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简单材料的书法传播(7)

小篆石刻不仅以石材代替了以往的青铜器、甲骨和简牍材质，还打破了殷商两周的金文作为钟鼎彝器装饰的苛限，形式上也突破了甲骨文为龟甲兽骨的面积限制的局促感，从而充分达成了文字之美和书法造型之美的统一。同时，秦石刻也避免了战国以降的竹木简过度实用化的倾向以及汉简过度自然化而缺少法度整饬之美的局限。秦石刻突出的是文字形态和书写内容的典范和仪式之美，这种字体和国家典仪活动很和谐。

秦朝存在的14年间，民间通行的仍是战国隶书与秦隶，小篆仅通行于宫廷与贵族社会。秦石刻的文字内容并无更多的实用性、交际性和日常性意义，它几乎纯为歌功颂德而设，其所采用的小篆已成为一种不通行于民间的特殊的书体。秦朝小篆丧失了实用含义后，反倒获得了更多的审美价值。具体而言，摆脱了实用的草率急就之需后，秦石刻中的小篆充分体现出骨肉停匀的审美格调，展示出了更多的教化导引和政治威权的意味。秦小篆具有画均匀、粗细平稳、不起不伏的特征，空间分割按一定比例而呈现出均匀之势，体现出秦人对整齐、规范、秩序的尊崇理念。相对于汉简率性洒脱的书写风尚来说，秦石刻的小篆字体可谓体现了秦人求稳惧乱、求新惧旧以及寻求新的权力符号的急切愿望。

秦石刻第一次以文字书写为中心，开拓出了典雅艺术的范例，并首创书法的石刻形式。秦汉以降直至清末近代，石刻书一直代表石材书法的基本体式。仅以石材而言，它还派生出摩崖、造像记、墓志铭等书法形制。从秦汉石刻直至近代碑刻，汉字书法的这种以石材为主要载体的传播形式一直具有相对稳定性。

小篆是秦代规范的正体文字，但它并未脱尽古文字线条繁复、体势缠绕、布局拘束的格局，因此，秦代民间已开始流行一种解散篆体的隶书，汉隶则是秦隶的延续和发展形态。西汉的篆书与隶书多用于匾额与简策，石刻较少。欧阳修《宋文帝神道碑》记载：“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铭，自后汉以来始有也。”（注：[北宋]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集古录跋尾·卷四》卷一三八，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10页。）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所刻《群臣上寿石刻》为竖行篆书石刻，字迹已有解篆入隶风味。其余的西汉石刻皆采用有波磔的古隶。西汉石刻中较有特征者还有《莱子侯石刻》。“《莱子侯石刻》又称《天凤石刻》、《莱子侯封田石刻》，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一月刻。此石原在山东邹县卧虎山下，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972年）为王仲磊发现，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移置孟庙。现存邹县孟庙启圣殿前。”（注：苏士澍编著：《中国书法艺术：秦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

石刻为自然不规则形水层岩石块，质地坚硬，长65厘米，宽45厘米。刻字面凸凹不平，有竖条界格，刻隶书7行，每行5字，共35字。碑文内容为：“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储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孙毋坏败。”……石刻字体古朴野拙，用笔方折挺劲，不见明显的波磔，仍然流露着浓重的篆意，可以称得上是由篆向隶过渡时期字体的代表作，在文字源流发展史上有着极高的价值，能使我们领略到稚拙隶书的天趣。该碑为现存西汉碑刻中的佼佼者，为书苑中不朽的古代书法珍品。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王仲磊在邹城市西南卧虎山前发现了《莱子侯石刻》。至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滕州市颜逢甲同邹城市孙生容、王补仲访得此石，遂移入邹城市亚圣孟子庙。（注：朱正昌总主编、郭建芬等编著：《碑刻造像》，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8~59页。）

杨守敬评价此刻云：“是刻苍劲简质。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亦为最高。”（注：[清]杨守敬：《平碑记》，引自邵大箴主编、《中国美术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百科全书》，第2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715页。）清代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评价此石：“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注：[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引自蒋文光、张菊英编著：《中国碑林大观》，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曾对西汉石刻作过评价：“西汉的石刻，有《祝其卿坟坛石刻》、《上谷府卿坟坛石刻》、《群臣上寿石刻》、《朱博残碑》、《鲁灵光殿址石刻》、《霍去病墓石刻》、《五凤二年石刻》、《廉孝禹石刻》，王莽时期的《莱子侯石刻》等，其笔画简直，属于没有波势的隶书。还有《鲁北陛石题字》等。这些西汉石刻中，有一部分为篆书，大多数是承袭秦代小篆的风格。其中《鲁孝王石刻》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字体。”（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43~44页。）李泽奉、刘如仲还从字体演变以及书法艺术的双重角度对《鲁孝王石刻》的价值作出了判断：“以上这些石刻的书体，基本上是方整的小篆，形成了汉篆体方、笔挺，结法密的特点。尤其是方折笔道，它是秦篆过渡到汉篆，以至汉隶的重大发展，尽管这些石刻的字数虽然不多，可是它是研究我国汉字字体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它的书法艺术成就很高，成为我国西汉隶书碑刻的代表作。”（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44页。）中国书法和文字的关系极为密切，字体和文字一直呈现出一种互动的关系。为此，李泽奉、刘如仲还认为：“到西汉时期，从以上所列举的一些石刻来看，有些为篆书石刻，可是已带有隶意。如《鲁北陛石题字》，其中的‘月’字，虽为隶书，可是仍带有篆意。另外，西汉成帝以前的一些石刻中，其隶书和篆书并列使用，或者说是已参杂使用。可以从西汉的石刻中得到证实，如西汉《霍去病墓石刻》字，一石作‘左司空’为篆书。可是，到了汉顺帝以后，汉隶已到了成熟的时期，秦隶便已绝迹。”（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44页。）从纯审美的角度看，泰隶向汉隶过渡的融合地带更可看出隶书的生长性风貌。汉隶的发展无法忽略皇族的作用。《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诏书者，诏，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云〕，如故事。诫敕者，谓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诏敕某官。它皆仿此。”（注：[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上》卷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页。）《碑帖鉴赏与收藏》记载：“传存于世的有赵工群臣上书，鲁王判治石刻，阳嘉四年石刻、祝其卿坟坛题字、上谷府卿坟坛题字、少宝神道阙、开母庙、是吾碑、建初残石、三公山碑以及汉魏诸碑额、如衡方碑额、孔彪碑额、韩仁铭碑额、白石神君碑额、张迁碑额、华山碑额等，魏三体石经的小篆等，都是汉魏小篆的大本营。”（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44页。）汉代是中国书法的第一个高峰期，同时也是儒家教化思想一统天下的时期，汉代的书学法式和礼仪制度的融合创造出一种整饬高雅的书法风尚，其碑刻书法由此成为一种足以让后世书家效法的书学范本。

东汉前期的隶书碑刻即一些摩崖石刻的笔画一直存在无波势和有波势的两种风格。题刻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年）的《三老讳字忌日记》和题刻于东汉明帝永平六年（66年）的《开通褒斜道石刻》与西汉隶书相近，笔画简直，外形扁方，有浓厚的篆书笔意。至东汉中期，碑刻渐多，其隶书的点划波磔渐起，脱篆入隶的痕迹明显。至东汉桓帝及灵帝时（147~189年），汉隶已完全定型，且确定为官方标准书体。（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45页。）东汉树碑之风很盛，遗存的碑版数量众多，品质精良。后世所言汉隶主要指的是此类碑版，现存世的东汉隶书碑刻有170余种。其笔法包括了方笔和圆笔两大流派，其工整精细、法度森严者有《乙瑛碑》、《礼器碑》、《史晨前后碑》，为隶书正体。其圆静多姿、飘逸秀丽者如《曹全碑》、《孔庙碑》、《韩仁铭》，亦为汉隶精品。其烂漫多姿、风神纵逸者如《石门颂》、《封龙山颂》、《杨淮表》，一起崇尚自由书写的意趣，一直深刻地影响到现代书法的美学走向。其茂密雄强、宽厚方整者则有《张迁碑》、《衡方碑》、《鲜于璜碑》，成为汉代碑刻的柱石。而厚重古朴、气度庄严者则有《夏承碑》、《郙阁颂》、《鲁峻碑》，其中以《夏承碑》最显独特性，其明确的装饰性造型带有碑刻书法的特有标志。

汉代碑刻中已经呈现出和后世碑刻相同的完整的形式。“汉代是碑形制的定型期，碑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汉碑的碑首与碑身连为一体，碑首分为圭首、圆首、平首三种样式。圭首碑上尖下方，因形状与‘玉圭’相似而得名；‘玉圭’在古代被视为通灵礼器，列为五瑞之一，是一种高尚信物。”（注：李慧、李莉：《传播美学视野下的碑刻媒介》，《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77页。）后世学者一度将汉唐文化合在一起论说，并将其视作中华文化在先秦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这种观点或许不具备完全的说服力，但在书法的视野上考量，汉唐碑刻书法的一体性特征的确十分明显。“庄重古朴的汉碑承载着汉王朝的时代风采，豪华巨丽的唐碑承载着唐王朝的时代风采。不难看出，原本为传播认知信息而诞生的碑刻，为了使受众能够更快更好更深入持久地接受所传达的认知信息，传播者充分挖掘了碑这种媒介的全身潜质，碑首、碑侧、碑阴、碑座，碑的方方面面都被调动起来，从而使其达到最佳传播效果。与今日‘眼球经济时代’对现代大众媒介要求的所谓‘视觉语言’，即媒介标志、图形、语言、字体、装饰等有相似处。”（注：李慧、李莉：《传播美学视野下的碑刻媒介》，《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77页。）汉代碑刻的象征意味明确，是一种融合了权力、信仰、美学含义的多维的文化产品，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二、碑刻书迹体现出中国人的信仰世界的流变

作为书法传播的特殊形态，汉代石刻还包括了坟墓上所立碑、碣以及一些功德碑、石表、石阙等。东汉碑刻中的隶书碑版是主流，同时也仍有大量汉篆碑刻，如嵩山开母庙以及少室、太室、三室三个石阙中的开母、少室两阙，皆使用汉篆。此类汉篆接通秦篆，但笔法圆润，体势长方，而汉篆佳品如《袁安碑》和《袁敞碑》，体势沉稳、结构宏伟。（注：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碑帖鉴赏与收藏》，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