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闲情雅趣(5)
围棋的黑白棋子分布棋盘，千变万化，宛如一幅幅中国古代的水墨画，简单而又安静。再加上规整的棋盘布局，给人赏心悦目之感，因此古代人就把围棋的棋子和棋盘称誉为“玉子纹秤”，有“玉子纹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唐·杜牧《送国棋王逢》）的美称。围棋规则极其简单，古语云“轮流着子，气尽棋亡，地多为胜”。然而，其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连现代很多数学家甚至棋手都觉得围棋富有数理美。宋代文人范仲淹曾以“一子重千金”的诗句描写下棋，还立下过“吾当着棋史”的宏愿。
文人雅士围棋对弈，为的不是拼得你死我活，而是享受在对弈过程中所沉淀下来的宁静。子落棋盘时的悠然心境，对弈二人相互切磋，共同讨论棋谱，给个人修养带来境界上的升华。古人云：“闻琴声而知雅意。”而观棋子则知其心。切磋围棋时，切磋的更多的是对弈者的精神修养。若要成为一个棋段高手，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淡定心态，上善若水的精神修为，以及宠辱不惊的释然情怀，均是必备的心理素质。心术不正，妄图投机取巧；抑或心有旁骛，不甚专注者，常常会贸然行事，得意洋洋以为大局已定之时，被对手反手一击而万劫不复。自重不贪者，会有意外收获；轻薄好讨便宜的，易蒙受损失。有道是：“对弈诸般如世事，心闲气定是良谋。”围棋的学习过程和竞技过程正是对人心灵的洗礼，灵魂的净化。
围棋博大精深，玄妙无穷，绝非人的智慧所能参透。方形棋盘象征着地，三百六十一路象征着天，与古代“天圆地方”相吻合；黑白棋子分别象征着阴和阳，天元（围棋正中央的点）与四边的中点象征着五行。根据围棋的规则，棋子是依气而生，丧气则亡，与古代人有关元气的思想紧密相连。千古以来，多少帝王将相、文人雅士、市井百姓乐此不疲，演绎出多少传奇佳话、美文诗赋乃至兵书算法、治国方略，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朵绚丽的奇葩。
2.象棋——河外尖斜步卒轻
中国象棋即军际象棋，具有悠久的历史。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关于象棋的正式记载，如《楚辞·招魂》中有“菎蔽象棋，有六簙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而说起象棋文化的起源，不得不从棋盘上的楚河汉界说起。公元前205至203年，楚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在中原大地经过数年鏖战后，在荥阳广武山上的汉王城和霸王城隔鸿沟对峙，并互有进退和争夺。于是，双方约定：“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从此，鸿沟作为历史的见证恒定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上。所谓楚河也好，汉界也罢，都是指鸿沟而言。“楚河汉界”的两边，各有九竖道，五横道。竖表示高，“九”表示高到极点；横表示面，东南西北中合成为“五”，表示面最大；最高最大的“九五”就代表着帝位。棋盘格局的寓意就是“九五”之争，也就是夺取天下的斗争了。宋人程颢咏象棋诗直指：“雄如刘项亦闲争”，象棋较围棋而言，多了份一争胜负的心情。
象棋最早的前身其实是刘邦与张良用石子之类来演练楚汉双方作战阵势的即兴之法。后人借此加以演变和推行，到宋代基本发展成为现代象棋的形式，当时称为“象戏”。
象棋的颜色一方红子一方黑子，这两种颜色同样也不是凭空而定的，它是楚汉双方的旗色服饰在象棋中的再现。楚尚黑，汉尚红，这在史书上早有记载。秦朝尚黑，当年项羽看到秦始皇出游，黑色的旗帜、黑色的盔甲宛如一条黑色的长龙，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所以后来项羽也喜欢黑色，连他的坐骑都叫乌骓。而刘邦崇红则有一段故事。传说刘邦反秦之时，曾在酒后斩了一条挡道的白蛇，后来有人从斩蛇处经过的时候，看到一位老婆婆伤心哭泣，并说她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因为挡了赤帝之子的路而被赤帝之子所杀。这个故事的真假无从考证，但刘邦因此以“赤帝之子”自居，并崇尚红色却是事实。所以，棋子的颜色也与楚汉争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象棋的棋子最开始是立体形状的，到了北宋，平面型棋子开始出现。这可能与宋朝的钱币制造业有关。当时的制钱工艺非常发达，这种工艺也被应用到了棋子的制造中，很多棋子就是委托制钱作坊加工的。北宋的棋子形状与铜钱非常类似，圆形薄版。棋子有两面，一面为文字，一面为图案。象棋几经演变，至北宋末年定型，出现了双方有棋子各16枚，棋盘纵10路横9路，有河界、有九宫，将（帅）士只许在九宫内活动的现代象棋。到了南宋，纯文字型的棋子取代了图文型的棋子，由于制作简便，得到了推广，并一直沿用下来。
象棋的艺术魅力是任何人也禁不了的。据《说苑》载：雍门子周以琴见孟尝君，说：“足下千乘之君也……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虽然，象棋较围棋发展较晚，但人们对象棋的热爱却丝毫不减。明成祖朱棣在组织编纂《永乐大典》时，命他们编入一卷《象棋》。其孙朱高帜（明仁宗）爱棋更甚，他与状元曾子棨下棋兴浓时，还赋诗助兴，互相唱和。曾子棨曰：“两军对敌立双营，坐运神机决死生。”明仁宗曰：“等闲识得军情事，一着功成见太平。”
明清时期的社会名流大都与象棋有瓜葛。大家熟悉的小说家、文学家如冯梦龙、凌蒙初、吴承恩等，在他们的著作中，你可以找到不少弈棋诗作。曾官拜东阁大学士的著名书法家刘墉写过一首非常形象的《咏象棋》七律。有嘉靖“八才子”之称的太常寺少卿李开先因抨击朝政，被罢官为民，从此开始诗文散曲等通俗文艺创作。他用来调节生活的唯一方式便是下棋，而且水平很高。在给朋友的诗中他这样写道：“我爱敲棋君善饮，人称豪客与闲仙。”他“敲棋编曲、竞日无休”，以此为乐。康熙年间，《梅花谱》的编写者王再越一生不求名利，为人刚直不阿，常常借棋喻世，时有点睛之笔。
“叹英雄，勤勋立业类枰场；看世情，争先恐后似棋忙。”风流名士纪晓岚曾为一幅《八仙对弈图》题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意思是说，神仙都免不了好胜之心，况凡人乎！他还以“八仙”中的纯阳真人吕洞宾为例，说吕洞宾虽离红尘，却仍向往着“教著残棋山月晓，一声长啸海天秋”的精神生活。
3.对句——含古纳今巧成文
对句是魏晋以来文人最喜欢的一种比拼文采的形式，它和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不仅要求字数相当，而且句子中每个字词的词性、属性都要相似或者相对，同时对字的声调也有要求。好的对句，经过世人的流传便成为了经典的对联。这种文字游戏既具有文字学习的效果，又兼具讽喻功效，显露出对句者之思想情趣、文字底蕴。唐代流行一种联句活动，即两个人以上在一起互相对句。这种对句已经突破五、七言的格局，短的只有一个字，长的可以到9个字或者更多。如中唐时的严维等8人有一次在一起对句，从一言对到九言。比如，一人说“东”，另一人说“西”；一人说“步月”，另一人说“寻溪”，以此类推：“鸟已宿”对“猿还啼”，“狂流碍石”对“迸笋穿溪”，“望望人烟远”对“行行萝径迷”，“探题只应尽墨”对“持赠更欲封泥”，“松下流时何岁月”对“云中幽处屡攀跻”，“乘兴不知山路远近”对“缘情莫问日过高低”，“静听林下潺潺是湍濑”对“厌向城中喧喧多鼓鼙”。
唐玄宗的宠臣杨国忠嫉恨并不服李白的才华，总想奚落李白一番。一天，杨国忠想出一个办法，约李白去对三步句。李白一进门，杨国忠便看着李白，讥讽道：“两猿截木山中，问猴儿如何对锯？”“锯”谐“句”，“猴儿”暗指李白。李白听了，微微一笑说：“请大人起步，三步内对不上，算我输。”杨国忠想赶快走完三步，但刚跨出一步，李白便指着杨国忠的脚喊道：“匹马隐身泥里，看畜生怎样出蹄！”“蹄”谐“题”，与上联对得很工。杨国忠本想占便宜，却反被李白羞辱了一番，刚抬脚就被讥为“畜生出蹄”，弄得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十分尴尬。
苏东坡谪居黄州时，经常与好友佛印和尚诗文往来。一天傍晚，他们二人泛舟长江之上，对酒倾谈。时值深秋，两岸景色如画，美不胜收。酒至半酣，苏东坡偶尔向河岸望去，只见一条大黄狗正在啃着一块骨头，便借着酒兴，随口吟出一联，请佛印对。联曰：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知是东坡在取笑于他，略加思索，随即将自己手中题有东坡诗句的扇子扔入水中，同时脱口对道：水流东坡诗（尸）。吟罢，二人相视大笑。
事隔不久，苏东坡到寺中去拜访佛印和尚。进门后，一股鱼腥味和酒味直冲他的鼻孔。他知道佛印和尚平日极好吃鱼饮酒，并且每次都给他留一份。但这次佛印和尚却若无其事，不露一点儿声色。东坡明白佛印是在故意逗他，便在屋子里四处观察起来，想找出鱼来下酒。可是，整个屋子里除了一只大罄以外，再没有可藏东西的地方。东坡断定那鱼就在罄里边，但却不说出来，他冲着佛印笑道：“今天请你对一联，如对得上，我就吃鱼；对不上，我就不吃。”说罢，吟出上联：向阳门第春常在。这是一副大户人家常用的对联，人人皆知，佛印不知东坡用意，便脱口对道：积善人家庆有余。苏东坡听罢，哈哈大笑道：“既然罄（庆）里有鱼（余），为何不拿给我吃？”佛印这才知道上了苏东坡的当。
不仅古代的文人们喜好对句联诗来互相切磋才华，古代的皇帝们在考察底下官员，选拔有才能的士子时也会用对句的形式来试验一番。明朝的大学士李东阳4岁就会写字，6岁时与另一位出名的神童程敏政被英宗皇帝召见，过宫门时，因门槛太高过不去，英宗皇帝笑曰：“书生脚短。”李东阳应声曰：“天子门高。”当时英宗皇帝赐给两位神童的御馐中有螃蟹，皇帝便说：“螃蟹一身甲胄。”程敏政对曰：“凤凰遍体文章。”李东阳对曰：“蜘蛛满腹经纶。”皇帝又出对：“鹏翅高飞，压风云乎万里。”程敏政曰：“鳌头独占，依日月于九霄。”李东阳曰：“龙颜端拱，位天地之两间。”英宗皇帝十分高兴，说道：“照此安排，他日一个宰相，一个翰林也。”
对句是古代启蒙教育的一个项目，也是文学修辞的一种手段，孩童背诵对句，一生受用不尽。古代诗词曲赋，乃至官方公文都少不了对句。这种古代文人风行的高雅文字游戏，给后世留下了无数经典的妙句，令我们不禁感叹汉语文字真可谓是汉族先贤的伟大发明创造，以及古代文人的文字素养和机敏智力。
第五节文房清韵
1.书房——碧流深处读书房
在崇尚文学的古代，书房是文人骚客的安身立命之所。文人无不重视书房的设置，尽管各自经济状况迥异，但皆讲究书房的高雅别致，营造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在这个小天地里，可读书、可吟诗、可作画、可弹琴、可对弈……唐代刘禹锡虽只有一间简陋的书房，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陋室铭》）。自古及今，书房并无一定之规。富者可专门筑楼，贫者或室仅一席；有的雕梁画栋，有的则环堵萧然。书房或筑于水滨，或造于山间；或藏诸市井，或隐于郊野；有的植以南山之竹，有的覆以荆楚之茅，不一而足。但总有一点是书房应有的品质，那就是清雅。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专门谈到书房的装饰：“书房之壁，最宜潇洒，欲其潇洒，切忌油漆。”上策是“石灰垩壁，磨使极光”，其次“则用纸糊，可使屋柱窗楹共为一色”，而“壁间书画自不可少”。在书房内的装饰上，往往采用碧纱橱、屏风、竹帘、帷幕等物，以增加其美感、静趣、雅风。虽然有很多精妙的设计，但崇尚的是“宜简不宜繁”，力求“高雅绝俗之趣”。古代文人常为自己的书斋起斋号。斋号寄托着主人的志与情，书房是文人的灵魂之城。书斋之名从发端到流行，有一个发展过程。司马迁虽有宏文巨著《史记》传世，但未闻其斋号。《陋室铭》是一篇斋记，但“陋室”不能视为书斋名。正式命名书斋，似起源于北宋。史传司马光有斋名“读书堂”，虽质朴但过于平白。以后有洪迈的“容斋”、陆游的“老学庵”。元代，为书斋命名的做法已经影响到西域一带的少数民族人士。至明清斋名盛行，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书斋雅名。袁宗道的“白苏斋”、唐伯虎的“梦墨堂”、张溥的“七录斋”、袁枚的“小仓山房”、蒲松龄的“聊斋”、梁启超的“饮冰室”，皆是意蕴深远。其中“饮冰室”语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形容内心忧虑焦灼，室主以此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