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老照片记录开国元勋的点点滴滴

一个骄阳吐火的下午，笔者如约来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宿舍区，按响一个普通单元的门铃。“铛铛、铛铛”两声清脆的铃声过后，门开了，一个面容清秀、身材瘦削的老太太手扶着门，正待发问，笔者赶紧自报家门。“噢，你们来了，快进来吧！老头子，来客人了！”老太太笑着招呼我们进屋，虽然岁月的雕刀在她脸上刻下衰老的印迹，但我们还是很准确地判断出这个老人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对象—共和国第一代女摄影家、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原主席侯波。

进了客厅，顿感一阵凉风扑面而来，霎时，把夏日的炎热关在了门外。侯波的老伴—著名摄影家徐肖冰站在靠近阳台的一张小桌旁，桌上堆满了书、纸，看得出来他正在写着什么。他笑着对笔者说：“侯波早就把空调开大了，怕你们一来热得受不了！”原来如此，笔者暗想：“侯老可真是个有心人啊！”

侯波的一生充满传奇：她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13岁即投身革命参加抗战，14岁加入共产党奔赴延安，25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南海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拍照12年，十年动乱饱经磨难，改革开放后重获新生，71岁时担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创会主席……“我这一生很有福气，亲历了开国大典，也看到了祖国富强。”侯波很健谈，说到激动处，眼角溢出泪花。

发明照相技术的人是伟大的，留下珍贵历史瞬间的人更伟大。一张张活灵活现的照片背后，深藏着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侯波用光影浓缩瞬间，为我们开启了半个多世纪的时空隧道。

一 红色瞬间定格为永恒

坐在这对著名摄影伉俪家简朴的沙发上，笔者下意识地环顾客厅四周的摆设—出乎意料，并不见摄影作品的展示，古朴的展示柜中反倒是陈列着许多小工艺品，如泥塑小人、茶具等。唯独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侯波、徐肖冰夫妇俩与毛泽东在香山的合影，这张合影顿时吸引了笔者的眼球。于是，我们的开场白就从这张合影开始了。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5月。那时，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休息、办公，并接见国内外的一些客人。一天，侯波接到组织下达的任务，去香山协助徐肖冰完成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摄影任务。“那时我的工作单位还是在北平电影制片厂，人事上还属于电影厂管。但中央有事就来电话通知，有时也直接来车接，带上摄影机就走。”侯波回忆着。这次会见结束后，客人走了，侯波他们收拾机器也准备离开。这时，毛泽东回过身来招呼他们坐下。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认识徐肖冰，得知侯波是徐肖冰的爱人且也是从延安出来的，就饶有兴致地问侯波是哪里人，侯波回答说山西夏县。“山西可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夏县人，武艺高强，人又忠厚。”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都逗得笑起来了。

本来这是侯波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见到毛泽东，心里自然有点紧张，不敢与主席坐得太近，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平易近人，而且说话这么幽默、这么随和，一下子使她轻松起来。这时，卫士李银桥送了一盘水果过来，毛泽东就请他们吃。不爱吃水果的毛泽东则大口地抽起烟来，喝茶也不剩茶叶。

“山西那个地方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可是当初不是我们的天下，被阎锡山占着，他又不抗日，我们在统战工作中费了好大的劲也没把他拉过来。他与蒋介石也有矛盾，想不理蒋介石的茬，搞一个独立王国，可惜蒋介石容不下他。陈赓也在山西打过几个漂亮仗，把个日本人打得不轻。后来国民党的那个朱怀冰还想占据这里，不抗日，反而与我们的八路军摩擦，陈赓火了，一生气把他给彻底收拾了。”毛泽东正谈着，他的女儿李敏跑过来了，叫着“爸爸”扑进毛泽东的怀里。

这时天已经不早了，想到不能过多占用主席的时间，侯波他们起身向毛泽东告辞，可侯波心里总感到这次与毛泽东的见面不应就这样结束。果然，毛泽东站起身，说：“来，咱们一起合个影吧。”于是，与侯波同来的新华社记者陈正青举着相机，为侯波夫妇跟主席合影。侯波、徐肖冰在毛泽东身边一左一右站好，这时主席发话了：“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不由分说，毛泽东站到了侯波的左边。陈正青按下快门，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采访时，侯波深情地注视着这张大照片，感慨万千：“这张照片我们珍藏好几十年了，每当抬头看见它，我就会想起那次照相的每一个细节。那时我们多年轻！毛主席多年轻！共和国多年轻啊！”侯波在记录领袖影像的日子里，每天基本上是泡在电话机旁，一有消息立即提起摄影包出发。但时常会遇到一些麻烦，“有时领袖们不爱拍照。我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相机藏起来拍照。”侯波兴奋地说道。

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让她永远铭刻于心的是开国大典这天。作为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共和国开国大典拍摄的女摄影师，侯波拍下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令人激动的瞬间，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经典画面。“当时的照相器材很落后，胶卷都是到香港用外汇买的，很紧缺，我当时用的是德国的禄莱120相机、阿克发胶卷，相机一次只能装12张底片，印象中我拍了不到10卷。胶卷必须节约着用，拍一张是一张，因而那天拍的照片，几乎每个角度都只有一张底片。当时我的相机只有标准镜头，没有广角，所以我想再多照一些人就照不下了。其实这张照片从光线、构图和技术上来讲，我是不满意的，但它有特殊的意义。”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为了能拍好这次大典，上级从《华北画报》、《东北画报》、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选派了多名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记者和摄影师，但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陈正青、杨振亚和侯波。侯波记得在广场上的有吴群、林杨、孟昭瑞等，总共有30名摄影记者在拍开国大典。“杨振亚本来是被安排在城楼上的，但他临时下去拿东西，结果上来时典礼已经开始了。陈正青、杨振亚作为记者是要发稿的，而我当时是中南海摄影科科长，没有发稿任务，只要留资料。其实《开国大典》的照片陈正青的那张使用次数最多、流传最广，仅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镜头，他就拍了135整整一卷。那天，当时还在电影队的徐肖冰也在天安门城楼上忙着拍新闻电影纪录片。”

开国大典那天，上午不到10点侯波就先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地形，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联专家带着彩色纪录片的拍摄设备也都纷纷就位。“因为下午2点在中南海勤政殿，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将宣布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我又急着赶回去拍照片。两点半多拍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再赶到天安门跟着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登上城楼。等我上去一看，好位置都被他们拍纪录片的摄制组占了。那天有两个摄制组拍彩色纪录片，还有一个组是拍黑白纪录片的，加起来至少有好几十人。”

大概下午2点50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从天安门城楼左侧一步步走上来。当毛泽东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的声音：“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军乐奏响《东方红》……侯波赶紧用相机对准了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边拍一边往后退，还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生怕误了每一个重要的镜头。“当《东方红》第三遍奏完的时候，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正好到达了天安门正中的位置。国歌声中，毛主席亲自按动了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25岁的侯波，此前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站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那时前廊的围栏不像后来那样修有齐胸高的汉白玉护栏，而只是覆着琉璃瓦的矮墙。我们都是身子紧靠着城楼的矮墙拍照。有时为了能拍到领导人的正面，只好冒着危险把身子探出矮墙。而且按完快门后就得赶快蹲下来，以免挡住下面群众的视线。毛主席讲话的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选择最佳位置就得按快门，可是即使这样，选取背景的程序也是不能省略的。只能把过程缩短，甚至缩短为一瞬间，这样捕捉到的背景才会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矫饰的。”

“那天，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日成立了’，这一刹那，我的快门同时按下。”说着，侯波取出开国大典的那张照片，照片上毛泽东正对着扩音器大声宣告，十分传神、真实。曾经多次在纪录片中听到的那熟悉的声音，此时仿佛一下子回旋在耳畔，激荡在心底。照片再现了重大的历史瞬间，摄影真不愧为一门收藏历史的艺术，而摄影师则是收藏历史的收藏家。

看到笔者的钦慕之态，侯波马上表白：“这张照片，是我最得意的几张之一。不是因为照得好，因为它是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是新中国光辉历史的见证—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是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她认为自己很幸运。

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侯波觉得主席讲话的声音与平时相比有点变调，显然是激动了。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都流着眼泪，侯波也激动得流了泪。“在天安门城楼上有1000多人，大家都眼含着热泪，庆祝有这么一天。”

城楼下30万欢腾的群众更是情绪高昂。人群、旗帜、彩绸、鲜花汇成了喜庆的海洋。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感人至深。侯波也激动了，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把这一气势宏伟、鼓舞人心的场面给拍下来。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方有限，再往前是不可能了，往后退也没有地方，当时侯波什么也不顾了，就在自己上半个身子探出墙外的那一瞬间，周恩来总理抓住了她的衣角，等回过身来见是周总理时，一股暖流涌上侯波的心头。

侯波透过相机镜头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双含着莫大幸福的眼睛和数十万双充满感激的手，人们朝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欢呼“万岁”的情景。看到毛主席不断地扬起双手向大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侯波异常激动，一次次按下快门，捕捉到一个个珍贵的历史镜头。侯波拍摄主席回应广场上热烈的欢呼时，不顾一切地侧身探出墙外抓拍主席精神焕发的笑容和激动的神情。在旁边的陈云和彭德怀都多次提醒侯波：“小心！小心！”

那天，侯波完全融入到喜悦庄严的气氛中去了，端着相机，不断地变换着角度，将这些开国元勋的精神风貌和神采定格在胶片上。

据侯波回忆：“我当时在城楼上拍照时总蹲在围墙下，有人不理解。因为当天城楼上下是靠一条挂着一个篮子的绳子来联络的。下面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问题就拉那个绳子，篮子就提上来了。据说篮子里面不少是骂我们记者的纸条，写着‘你们挡着我们看不着主席，你们快离开吧’等字样。还有直接在城楼下喊叫的。所以我们摄影的同志都是尽量蹲着，只有拍照的时候才站起来。”

据说，从开国大典留下的大多数镜头中看，毛泽东是很少出现笑容的。毛泽东此刻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又愉快又不愉快”。对此，他后来解释道：“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

这一点从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就可以看出来。当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检阅的装备被戏称为“万国牌”武器—出自十几个国家，大多是别国淘汰的旧品。检阅途中一辆装甲车开到天安门西侧时，还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开不动了，幸亏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继续向前行驶，把这辆装甲车顶到西长安街上才没扰乱秩序。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对眼前的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但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这已是我军手中最好的装备了。

据侯波回忆，开国大典上，当新建立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广场和城楼上爆发出了如雷的掌声与欢呼声时，毛泽东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

开国大典当天的活动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毛泽东一直在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到晚间已有些支撑不住，就弯腰伏在围墙上。至于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状态的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根本不知道累，直到深夜回到家才感到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点力气都没了。”侯波说，因为一直忙着在城楼上工作，广场上的活动虽然很热闹，自己也没顾上细看。“开国大典让我感受特别深的一点是，人民当家作主那种欢欣鼓舞的喜悦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之后的十余年间，在五一、国庆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侯波又陆续十多次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摄影师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离休后，我又多次去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参观过，也拍了不少照片，每次都能发现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你们不知道，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虽然经过了精心的装饰，但由于条件所限，看起来还是比较破旧，台阶也有的残缺不全。现在的天安门一年比一年漂亮了，看起来也特别宏伟。我们的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