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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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她那么看过我(6)

悼念罗常培先生

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

听到罗莘田(常培)先生病故的消息,我就含着热泪写下前面的两句。我想写好几首诗,哭吊好友。可是,越想泪越多,思想无法集中,再也写不下去!

悲忆少年时!是的,莘田与我是小学的同学。自初识到今天已整整有五十年了!叫我怎能不哭呢?这五十年间,世界上与国家里起了多大的变化呀,少年时代的朋友绝大多数早已不相闻问或不知下落了。在莘田活着的时候,每言及此,我们就都觉得五十年如一日的友情特别珍贵!

我记得很清楚:我从私塾转入学堂,即编入初小三年级,与莘田同班。我们的学校是西直门大街路南的两等小学堂。在同学中,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他品学兼优。而且长长的发辫垂在肩前;别人的辫子都垂在背后。虽然也吵过嘴,可是我们的感情始终很好。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出钱总是他替我付。我家里穷,我的手里没有零钱。

不久,这个小学堂改办女学。我就转入南草厂的第十四小学,莘田转到报子胡同第四小学。我们不大见面了。到入中学的时候,我们俩都考入了祖家街的第三中学,他比我小一岁,而级次高一班。他常常跃级,因为他既聪明,又肯用功。他的每门功课都很好,不像我那样对喜爱的就多用点心,不喜爱的就不大注意。在“三中”没有好久,我即考入北京师范,为的是师范学校既免收学膳费,又供给制服与书籍。从此,我与莘田又不常见了。

师范毕业后,我即去办小学,莘田一方面在参议院作速记员,一方面在北大读书。这就更难相见了。我们虽不大见面,但未相忘。此后许多年月中都是如此,忽聚忽散,而始终彼此关切。直到解放后,我们才又都回到北京,常常见面,高高兴兴地谈心道故。

莘田是学者,我不是。他的著作,我看不懂。那么,我们俩为什么老说得来,不管相隔多远,老彼此惦念呢?我想首先是我俩在作人上有相同之点,我们都耻于巴结人,又不怕自己吃点亏。这样,在那污浊的旧社会里,就能够独立不倚,不至被恶势力拉去作走狗。我们愿意自食其力,哪怕清苦一些。记得在抗日战争中,我在北碚,莘田由昆明来访,我就去卖了一身旧衣裳,好请他吃一顿小饭馆儿。可是,他正闹肠胃病,吃不下去。于是,相视苦笑者久之。

是的,遇到一处,我们总是以独立不倚,作事负责相勉。志同道合,所以我们老说得来。莘田的责任心极重,他的学生们都会作证。学生们大概有点怕他,因为他对他们的要求,在治学上与为人上,都很严格。学生们也都敬爱他,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严格。他不但要求自己把学生教明白,而且要求把他们教通了,能够去独当一面,独立思考。他是那么负责,哪怕是一封普通的信,一张字条,也要写得字正文清,一丝不苟。多少年来,我总愿向他学习,养成凡事有条有理的好习惯,可总没能学到家。

莘田所重视的独立不倚的精神,在旧社会里有一定的好处。它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蹚混水。可是它也有毛病,即孤高自赏,轻视政治。莘田的这个缺点也正是我的缺点。我们因不关心政治,便只知恨恶反动势力,而看不明白革命运动。我们武断地以为二者既都是搞政治,就都不清高。在革命时代里,我们犯了错误——只有些爱国心,而不认识革命道路。细想起来,我们的独立不倚不过是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而已。我们的四面不靠,来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我们总想远远躲开黑暗势力,而躲不开,可又不敢亲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们才明白救了我们的是革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独立不倚!

是的,到解放后,我们才看出自己的错误,从而都愿随着共产党走,积极为人民服务。彼此见面,我们不再提独立不倚,而代之以关心政治,改造思想。可是,多年来养成的思想习惯往往阻碍着我们的思想跃进。莘田哪,假若你能多活几岁,我相信我们会互相督励,勤于学习,叫我们的心眼更亮堂一些,胸襟更开朗一些,忘掉个人的小小顾虑,而全心全意地接受党的领导,作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你死的太早了!

莘田虽是博读古籍的学者,却不轻视民间文学。他喜爱戏曲与曲艺,常和艺人们来往,互相学习。他会唱许多折昆曲。莘田哪,再也听不到你的圆滑的嗓音,高唱《长生殿》与《夜奔》了!

安眠吧,莘田!我知道:这二三年来,你的最大苦痛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能照常工作,老觉得对不起党与人民!安眠吧,在治学与教学上你尽了所能尽的心力,在政治思想上你更不断地学习,改造自己,儿女们都已长大,朋友与学生们都不会忘了你,休息吧!特别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并且永难忘记:党怎么爱护你,信任你!疾病夺去你的生命,你的朋友、学生和子女却都会因你所受的爱护与教育而感激党,靠近党,从而全心全意地努力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安眠吧,五十年的老友!明年来祭你的时候,祖国的革命事业必又有飞跃的发展与成就,你含笑休息吧!

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

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是从他的著作中见到的,我没有与他会过面。当鲁迅先生创造出阿Q的时候,我还没想到到文艺界来作一名小卒,所以就没有访问求教的机会与动机。及至先生住沪,我又不喜到上海去,故又难得相见。四年前的初秋,我到上海,朋友们约我吃饭,也约先生来谈谈。可是,先生的信须由一家书店转递;他第二天派人送来信,说:昨天的信送到的太晚了。我匆匆北返,二年的工夫没能再到上海,与先生见面的机会遂永远失掉!

在一本什么文学史中(书名与著者都想不起来了),有大意是这样的一句话:“鲁迅自成一家,后起摹拟者有老舍等人。”这话说得对,也不对。不对,因为我是读了些英国的文艺之后,才决定也来试试自己的笔,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下至于乌德豪司与哲扣布也都使我欣喜。这就难怪我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对,因为像阿Q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们简直没法不受他的影响;即使在文学与思想上不便去摹仿,可是至少也要得到一些启示与灵感。它的影响是普遍的。一个后起的作家,尽管说他有他自己的创作的路子,可是他良心上必定承认他欠鲁迅先生一笔债。鲁迅先生的短文与小说才真使新文艺站住了脚,能与旧文艺对抗。这样,有人说我是“鲁迅派”,我当然不愿承认,可是决不肯昧着良心否认阿Q的作者的伟大,与其作品的影响的普遍。

我没见过鲁迅先生,只能就着他的著作去认识他,可是现在手中连一本书也没有!不能引证什么了,凭他所给我的印象来作这篇纪念文字吧。这当然不会精密,容或还有很大的错误,可是一个人的著作能给读者以极强极深的印象,即使其中有不尽妥确之处,是多么不容易呢!看了泰山的人,不一定就认识泰山,但是泰山的高伟是他毕生所不能忘记的,他所看错的几点,并无害于泰山的伟大。

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的赞词。学问渊博并不见得必是幸福。有的人,正因其渊博,博览群籍,出经入史,所以他反倒不敢道出自己的意见与主张,而取着述而不作的态度。这种人好像博物院的看守者,只能保守,而无所施展。有的人,因为对某种学问或艺术的精究博览,就慢慢的摆出学者的架子,把自己所知的那些视为研究的至上品,此外别无他物,值得探讨,自己的心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假若他也喜创作的话,他必是从他所阅览过的作品中,求字字句句有出处,有根据;他“作”而不“创”。他牺牲在研究中,而且牺牲得冤枉。让我们看看鲁迅先生吧。在文艺上,他博通古今中外,可是这些学问并没把他吓住。他写古文古诗写得极好,可并不尊唐或崇汉,把自己放在某派某宗里去,以自尊自限。古体的东西他能作,新的文艺无论在理论上与实验上,他又都站在最前面;他不以对旧物的探索而阻碍对新物的创造。他对什么都有研究的趣味,而永远不被任何东西迷住心。他随时研究,随时判断。他的判断力使他无论对旧学问或新知识都敢说话。他的话,不是学究的掉书袋,而是准确的指示给人们以继续研讨的道路。

学问比他更渊博的,以前有过,以后还有;像他这样把一时代治学的方法都抓住,左右逢源的随时随事都立在领导的地位,恐怕一个世纪也难见到一两位吧。吸收了五四运动的“从新估价”的精神,他疑古反古,把每时代的东西还给每时代。博览了东西洋的文艺,他从事翻译与创作。他疑古,他也首创,他能写极好的古体诗文,也热烈的拥护新文艺,并且牵引着它前进。他是这一时代的纪念碑。在文艺上,事事他关心,事事他有很高的成就。天才比他小一点的,努力比他少一点的,只能循着一条路线前进,或精于古,或专于新;他却像十字路口的警察,指挥着全部交通。在某一点上,有人能突破他的纪录,可是有谁敢和他比比“全能”比赛呢!

也许有人会说:在文艺理论方面,鲁迅先生只尽了介绍的责任,并未曾建设出他自己的有系统的学说;而且所介绍的也显着杂乱不纯。假若这话是对的,就请想想看吧;批判别人的时候,不是往往忘却别人的努力,而老嫌人家作得不够吗?设若能看到这一点,我们不是应当看看自己,我们自己假如也把研究、创作、翻译,同时并作,像鲁迅先生那样,我们的成绩又能有多少呢?我们就是对于一位圣人,也应不客气的批评,可是我们也应当晓得批评不仅是发威,而是于批评中,取得被批评者的最良最崇高的精神,以自策自励。鲁迅先生能于整理国故而外,去介绍,去翻译,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事。一个人的精力与天才永远不能完全与他的志愿与计划相配合,人生最大的苦痛啊!只有明知这苦痛是越来越深,而杀上前去,以身殉志的,才是英雄。鲁迅先生的精神便是永远不屈不挠,不自满,不自馁。鲁迅先生的精神能以不死,那就靠后起者也能死而后已的继续努力。抓住一位英雄的弱点以开心自慰,既无损于英雄,又无益于自己,何苦来呢!

还有人也许说,鲁迅先生的后期著作,只是一些小品文,未免可惜,假若他能闭户写作,不问外面的事,也许能写出比阿Q更伟大的东西,岂不更好?

是的,鲁迅先生也许能那样的写出更伟大的作品。可是,那就不成其为鲁迅先生了。希望鲁迅先生去专心著作的人,虽然用着惋惜的语调,可是心中实在暗暗的不满意!不满意他因爱护青年,帮忙青年,而用去许多时间;不满意他因好管闲事而浪费了许多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