立足。为了避免迫害，周恩来指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尽力协助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秘密转移到香港去，继续从事和平民主运动与进步文化活动。

国共大战，非两党派人士都在观望，原来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还要不要了？1948年5月1日，南京国民大会闭幕，蒋介石“高票”当选总统。同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发布“五一口号”，毛泽东删掉“毛主席万岁”，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发布后，立即得到各方面热烈的响应。

5天后，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郭沫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8月1日，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和参加者的范围、会议需讨论的问题等，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并潘汉年电，要他们按照毛泽东上述电报征询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并把这个讨论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次日，他又致电钱之光，嘱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旅港的李济深、沈钧儒等各个民主党派负责人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奔走相告，甚受鼓舞。蔡廷锴作为一个军事家，对蒋介石军队的士气十分了解，因而对战局更加乐观。由于蔡廷锴住在香港罗便臣道111号，李济深则住在罗便臣道92号，彼此相隔不远，经常来往，多方商讨，决心为促进新政协的早日召开而努力。

为了同各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周恩来煞费苦心地考虑如何把旅居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安全地运送到解放区，同时设法将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转移到河北省西柏坡附近。

当时，由于战争正在进行，香港与解放区的陆地、空中交通都已中断，周恩来最初曾经试图开辟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专门路线。可英当局强调不可能很快答复。周恩来当即决定放弃这一设想，而采取从香港坐船到大连或营口，再进入解放区的海上通道。

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后，成立了一个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5人小组，由潘汉年掌管全局，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的具体工作。

第1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和他的秘书林一元等，人数不多。这是由于租来的苏联“波尔塔瓦”货船不大，客房极少。为了安全起见，民主人士的行李先行运走，自己离家时只带一个小提包，还化了装。1948年9月12日上午，这艘负有特殊使命的货船，向北驶去。经过16天的海上航行，终于在9月27日早上抵达朝鲜的罗津港，中共代表李富春受周恩来委托，提前到了罗津迎接。29日到达哈尔滨市。

蔡廷锴除了写信向香港家人报平安外，还致函李济深，建议他尽早北上。随后不久，蔡廷锴还写信给留在香港的儿子蔡绍昌，要他把罗定县老家封存多年的一大批武器送给在当地活动的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11月3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李富春电：“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经由新政协会议产生。”因此，“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

第2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马叙伦、郭沫若、丘哲、许广平、陈其尤、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韩练成等，于1948年11月23日深夜从香港开赴大连。

每一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都高度重视保密。在这批精英中，郭沫若工作较忙，从这一年的8月25日开始，他在香港《华商报》副刊《茶亭》上撰写《抗日战争回忆录》，每日一篇。为了掩饰自己离开香港北上，不让连载中断，郭沫若在离港的前3天赶写了七八篇文稿，预先交给报社，直至12月5日才连载完毕；文末有一个《后记》，日期写的是“1948年11月21日于香港”。其实，文章登出时，郭沫若已经离开香港10多天了。

当时，周恩来特地事先打电报给在大连负责情报工作的冯铉和刘昂，指示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具体指定了座位座次）；还指示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等御寒衣物；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周恩来在给大连电示的同时，也给香港钱之光处发了电报，指示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

第3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较多，护送工作的确要慎之又慎，特别是筹划李济深安全离港的工作，更是大费周章。

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除了中共同他联系密切外，港英当局与他常有来往，美国领事馆与他也接触频繁。白崇禧也曾亲笔写信给李济深，请他到武汉“主持大计”。后来由于国民党进步人士何香凝、梅龚彬等的劝说，李济深并没有去武汉。

李济深寓所在中环半山区罗便臣道，港英政治部在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派了几个特工人员住在那里，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中共的5人小组经过研究，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决定在圣诞节次日的夜间上船，即12月27日凌晨驶离香港。到了12月23日，时任香港《华商报》董事经理、代总编辑杨奇接到任务，负责运送李济深的两件行李，并负责护送李济深等人登上苏朝合营的货船“阿尔丹”号。

12月26日，太平山下仍然沉浸在节日欢乐的气氛中，李济深的寓所也热闹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样，主人家居打扮，身穿一件小夹袄，外衣则挂在墙角的衣架上，宾主频频举杯，谈笑甚欢。这一切，对门那几个持望远镜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离席去洗手间，随即悄悄出了家门，在距离寓所20多米远的地方，一辆小轿车戛然停止，李济深迅速上车，直奔坚尼地道126号被称为“红屋”的邓文钊（《华商报》董事长）寓所。这时，那边晚宴才真正开始。

时钟敲过9响，当杨奇看到岸边和海面平静如常，就打电话照约定的暗语说：“货物已经照单买齐了。”于是，邓文钊的两辆轿车立即出动，将李济深等5位“大老板”送到六国饭店对面停泊小汽船的岸边。这时，负责接送的彭泽民等3位民主人士也按时来到。会合之后，坐上小汽船，朝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阿尔丹”号货船驶去。

这次李济深一行航行了12天，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才抵达大连。当时，李济深、茅盾、柳亚子等30多人从香港赴大连的轮船，在途中遇到大风浪，耽误了一些时间。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几次去电大连询问情况。直到他们安全抵达大连，他才放下心来。中共中央派了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前往迎接，乘专列到哈尔滨。

按周恩来的指示，事先设法买了御寒的皮货，他们一到，负责接待的同志就送去獭皮帽、皮鞋、貉绒大衣。收到这些物品，他们十分感动，有的人要付款。刘昂等人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的，这是周恩来指示我们办的。他们连声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得这样好，真是太感谢了。这批民主人士在大连逗留期间，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

1949年元旦过后，港督葛量洪发现《华商报》发表了一则简短消息，题为《李济深等离港北上参加政协》，这则新闻字数虽少，港督葛量洪却不由一惊。

据美联社香港3日讯，李济深离港之所以被人发现，是因为记者去找他，想问他对蒋总统元旦文告有什么意见。葛量洪同样注意到了这条短讯。尽管这条电讯不尽翔实，但报纸披露出来之后，英美和蒋介石的特工人员才如梦初醒，十分尴尬。他们没有想到，新中国成立前夕，20多位民主精英竟是在他们这些特工人员眼皮底下秘密离开香港、回归祖国的。

二 废寝忘食的“鏖战”

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就改在北平召开筹备会。1949年2月27日，周恩来在西柏坡审阅修改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并批示将它们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为名付印成册。

其中，《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的原稿是李维汉于1948年秋接受任务后，全力以赴，组织精英力量于当年10月27日写成的。草稿一完成，李维汉立即上报给周恩来，说：“稿子是勉强凑来的。”周恩来腾不出时间修改，大致看了一遍，便通过中央办公厅分送刘少奇、朱德、陆定一、齐燕铭等人。

李维汉为这个草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尽管草稿条文确实显得比较粗糙，但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实行的最基本的纲领、政策都规划出来了，其体现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立国思想，也大都为后来的各个共同纲领稿本所采纳。

在李维汉《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的基础上，经过各方面人士的共同修改，形成了第二稿。随后，周恩来对第二稿作了文字修改，把它收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发给有关方面人士阅读讨论。

自西柏坡到北平后，周恩来则立刻投入紧张的和平谈判之中。但在20天的谈判过程中，他先后5次邀集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会面，向他们报告和谈进展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又向各民主党派人士报告和谈破裂的经过。

和谈破裂以后，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政协会议的筹备中。6月1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举行，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并确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等。

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并致了开幕词，且于次日作了对《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说明。经过讨论和修改，通过了筹备会的组织条例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名单。周恩来强调：这次会议期间，“凡是重大的议案不是光在会场提出”，而且在提出之前“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

当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举行，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为了加快各项准备工作，决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单；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政府组织大纲；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周恩来并被推举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

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一切筹备工作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和它所领导的6个小组分别担负起来。周恩来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和起草《共同纲领》上。

新政协首届会议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有人就说：美国的议员，苏联的苏维埃代表，中国的政协委员！新政协代表如此尊贵，天下英雄尽来北平，其中未免鱼龙混杂。1948年秋，共产党与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商定，新政协由30个单位180人组成。后来，新政协增加代行全国人大职责，就需要扩大，以广泛代表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可是，这一扩大，就引来诸多申请。民国以来，中国各地党派丛生，许多组织成员复杂，政治立场模糊。

中国共产党接管各地时制订过一项党派政策：对于在1948年5月1日之前成立的，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尽了力的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应一律承认其合法地位，加以保护，允许发展，与之协商。各民主党派也赞成以“五一口号”画线，积极响应者可以参加新政协，后来者则需审查资格。新政协筹备会关于代表资格的政治标准认真严肃，有些党派、个人虽然提出申请，却没有被接受；也有些党派、团体、个人，虽未申请却被邀请参加。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除中国共产党及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10个民主党派，又增加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3个党派单位。

协商中的代表名单，需要广泛地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国内兄弟民族、国外华侨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取舍恰当，十分不易，可谓是整个筹备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各单位的代表名单，一般先由单位提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磋商，再确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还、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对某些在解放战争中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严重不纯，或是在民主运动中并无实际表现，甚至有过反动行为的，以及由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的派别和团体，不邀请参加。但对这些党派和团体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则邀请他以个人身份参加。因为这方面的问题既复杂又重要，许多事情是由周恩来亲自处理的。

在处理复杂的党派问题的同时，新政协还特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类，以尽量照顾到各个方面。周恩来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许多志士仁人虽然没有组织起来，但却在领导着、联系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从事民主运动。因此，严格且正确地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却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

作为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周恩来在6月18日主持召开了第三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共同纲领》的初稿，组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和其他等5个小组讨论，分别写出具体条文，供起草者参考。他说：“我们的政协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它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

为了保证按时拿出《共同纲领》的草案，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暂时放下手头的许多事务，集中一段时间完成这项工作。于是，一段时间里，人们很难见到周恩来的踪迹。原来，他在6月下旬就把自己“关”在勤政殿里，全神贯注、一心一意地亲自动手写作《共同纲领》条文。中南海里，杨柳依依、碧波粼粼，景色秀美，周恩来却已无心欣赏。

经过一个星期废寝忘食的“鏖战”，他完成了起草工作。走出勤政殿后，周恩来活动了一下发酸的筋骨，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心里感到十分高兴。然而，他没有休息，也没有时间休息，又急忙召开会议，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后又经过7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其中包括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500多人分组讨论2次，第三组自身讨论3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2次，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见。

周恩来所执笔的《共同纲领》以明确而概括的语言，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其中，明确新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它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为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周恩来在中南海的日日夜夜都是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由于新政协筹备工作中有许多重要问题既要及时到香山向毛泽东汇报，也要经常到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同民主人士交谈磋商，往返奔走，费时又劳神。有时周恩来一天内甚至不止一次地往返香山与城内之间，因为当时路况很差，每天在路上所花时间也就可想而知。而毛泽东也时常要找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党外的主要代表面谈，交换建立新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意见。由于他住在城外的香山，工作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搬进了城内，周恩来就将自己在丰泽园（三进院子）所住的里院让了出来，自己搬到了中院的正房里，并给当时一同住在这里的林伯渠一家另找了房子。不久，毛泽东的家属也要进城，周恩来就又搬了一次家，搬到了丰泽园外院的东厢房。

7月初，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彭真、林伯渠、李维汉任副主任。

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此时还没有一个正式名称。于是，就国号与中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进行了广泛的协商。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中，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在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各项文件的过程中，一些代表对这个原拟的国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即得注明是简称。黄炎培和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的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他们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原拟国名提出质疑，发表了第三种意见。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张奚若一副学者风度，语调显得有点激动，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语，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角度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 ‘民主’二字。”

在讨论中，毛泽东却后来支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理由是共产党是救中国不是亡中国，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我们共产党反蒋不反孙。后来是何香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包涵了‘中华民国’这4个字，其实质是一样的，‘民国’的‘民’就是‘人民’，中山先生一生为共和奋斗，这国自然就是‘共和国’了。”毛泽东听了觉得有理。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3种名称，留待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经8月17日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在这个初步草案里，新的国名去掉了“民主”二字，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这时在国号后面仍拖着一个“尾巴”。在后来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国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这很容易使人把它与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混为一谈，造成误解。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讨论政协组织法草案时，周恩来提议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长期存在下去”。

三 开国盛典在北平开幕

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由邓颖超等陪同从上海到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民主党派负责人等到前门车站欢迎。

车刚停稳，毛泽东便走进车厢，握着宋庆龄的手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宋庆龄在毛泽东陪同下走下列车。她身着一袭黑色拷绸旗袍，佩一条洁白的纱巾，盘着发髻，显得十分端庄。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宋庆龄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恩来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此时，蔡畅迎上来，向宋庆龄献花。接着，宋庆龄微笑着与月台上的欢迎者一一握手。

早在这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写信给留居上海的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熟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宋庆龄接到信后，因当时身体不适，不宜旅行，暂时未能动身。

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要派一位专使专程去上海请宋庆龄北上。这时，周恩来想到：1924年孙中山扶病北上，路过天津，邓颖超作为天津人民代表专程到码头欢迎孙中山先生，第一次见到中山先生身旁亭亭玉立的宋庆龄。1925年孙中山不幸在北京病逝，邓颖超参加守灵和送葬，又看到黑色面纱后哀痛欲绝的宋庆龄。1926年1月，邓颖超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便和宋庆龄、何香凝一起起草了妇女运动决议案。1927年夏在武汉，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叛变革命，邓颖超亲耳听到宋庆龄是如何愤怒地斥责他们。1938年秋，邓颖超又专程到香港会见宋庆龄，并和她一起到广州推动华南妇女运动。以后在重庆，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她们也时有往来。于是，周恩来建议选派和宋庆龄交谊很深的邓颖超去上海迎请为好。毛泽东则补充说，曾长期在宋庆龄先生身边工作的廖梦醒一同去迎接更好。

于是，廖梦醒先行一步。因为当年年仅59岁的孙中山抱病抵达北京商议国事却不幸在这里病逝，宋庆龄曾对廖梦醒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廖梦醒说：“北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宋庆龄说她想好了再通知廖梦醒。

6月19日，毛泽东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4年。仰望之忱，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两天后，周恩来也亲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3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现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专上。敬颂大安！”

6月28日，邓颖超接到宋庆龄宴请自己的请柬。当天，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和许广平、罗叔章一起从北平专程赴上海。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25年邓颖超南下广州时曾路过上海，向上海妇女界介绍天津支援“五卅”运动的情况。那时她还是个刚刚入党的21岁的青年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她和周恩来曾在白色恐怖下的大上海做地下工作，英勇战斗过5年。1946年，她又和周恩来一起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在上海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9年6月29日，她来到了解放的上海，心潮澎湃，内心无比激动。

当天，邓颖超到宋庆龄的寓所。多年不见，胜利重逢的欢乐，使中国这两位伟大崇高的女性拥抱在一起。

邓颖超款款叙说别离后的情怀，宋庆龄非常有兴趣地倾听着。接着，邓颖超介绍了新政协的筹备情况，并从手提书包取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郑重地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也将正式建立。党中央和毛主席恳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宋庆龄接过两封信，明白其中的分量。她仔仔细细地看完后，认真地思索着，慢慢地说：“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毕竟那里是她的伤心之地啊！邓颖超忙说：“这事不忙马上定下来，先生可以从容考虑再作定夺。”

邓颖超在上海留下来了，一留便是两个月。她去探望了史良、倪斐君等老朋友，了解了上海妇女正在筹备成立上海市妇联的情况。期间，邓颖超又几次去看望宋庆龄，约请她出席有关活动，或自己出席宋庆龄在上海举办的有关公益活动。终于有一天，宋庆龄微笑着对邓颖超说：“我决定接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先生的邀请。”

随即，邓颖超和宋庆龄商量哪一天动身，并立即通知北平。

宋庆龄以什么名义参加政协会议呢？当时有3个单位都提出要推她为代表。7月18日，周恩来和李维汉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陈毅、潘汉年并转邓颖超，请他们就这个问题征询宋庆龄本人的意见。且在给邓颖超的信中说：“接到你的来信，很高兴，盼望得很久了，你除了与夫人（宋庆龄）联络外，就安心静养吧，完成两个月计划，会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利。”

3天后，邓颖超复电周恩来、李维汉说：“孙夫人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同时，邓颖超提议：“以宋为特别邀请代表，请中央决定。”

为此，新政协代表中还特设“特邀代表”一类，其中有宋庆龄、陶孟和、张难先、张元济、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周信芳、梅兰芳、赛福鼎等。8月6日，周恩来致电邓颖超：“新政协9月开会，孙夫人以8月下旬或9月5日前来平为好，并请她9月下旬在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议。”

为让代表进一步了解会议有关情况，便于会议期间的积极讨论，周恩来于9月7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代表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

10日晚9时，周恩来在毛泽东处讨论《共同纲领（草案）》，至次日晨7时。

15日，周恩来作为政协中共党组书记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说明新政协代表成分和比例是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采取和各党派、各团体充分协商的方式确定的。同时，他反复讲解党的统战政策：“民主人士对于孤立蒋介石所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学会同他们共事。我们不能以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是主人，是我们请你们来开会的。都是政协代表，如果你叫同志，他叫先生，不就成了宗派？”指出：革命胜利后“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参加工作，到处都要碰到合作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同党外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如果“我们领导得好，可以不流血过渡到社会主义”。

17日，由周恩来主持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他代表常委会作了关于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宣布会议筹备工作已经胜利完成。这次会议上，正式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开幕式的各党派、各团体代表634人，来宾300人。晚6时后，与会者陆续入场，每人胸前别着一枚刚刚赶制出来的新政协徽章。

怀仁堂位于丰泽园东北，原为仪銮殿旧址。仪銮殿于光绪时用三年的时间建成，慈禧太后迁入居住并在此殿召见大臣并处理政务。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把从事过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自己就在仪銮殿亲自训政，使得仪銮殿取代了紫禁城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后来仪銮殿被焚毁，重建的宫殿名为佛照楼。袁世凯执政时将其更名为怀仁堂，用于办公。人民解放军刚入北平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怀仁堂是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古旧建筑。在周恩来的批示下得以翻修、扩建。

当晚，怀仁堂门前，彩色气球上悬着墨绿色的飘带，门两侧彩旗迎风招展，会场之内玻璃灯、水晶灯交相辉映，使整个会场显得庄严瑰丽、光彩夺目。经过政协筹备委员会工作人员一个多月的努力，这座古老建筑已被布置得焕然一新。

主席台的上方，悬着巨幅会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的后幕上悬挂着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会徽的下方，并排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由于新的国旗还没有最后确定，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主席台布置得庄严肃穆。

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程潜、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周恩来等。当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时，军乐队齐奏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54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5分钟之久。

周恩来代表筹备会报告出席会议的各类代表名额和总人数，提出主席团名单和秘书长人选的建议，得到全场一致通过。

毛泽东用洪钟般的声音致开幕词。他以沉稳、缓慢的语调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全场的人眼里都闪烁着泪花。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数千万人民英雄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政协会议的任务。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新中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这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接受全国政协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在政协开幕的当天，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7时半在北平开幕。”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

四 国旗国歌国都国号的诞生

9月22日，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向大会作了关于主席团常务委员名单和设立6个分组委员会的报告，并代表第三小组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

23日，周恩来听取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汇报，新政协代表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时发表的各种不同意见。

自登报征求来稿后，社会上反响强烈，仅1个月内便收到数以千计的设计稿件。其中，国旗提案1902件、图案2992幅，国徽提案112件、图案900幅，国歌提案633件、歌词694首。应征者遍及国内外，前3名首推东北、北平、上海。另外，美洲及马来西亚、朝鲜、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也先后寄来了很多应征稿件。来稿者中，既有以文言文写作的老先生，也有工人、农民，还有机关干部，同时也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作家、自由职业者，以及解放军战士、海外华侨，甚至连小学生也以稚嫩的字迹写来了意见稿。周恩来说，这充分说明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阶层人民对于人民政权的拥护，对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的诞生异常关心，翘首以待。

周恩来发现，征集的国旗图案大体可分为四类：一、镰锤交叉（或称镰刀斧头）并加五角星。此类图案最多，开始赞成的人也多，如陈嘉庚就专门设计了中国式的镰刀斧头图案，还说：“中国有中国式的镰刀、斧头，不能因苏联用了，我们就不用。这是最好的代表工农建国的图案，许多来稿都说了这个问题。”二、嘉禾齿轮代表工农联盟的图案。三、以两色或三色的横条、竖条加镰刀、斧头、五角星或嘉禾齿轮。四、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案，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并加一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等，这类图案也数量不少，郭沫若和朱德就设计过此类图案。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前三类不合国体，不能采用。较为可供参考挑选的只有第四类。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又从中评选出较好的几十幅图案。为了评选时不带任何偏见，周恩来指示把选出的几十幅图案按类型编成一册，每幅图案只编号，不写作者姓名。

经过初评复选，38幅国旗图案闯过一关又一关。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被编为“复字32号”，“复字1号”是红旗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复字3号”是中间加两条黄杠表示黄河、长江；“复字4号”是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最初，赞成选择“复字1号”、“复字3号”、“复字4号”为国旗图案的比较多，毛泽东也曾是“复字4号”的赞同者。

“复字32号”，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表示中国共产党，周围4颗小五角星表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大家比较倾向“复32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4个阶级的提法不妥。有人说：资产阶级怎么能进入社会主义呢？

后来，毛泽东在勤政殿邀请各方面人士座谈。宴会后，毛泽东拿着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团结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向。我看国旗是不是就选这个图案？”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约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茅盾、田汉、梁思成等18人在中南海开会，协商确定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问题。

当时，收到的国歌歌词、歌谱应征稿件中有郭沫若、马叙伦、冯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小组评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有的还组织乐队演奏过，但大家都感到不理想。在讨论时，大家都认识到，要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的确比较困难。

但是，新中国诞生之时不能没有国歌。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确实不易。而且，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特别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国歌！用一支什么样的歌曲才能充分体现它的特点，反映亿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声呢？

大家一时陷入了沉思。这时，一位个子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发言，打破了沉默：“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表国歌怎么样？”此人就是大画家徐悲鸿。

毛泽东欣赏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国歌是合适的。”

周恩来说完，著名建筑学家、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梁思成站起来发言：“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这说明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歌代表国歌很好。”

接着，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讨论时，有人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词当中却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听后，周恩来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

商议结果，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毛泽东说完，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于是，丰泽园里传出了洪亮而激昂的歌声。

当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着：“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接到这一请柬的共有二三十位70岁上下的老者。

第二天中午，应邀者按时赶到六国饭店，周恩来主持宴会。宴会之前，周恩来叫人关上餐厅的大门，开始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作‘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说完后，快人快语的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孙中山的战友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1912年1月1日，在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为推翻清朝封建王朝，宣布成立共和政府，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孙中山辛亥革命之本意，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革命成果即被大野心家袁世凯篡夺。不久，袁恢复帝制，建立起洪宪王朝，当了80天的短命皇帝。后来，“中华民国”又先后被黎元洪、曹锟、蒋介石等篡位，孙中山的民主设想和共和体制根本没有实现。有一位辛亥革命参加者、清朝进士周致祥，对此极为愤慨。他归隐38年，从来不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问其原因，他认为此国号只是徒有其名，而绝无其实。

周致祥态度坚决，反对用简称，说：“我仍反对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紧接着，83岁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激动地站起来，要求发言。这时，宴会厅里显得很安静，大家等待着听这位老人的意见。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但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就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3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作‘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用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司徒美堂的话言之成理，掷地有声。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表示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民盟领导人张澜老先生，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当面称赞他“老成谋国”，这时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陈叔通也赞成此议。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的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 ‘简称中华民国’。”

于是，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几乎都反对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

最后，周恩来做小结，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括号中的“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他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送给大会主席团常委会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做出最后决定。”

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继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的主席团执行主席是：张澜、李立三、贺龙、沈雁冰、薄一波、周恩来、宋庆龄、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讨论和通过了政府组织法，一致同意和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政协代表们认为，去掉简称“中华民国”，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杀。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

同时，马叙伦代表国都、纪年、国旗、国歌方案整理委员会向大会做了报告。

经过讨论，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了4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中的人民大团结。

周恩来的话音才落，掌声如雷，响彻了整个会场，经久不息。以上4个议案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遗憾的是因没有合适的国徽，即使在国庆日上也未能用上新中国的标记。

29日，周恩来作为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主持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

30日上午，全体休会。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举行闭幕会。

会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澜、李济深等180人当选；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人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63人为政府委员；讨论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

会上，周恩来提议将“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上。他解释说，之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这里也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同。

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49名着新式军装的军乐队员，演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下午6时，毛泽东等全体政协代表从怀仁堂来到天安门广场，整好队，开始举行纪念碑奠基典礼，首都各界群众代表3000余人也列队出席。

林伯渠在庄严的国歌乐曲声中宣布仪式开始。周恩来在庄严的氛围中，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辞：“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礼。”接着，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

哀毕，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尔后，毛泽东跨步向前，执铲铲土，投入坑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其他代表们也都一一铲土入坑，为纪念碑的基石培土，为中国“第一碑”奠基，表示对革命先烈的崇敬。

当晚，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胜利闭幕。

五 三十万群众欢庆前的实地演练

成元功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为了在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之时，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全体成员能够安全、准时地到达会场，登上天安门城楼，事必躬亲的周恩来于9月29日进行了一次实地演练。

“当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的周恩来，走出勤政殿，在门口对我们说，60多人从会场出来上车需要5分钟。他看了看手表，乘汽车按去天安门的预定路线要司机缓慢行驶，出中南海东门，进故宫西门，后出午门，直到天安门城楼后边停下，下了车。他看了看表，走了7分钟。这时余心清、李福坤等人早已在此迎候。周恩来说：‘人和车在这里聚齐需要5分钟。’并对现场指挥车辆的同志说：‘10月1日，中央领导同志来了以后，一律从西马道上天安门，其他领导同志从东马道上天安门，你们要把西停车的地方留出来。’5分钟后，他和在场的同志从西马道缓步登上天安门城楼（登天安门的东西马道是对称的，都各有67个台阶，马道共分四段，每段都有一个小平台）。周恩来在大家的陪同下，先上一个小坡，登了16个台阶，来到第一个小平台停下来休息1分钟，然后又登了17个台阶来到第二个小平台，又休息1分钟，接下来再登了17个台阶，来到第三个小平台，再休息1分钟，最后又登完了17个台阶，到达天安门西大平台上，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就矗立在这里。周恩来看了看，一共用了8分钟。然后他对在场的人说：‘朱总司令和几位副主席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需要这么长时间才能走上来。’”成元功回忆说：“周恩来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负责转播开国大典盛况的人也在西平台，他把广播电台负责人叫过来，并站在离台阶3米左右处说：‘10月1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到这里时，你们通过广播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了！这时，广场乐队立刻奏《东方红》乐曲。’”

成元功还记得，周恩来和电台的同志说完，与在场的人边走边说，慢慢走到天安门城楼中间，站在毛主席要检阅的地方，他又看了看表，没讲话，把脸转向左边，见那里有一根茶杯粗细、六七十厘米高的木桩子，顶部还安有一个电开关，一个30岁左右的同志赶紧指着那个木桩子介绍说，“这是毛主席升国旗用的电开关，下边附有电线，一直到达广场的旗杆上面，到时候，毛主席只要把开关往右拧一下，五星红旗就会升到旗杆顶，在广场上飘扬。”周恩来问：“你能保证吗？”那位同志答：“我都试过几次了，没问题，一定能保证。”周恩来一连又提了几个问题，到时候停电了怎么办？电线中途出了问题怎么办？……接着对那位同志说：“要保证国旗到时候能顺利升上去，你要做两手准备，一旦停电或是线路出了问题，就是用人也要准时把国旗升上去！”那位同志连连点头称是，并保证一定做到万无一失。然后，周恩来站在中间台阶上，左看右看向李福坤了解天安门广场两侧民房的情况。李福坤说：“东边是公安部和市公安局，没有民房。西边主要是司法部，民房不多。”之后周恩来又对余心清说：“孙中山的像摆得远了，要向这里移近一些，还要抬高一些。”

随后周恩来来到城楼内大厅，中间有高出地面约20厘米的木制平台，面积约30平方米，上面铺着地毯，三面摆有沙发和茶几。周围用高盆景的松柏、桂花、水仙花和屏风围着。余心清介绍说：“这是主席、副主席休息的地方。”周恩来走上去看了看，没说话。大厅两侧摆有约15米长、1.5米宽拼成的长条桌，上铺白台布，周围有椅子。余心清说：“这是供大家休息、用茶点处。两头有临时医疗点，高大的大厅只用了前半部。”布置既朴素又大方实用，周恩来看了没说话。

成元功回忆说：“亲临天安门城楼实地检查安排完，周恩来从东马道下了城楼。上车前对余心清说：‘还要准备两副担架，何香凝、司徒美堂要坐担架，其他人自便。’在回中南海的路上，我坐在汽车副驾驶座上，周恩来和何谦坐在后排座上。周恩来又说：‘从勤政殿起步要5分钟，路上行车7分钟，下车后等5分钟，上天安门城楼8分钟，从西平台到检阅台要5分钟，总共需要30分钟太紧了，要留5分钟余地给年岁大的老人，几位副主席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留点余地好……’”

按照大典筹委会的安排，开国大典决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城楼举行。据成元功回忆：“举行前，按照事先预定的议程，下午2时先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即宣誓就职仪式，会议很简短，毛主席讲话后，大家鼓掌表示同意。会后集体去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大典的主持人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总指挥是周恩来。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毛泽东和各位副主席及委员们都衣帽整洁地前来参加会议和开国大典。成元功说：“这天下午2时25分，周恩来宣布，现在大家可以走了。大家兴致勃勃，有说有笑地离开勤政殿，走向各自汽车，去参加开国大典。车队按预定的路线出中南海东门，进故宫西门，然后出午门，直达天安门城楼下。周恩来看了看表，时间还早，便请毛主席等一下几位副主席，5分钟后大家一起从西马道登天安门城楼。”

此时，天安门已经整修得焕然一新。赭红色的门洞顶端高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东西两边是两条横幅标语：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城楼的九开间大殿上，悬挂着红底黄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横幅，大殿房檐下挂着八盏特大大红宫灯，八面红旗呈水平分别插在天安门东西平台上。

成元功注意到，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神采奕奕地将要走到预定位置时，一向不走在毛泽东前面的周恩来，这一次却例外地从毛泽东左侧快步走到前面，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在天安门平台上转播的同志挥手示意，早已做好准备的电台播音员，心领神会，立即通过扩音器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了！

广场上的两个军乐团立即奏响了《东方红》乐曲，随着乐曲，广场上30万群众立刻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平台上，向欢呼雀跃的群众挥手致意。这时事无巨细的周恩来向后一看，几位年长的副主席没有跟上，他立即要成元功找工作人员去搀扶他们。几位老人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于3时前到达了自己的位置。据成元功回忆，开国大典前有三位老人是坐担架抬上城楼的，他们是何香凝、张澜和司徒美堂。

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请毛泽东主席升国旗。这时，毛泽东向左转身拧动木桩上的电钮，新中国国旗—第一面五星红旗在矗立于广场上22米高的旗杆上冉冉升起。广场上的军乐队奏响国歌，设在前门内马路两侧上的54门礼炮齐鸣礼炮28响。

成元功回忆说：“再接下来是毛主席讲话，当他用浓重的湖南普通话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日成立了！’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广场上响起了兴奋热烈的掌声。当他宣布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时，城楼平台上、广场上再次响起长时间的掌声，有的领导人向周总理握手表示祝贺。再接下来是朱总司令走下天安门城楼，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

朱德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晚上，北京市民举行提红灯游行，直到9时许结束。

为此，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个空前统一的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