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复合材料的书法传播(1)

占据书法载体主流地位的有龟甲、兽骨、青铜器、竹、木、帛、石、粉壁等材质，而书法的非主流载体则有砖面、瓦片、树皮、树叶、花蕊等物质。书法载体的丰富性决定了其本身内涵的文化扩张维度。近世文艺理论家屡屡强调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一切艺术皆离不开千姿百态的客观物象，书法艺术自然而然也不会出现例外。然而，书法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与客观物象的关系更为直接、单纯而稳固，对各种材料具有强烈的依附性。

第一节　青铜器的书法传播

青铜器是一种世界性文明与文化的象征。人类在制造出青铜器之前已开始了解并认识铜金属。“青铜是一种铜和其他元素的合金，常见的有铜和锡、铅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用青铜制作而成的器物就是青铜器，通常也简称为铜器。青铜器在中国考古学上，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及铅合金制作的器物，包括青铜礼器、工具、日用器、兵器、车马器等。”（注：项隆元：《中国物质文明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青铜器书法源于青铜器文字，而青铜器文字指的是殷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广义上的铭文还包括各类勋章、奖章、纪念章、硬币、印章以及其他器物上的文字。王荣泰主编《万寿大典》载：“古代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和日用器具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为礼器和乐器。礼器以鼎的形式居多，乐器以钟的形式居多，‘钟鼎’便成了古青铜器的代称，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就统称为钟鼎文。古人称铜为吉金，故又称青铜器上的文字为金文或吉金文字，也称铜器铭文或彝器款识等。”（注：王荣泰主编：《万寿大典》，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第21页。）带有铭文的青铜器以其多为礼器，其权力教化的功能不容忽略。

一、富有金属质感的国家教化的审美形态

冶铜业和制器业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必备元素。白云翔认为：“就世界范围来说，人类最早认识和利用铜金属，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000年前，尽管当时人们利用的是天然的铜。人工冶炼铜器的出现要晚得多，伊朗叶海亚地区发现的公元前3800年前人工冶炼的含有少量砷的铜器，是中东地区目前所知最为古老的人工冶铜制品；伊拉克发现的公元前2800年前后的含锡青铜器，是中东地区年代最早的锡青铜。”（注：白云翔：《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东南文化》，2002年，第7期，第26~27页。）《史记·孝武本纪》记载过黄帝时代制作青铜鼎器之事，其中涉及各种鼎器的类别。

有司皆曰：“闻昔大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骜，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飨。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注：[西汉]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5页。）

史学界大多认可鼎源于夏之说。《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注：[春秋]左丘明：《春秋左传新注》，上册，赵生群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4页。）巫鸿也认为：“青铜器的使用与第一个王朝夏相联系，接着便是三代以后的铁器时代。”（注：[美]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页。）青铜器所缔造的青铜文化组成了一种带有深刻文化与艺术印记的青铜时代，而青铜器则为青铜时代的文明主体。《中国书史》记：“青铜时代（或称青铜器时代或青铜文明）在考古学上是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注：王志国、李会林、车锦华主编：《中国书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我们今天常用的“青铜时代”这一概念，借自于西方近代考古学中的“技术演进三期说”（Three stages of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简称“三期说”）。尽管18世纪初的艾科特甚至是古罗马的卢克莱修就已有了类似的说法，但人们通常将这一理论的发明权归于19世纪的丹麦学者汤姆森和沃尔索。

汤姆森在其《北欧古物导论》一书中仅对“三期说”作了简单的解释，认为在石器时代，武器和工具以石、木、骨或类似材料制造，人们对金属了解很少，或一无所知。在青铜时代，武器或切割类工具以红铜或青铜制造，人们对于铁或银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到了铁器时代，人们以铁来制造最为适合的器具，铁器的使用取代了青铜器。这一简单的表述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得到了极大丰富。（注：项隆元：《中国物质文明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9~110页。卢克莱修在其《物性论》（DeRemm Natura）一诗中说：“最早的工具是手、指甲和牙齿；然后是石块和棍棒。再接下来是铁和青铜，但青铜首先出现，铁在后来才被认识。”见Mac Curdy1933：1.9。在解释坟墓中出土的器物时，约翰·冯·艾科特指出，一定有一个时代早于金属工具的发明，这个时代[石器时代]的后继者是青铜时代，最后是铁器时代。见Shararand Ashmore1979：52。引自[美]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青铜器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文明形态，世界各地皆出现过类型各异的青铜器。中国的青铜器不仅以制作精美、器型多样、艺术价值高著称于世，同时还以其附有精美的文字而在世界青铜器史上独树一帜。中国商周时期冶铸青铜器的技术已很成熟，青铜器文化进入了一种全新的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明。青铜器书法的艺术性十分明显。郭沫若曾说：“本来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留下这些字迹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书家，虽然他们的姓名没有留传下来。但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与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便多少有它们各自的规律。”（注：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6页。）金文不仅得到文字学家的重视，还获得了书法界的强力关注。

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在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彝器均无铭文，盘庚迁殷之后铭文开始少量出现，一般只有一两个字，铭文的图案化比较明显，装饰意味较浓，大多为图腾、族徽符号，标明了器物的所有者。这些单个字或合文式的金文，多刻铸在器物的内壁与底部等隐蔽处，文字的信息记录与传播功能，显然是次要的。殷商晚期，铭文字数开始增多，但未发现有超过50字的铭文，几十字的铭文也只有几例，名作如《小臣俞尊铭》、《四祀邲其壶铭》、《六祀邲其卣铭》、《戌嗣子鼎铭》、《宰甫卣铭》等。殷商金文与甲骨文相比，因为载体的不同，在线条上改方折为圆转，改钩廓为填实，改细笔为粗笔，所以殷商金文比甲骨文更象形化，更规范化，也更有书写的意趣。在殷商时期，甲骨文因为记录占卜而占据了“鬼神”文化的核心。而在同一时期，金文的发展却处于被抑制状态。西周代殷之后，金文才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期。金文与甲骨文的盛衰，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文化选择的结果。（注：于剑波主编：《中国画教程·篆书卷》，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殷商青铜彝器的金文浇铸在青铜器隐蔽处有一定的规律。马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器》记载：“商代铜器铭文的铸铭的目的在于标记器主的族氏，识别用途。如‘戈’、‘天’、‘子渔’是标记铸器的氏族或铸器人；‘父乙’、‘母丙’是表明器为祭祀父乙或母丙而作；‘寝小室盂’则是标识存放地点和使用场所。所以，这个时期的铭文，一般都铸在器物的不显著部位，如爵、斝的鋬阴，尊、觚的外底，鼎、甗的内壁，簋、卣的腹底等骤视不能见的隐蔽之处。”（注：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49~350页。）1990年10月，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第160号商代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器291件，“有41件青铜器上带有铭文，铭文多为‘亚址’二字。”（注：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通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2页。）郭军林《中国青铜文化》记载：“商代晚期，金文书体的特点是笔道刚劲有力，首尾出锋，波磔明显，被称为‘波磔体’，而且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较长的记事性铭文，在目前发现共十几篇。例如小臣俞犀尊，内底有27个字的铭文：‘丁子（巳），王省夔，王易（赐）小臣俞夔贝，惟王来正（征）人方，惟王十祀又五，肜日。’这篇铭文讲的是商王在丁巳那天巡视夔地，在途中用夔地的贝赏赐小臣俞。”（注：郭军林编著：《中国青铜文化》，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42页。）郭军林进而认为：“商代青铜器铭文大体可以分为两种风格：一种是形体丰腴，笔势雄健，笔画的起止多显锋露芒，间用肥笔，其代表作品是司绩戊鼎铭和小臣俞尊铭，为以后的书法演变趋势奠定了基础；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虽瘦，但笔画多挺直劲美，不露或少露锋芒，肥笔甚少，与第一种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书体显得道美挺拔，代表作品有戍嗣子鼎铭。”（注：郭军林编著：《中国青铜文化》，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42页。）商代青铜彝器铭文内容大体属于仪式范畴，其所涉的内容多为祭祖和铭记功业，不具备甲骨文那样丰富的个人体验和巫术意味。尽管殷商金文并不具备意识形态优势，但其书写风格却受到了甲骨文文化体系的影响和支配。商代金文中的族徽文字形近图画，与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风格接近，这种造型对后世的瓦当文字以及道教符箓的文字造型有某种程度的影响。苗利娟在《试论商代金文的装饰图案特征》一文中认为，附于文字左右的装饰图案主要有兽面纹、夔龙纹及鸟纹三种类型，而极易与文字混淆的装饰性图案则有目雷纹、双目纹、龟纹、蝉纹、火纹等。（注：苗利娟：《试论商代金文的装饰图案特征》，《华夏考古》，2012年，第1期，第81页。）

作为礼器和乐器的钟鼎类青铜器是中国礼乐制度的器型类标志。根据出土的青铜器文字可知，周代金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首先是武王、成王、康王时期，这一时段的铜器上文字较少，但字形较大，文字仍然保留着殷商晚期图案化和工艺化的痕迹，肥厚的捺笔广泛存在，笔力宏肆放任，文字结构松散，文字符号也不固定，尚未形成独立的美学风貌。其次是昭王、穆王时期，这一时期的器物较少，文字造型和风格与前期略同，字势收敛，已无前期雄健风格。再次则是西周后期，其中包括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周召共和、宣王、幽王当权时段。这一阶段的金文，已失原先的肥体造型，结字紧密，布局疏落，字形方阔，具有较为独立的审美价值。西周中晚期的金文出现了篆引现象，即篆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断变化并彰显其自身的特点的程序，金文开始形成独特的造型风貌，装饰性的肥厚笔触逐渐消失，转而出现纯粹的线条化倾向。字形也不再散漫不定，而是趋于固定统一，而结构则改取纵势，造型修长婉丽，行笔圆融内敛，其审美风格不再是商代金文的雄强霸悍的风貌，转而呈现出浑穆精沉的品格。西周金文使汉字线条艺术的特性得以张扬，线条造型摆脱了铸范工艺的过程而寻找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西周金文的线条凝重自然，华润浑厚，已非商代金文相对沉滞呆板的线条造型可以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