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复合材料的书法传播(5)
战国时期官印已经很流行，《史记？乐毅列传》载：“乐毅还报，燕昭王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于是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诸侯兵罢归，而燕军乐毅独追，至于临菑。”（注：[西汉]司马迁：《史记·乐毅列传第二十》卷八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28页。）战国时期的私印也很流行。“战国姓名印有圆形、方形、长方形、长条形、鸡心形、曲尺形、不规则形等，可以说应有尽有。而刻制的方法有阳刻和阴刻两种，未见阴阳相间的刻法。”（注：王廷洽：《中国古代印章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27页。）王廷洽认为：“先秦时代的文献都没有提及玺印制度，正是由于其时各国都没有制定过什么官印制度。即使由于习惯而形成了不成文的制度，也会因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玺印艺术风格。百花齐放的制印艺术可以从晚商、西周、春秋、战国等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来理解，也可以从各诸侯国独具的文字、书法艺术风格来考察。”（注：王廷洽：《中国古代印章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页。）王廷洽进而认为：“传世战国时代的玺印实物较丰富，其时的官印可以分为阴文玺和阳文玺两大类。阳文官印形制较小，有方形也有长方条形；书写工整，线条瘦筋清劲；边框有比印文线条粗者，也有同印文线条一样粗细的，而与文字风格浑然一体，相互呼应；由于印面四角多滚圆，有柔和感，故印家有‘绵里藏针’之称，谓其边框柔软似针，而边内的文字瘦劲如针。”（注：王廷洽：《中国古代印章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页。）总体而言，先秦玺印多配有宽边，印文笔画纤细，皆为铸造。白文古玺多加边框，或在印玺中间加一竖界格，玺印的材质不同，铸凿兼具。官玺的印文中有官职的名称，形状不统一，印文内容中多有吉语及动物图案。（注：赵海英等主编：《中国艺术百科全书？篆书？篆刻》，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东汉卫宏《汉旧仪》卷上云：“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种，以‘皇帝行玺’为凡杂，以‘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以‘皇帝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以‘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里，两端无缝，尺一中约署。”[汉]卫宏：《汉旧仪》卷上，引自（注：[汉]卫宏等：《汉礼器制度伏侯古今注汉官旧仪独断汉旧仪汉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东汉刘熙《释名·释书契》第十九云：“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注：[东汉]刘熙：《释名·释书契第十九》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6页。）秦代始出现玺与印的分野。“秦统一六国后，规定皇帝使用的印独称‘玺’，臣民使用的只称‘印’”。（注：朱鸿祥：《篆刻艺术初探》，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页。）秦印使用的文字为秦篆，其书体和秦石刻、秦汉量中的文字相近。秦代流行白文凿印，印面多有田字格，常见者为正方形，低级官吏所用的印章呈长方形，内有“日”字格，又称为半通印。大小约为一般官印的一半。秦代私印多为长方形，民间亦见圆形或椭圆形印章，内容有任职官姓名、自家姓名以及吉语，此外还常见有格言入印，常见的格言为“敬事”、“和众”、“相想得志”等。（注：赵海英等主编：《中国艺术百科全书·篆书·篆刻》，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秦汉官印以典淳平正的缪篆为基础，此印风以后一直沿袭到清代。
汉代是中国各类书体齐备的朝代，发展出了草、楷、行等诸多字体，而值得一说的还是汉印。汉代印章改变了先秦玺印的用字风格，采用了平直方正的缪篆和曲折盘绕的鸟虫篆。
印章制度的变化也和手工业技术的发达程度有关。汉代的诸侯王以及王太后的印章时而也称为“玺”。汉至魏晋时期的官印印文比秦篆中的印文更显得齐整，结体也略显方正平直，风格则典重雄穆。汉代印章艺术极高，足以垂范后世。两汉官印多为铸造的白文印。凿印仅见于军中急用及颁发给少数民族使用的官印。汉私印是古印中数量较多、形式极为丰富的一类，形状各异，朱白兼用，且出现了朱印与白印合为一体者。“朱白的原则大致根据笔画多少而定，朱文大多笔画少，白文则相反，从而达到朱如白，白如朱的和谐效果，这类印大多为私印，未见用于官印。”（注：沈泓：《古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以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图案为装饰。汉代佚名《三辅黄图》卷三记：“汉宫：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注：[汉]佚名：《三辅黄图》卷三，引自史念海主编，何清谷校注、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三辅黄图校注》卷三，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可见汉字的装饰性已经与汉代的建筑文化联为一体。
汉代还出现了多面印、带钩印、子母印等多种印章形态。印文内容丰富多彩，除姓名外，还保留了吉语，并出现了从前少见的籍贯、表字及“之印”、“私印”、“信印”之类的辅助性文字。汉印的钮制也出现了多样化的形态，且极富巧思。两汉私印以白文为多见，西汉则以凿印为多见，东汉铸凿印兼用。汉官印中较突出者为将军印。此类印章用于行军或临时任命，刀凿而成，但字体趣味横生。汉代将军用印称做章。汉代玉印在古印中独树一帜，主要用于贵族佩玉之需。因此，两汉玉印通常制作精良，具有章法谨严、笔势圆转的特征。“两汉玉印在古印中是十分珍贵稀少的一类。‘佩玉’在古代也是名公贵卿和士大夫的一种高雅风尚。一般玉印制作精良、章法严谨、笔势婉转，粗看笔画平方正直，却全无滞板之意。由于玉质坚硬，不易受刀，也就产生了特殊的篆刻技法，即所谓的‘平刀直下’的‘切刀法’。又由于玉质的不易腐蚀受损，使印得以比较好地保留了它的本来面目。”（注：江文编著：《中国艺术品精华赏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第83页。）汉代印章的艺术化内质和文字书写的造型化内涵相得益彰，官方印章在传输信誉观念的同时也将一种威权意识传输出去，并缔造出一种精神与社会的秩序化同构的信息。
印章有缪篆印及鸟虫书印者，在汉印字体造型富有大胆夸张字体者。缪篆印屈曲回绕，鸟虫书印文字环绕多端，且有鱼形鸟头之类的饰物。此类文字最早见于兵器上以及乐器的钟上，名贵者依文字之笔画镶嵌金丝。鸟虫书印仅见于私印，以白文为多见。东汉出现的子母印又称玺印，盛行于魏晋六朝，即大小两方或三方印套合而成的印章。魏晋官私印形制皆袭汉代，但铸造粗糙。少数民族的官印以文字多、刀刻痕迹明显、书风舒放自然见长。南北朝各国官印尺寸略大，文字凿款草率，尚未见到铸制的官印。（注：赵海英等主编：《中国艺术百科全书·篆书·篆刻》，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朱鸿祥曾对篆刻艺术做过概括：
汉代诸侯、王太后使用的印亦称“玺”，将军印称“章”。唐武则天以“玺”音近“死”，而改称为“宝”。臣民则历代沿用“印章”、“印信”、“记”、“朱记”、“合同”、“关防”、“图章”、“符”、“契”、“押”、“戳子”等各种称谓。（注：朱鸿祥：《篆刻艺术初探》，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页。）
印章源于刀刻硬质物体的传统，其直接的来源则是雕刻文字，如殷周甲骨文，西周、东周的钟鼎文，秦汉石刻等，印章是刀刻艺术日常化的产物。中国凡雕刻的文字通称为金石，其中蕴含了金属与石材这两类雕刻艺术主要的使用材料。中国的各类玺、印即包括在这种金石文化的体系内。
印章进入政权领域应不晚于战国晚期。先秦和秦汉的官印是权力的象征，大多用于封发简牍之类的物品。将印盖于封泥上，既防私拆，又作信验。纸帛普及后，以印章封泥作为凭信不再流行。民间印章通常用朱色钤盖，在日常生活中起凭信作用，而在书画领域则为书画的题识，逐渐演化成为和书画不同且有紧密相关的一种艺术品。秦始皇定六国后，印章不仅进入政府领域，还成为集权拥有者的权威的象征物。正因为官方印章具有权利法物的威严感，因此，历代政权都十分看重印章，印章也顿时成为权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官印除具有日常交际性的信物作用外，还具有权力象征意义，因此各王朝对玺印的保管都极为严格，而且，即便王朝灭亡后，战败者出于各种动机也要想方设法藏匿印玺。“传世的古代玺印，多数出于古城废墟、河流和古墓中。有的是战争中战败者流亡时所遗弃，也有在战争中殉职者遗弃在战场上的。按当时惯例，凡在战场上掠获的印章必须上交，而官吏迁职、死后也须脱解印绶上交。其他有不少如官职连姓名的，以及吉语印、肖形印等一般是殉葬之物，而不是实用品。其他在战国时代的陶器和标准量器上，以及有些诸侯国的金币上，都用印章盖上名称和记录上制造工匠的姓名或图记性质的符号，也被流传了下来。”（注：吴颐人编著：《篆刻五十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页。）印玺的权力象征意义为其派生出了诸传奇故事。
隋朝以前，官员一直有佩印习俗。《隋书·礼仪》记载：“古佩印皆贮悬之，故有囊称。或带于旁，故班氏谓为旁囊，绶印钮也。今虽不佩印，犹存古制，有佩绶者，通得佩之。无佩则不。今采梁、陈、东齐制，品极尊者，以金织成，二品以上服之。次以银织成，三品已上服之。下以织成，五品已上服之。分为三等。”（注：[唐]魏徵：《隋书·志第七·礼仪七》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87页。）隋唐为统一的大帝国，国土面积加大之后，其官印的印面也从原先的一寸左右增大到本朝的两寸左右。官印体积加大使得官印不像秦汉时期那样便于官吏佩带。《隋书·礼仪》载：“又并归于官府，身不自佩，例以铜易之。”（注：[唐]魏徵：《隋书·志第七·礼仪七》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85页。）隋朝官印转为官署匣装保管，并永置诸衙署。“隋唐公印为用片状薄铜片盘曲成印文再焊于印面上，故又称蟠条印。”（注：高翠：《琴棋书画与篆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0页。）隋唐官印完成了官印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
隋印大多用小篆，并开始运用横画多折叠的所谓九叠文入印，借以填满印面。由于纸张普及，朱文印逐渐代替白文印。官印印背出现了年号凿款。唐代印章的钮式也有所改变，鼻钮升高，钮穿向竖长方形发展。唐代后期印穿演化为橛钮。参见（注：曹锦炎：《古代玺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唐代印章的背面多刻有楷书书写的印文，如唐代“武夷县之印”的背款刻有“武夷县之印”五字，以便于使用，不再如隋朝的官印背后凿有造印时间。参见（注：曹锦炎：《古代玺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31页。）唐代还出现了鉴藏印和斋馆印，两者属于新的印章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