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8)

其次又要研究中央政权如何变迁。某时代是贵族专制的政体，某时代是君主专制的政体？某时代对于中央政府如何组织？各种政权如何分配？中央重要行政有多少类，每类有如何的发展？这种中央的政治组织和中央权力的所在，须分类研究其变迁，详述其真相，如司法、财政、外交、民政等。这是政治专史的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是讲政权的运用。上文讲的是政治组织上的形式；其实无论何时，和实际运用都不能相同。譬如中华民国约法，现在似乎仍旧有效。但具文的约法和实际的政治，表面和骨子，相差不知几千万里。若从《政府公报》看，中央政府似乎很强有力，吴佩孚、张作霖亦得禀命中央，如打破了南口，许多威字将军，都是由吴、张上呈文，由内阁发表。事实上，骨子里何尝如此？一切大权都不在内阁，吴、张上呈文亦等于一纸命令。这不但我国此时如此，无论何时何国，实际上的政治和制度上的政治都不能相同。不过不同的距离，各有远近就是。譬如英国国会，组织既很完善，威力既很伟大，又号称代表全国民意，可谓宪政的模范；但实际上只由少数资本家把持，用以垄断全国利权，何尝能代表多数民意？表面上，政府的法令都经国会通过，很合宪法；资本家却借国会以取权利，这是宪法所不能禁止的。意大利的棒喝团，俄罗斯的苏维埃，也是如此。表面上的组织是一回事，运用起来又是一回事。所以研究政治史的人，一面讲政治的组织，表面上形式如此如彼，一面尤其要注意骨子里政治的活用和具文的组织发生了多大的距离。譬如汉朝中央政治，依原定组织，天子之下，丞相行政，御史执法，太尉掌兵，全国大政，都出自三公。但自武帝以后，大政的权柄渐渐移到尚书省，尚书省在法律上是没有根据的，里面都是皇帝私人。后来的三公，非录尚书事，不能参与政治。事实竟变成无形的法定制度。后来汉朝的政权不惟在尚书省，外戚宦官都非常的把持，也是自然的结果。宦官运用政治，法律上尤其没有根据，然无人能阻其不握政权。还有，大学生、学会，有时也能左右政治，但在法律上亦看不见。所以某时代政治的运用变到某部分人手上，其变迁之状况何如，事实何如，都得详细研究。关于这类，近来政党的发生，亦可附入。这是政治专史的第三部分。

研究政治史根据此分类标准，分了又分，务求清楚。我打算编一个目录使得做政治史的人有个标准；至于详细的做法，现在不能讲了。

第三章 经济专史及其做法

经济事项，譬如人生的血液。我们做经济专史，要以因人类经济行为的发生次第，来做分类的标准。人类为什么有经济行为？因为有消费。人类起于消费，因消费而须生产。生产的种别不同，所以又须交易。生产的结果，须分给多少部分的人，所以分配的问题又起。愈到近代，在经济行为上，分配愈占重要地位。古代最初的人类行为，分配问题，却不大发生。所以做起历史来，要讲清前三部分，才可讲分配。中国经济史，最重要的是消费和生产，其次是交易，最末才是分配。现在依此次序讲。

消费方面可分食、衣、住三项。要做一个民族的经济史，看他自开化以来的食、住如何变迁，最为重要。但做历史再没有比这个困难的。因为资料极其缺乏。

食的方面：到底我们这个民族普通食品是甚么东西？某种从外来？某种生产于某处？哪一种占重要地位？某时代某种占重要地位？一个民族几千年的食饭问题实在要紧，但研究起来也实在困难。因为历史的资料不外纸片上的记载和残留的实物，残留的实物多由地下发现，食品却不能保存；纸片上的资料固然不可看轻，但无论何国的历史，都是政治的资料多，社会经济的资料少；尤其是中国。这个难题，我私度没有多大把握。因为纸片上的资料很少，实物根本没有，又不能靠采掘。但是虽然困难，亦不能不想方法。我想不单是食，凡关于经济事项，若研究其历史，不和政治史、文化史脱离而另取一方向。做文化史、政治史，多由古及今；做经济史，当由今及古。近代一二百年的经济变迁，用心访问，还能整理成一个系统。将现代所见，和近代衔接。再一样一样的追寻根源，追到何时就讲到何时。即如食米面，大概言之，北方多食面，南方多食米，倒追上去，还可以看着这种痕迹，还可知北方何时始食面。南方何时始食米。关于经济项下，此原则不能不采用，即“跟现存的追上去”。食的问题，诸食品中，何者原有，何者后入，乃至植物的栽培，动物的豢养，都可以从现在起，倒数上去。此法虽不能用得圆满结果，但非绝无路走。其中有些可以特别研究的，如米的应用及保存分配的方法。应用方面，古代不单拿来食，而且用作货币。读《管子》，可知米是金融中很重要的物品。什么时候完全是金融的要素？什么时候完全把交易媒介的性质除去？研究起来，倒很有趣味。还有，禁米出口的政策，现在还有讨论的余地。关于米的支配，几千年来，不同旁的一样，旁的可以自由交易，米是民食所寄，政府、地方、社会，对于米都有特别的制裁，支配管理，都有殊异的方法。这也很有趣。所以食品史应有专篇，讲几千年来管理支配的方法如何？这倒不难，可从纸片上得资料。从现在看起，追寻上去，看二千年来何如。又如盐，也是消费要素之一，在中国史上的资料比较的很充足。自汉唐以来，盐在财政上占极主要的地位。再溯上去，《管子》是战国的书，已说春秋战国时已有特别管理和支配盐的方法。所以做中国吃饭史，全部做的如何，很难讲；但很应该做，而且最少有若干问题有相当的资料，可以做得好。倘使研究一项，打开了一条活路；别项也得用同样的方法，追寻上去。

衣的方面：或者做起史来较容易些，因为保存下来的东西比较的多。如在日本考中国的服饰可以追到唐朝，有名的博物院中还有唐朝以下的实物。这因实物保存，所以比较的容易研究，但衣的方面，特别的问题很多，最须分类研究。如丝是中国可以自豪的，发明最早。但到什么时候才有？最近李济之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半个蚕茧，假使地层的部位不错，那么，中国在石器时代已有丝了。其次如麻，也是中国的特产，须特别研究。又其次如棉花，自唐以后，输入中国，证据很多。但到底是从南洋来抑从西域来？各说都有根据，我们如何取决？棉布又起自何时？是自己发明的还是从外国输入的？假使是输入的。又从何国输入？这个专题可得有趣的发明。还有，中国未有棉花以前是用什么东西？近代的麻和古代的麻同类否？有多少种？从有丝到织呢绒绸缎，是自己发明的不是？问题真多，资料也不是没有，只等我们去研究。

住的方面：宫室建筑，拿现代所有做基本，推上去，也很可以。不过中国每经丧乱，毁灭无余。近如圆明园给英法联军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了一个景福门和照壁围墙，最近几个月，也给军阀拆去了。自古至今，多少伟大的建筑，给那般暴徒毁去，以致今日研究起来，实在困难。只求纸片上的记载，又很难得圆满的结果。但除了力求古迹以外，纸片也不是绝对没有贡献。其中的特别问题也很多，如衣食事项一样。如城郭，许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最少也是亚洲民族特有的，而且是中国人所发明。《史记·匈奴传》《汉书·西域传》，以城郭的有无为开化半开化民族的符号。中国所谓城郭和欧洲中世所讲堡垒不同。堡垒似碉楼，是少数君主、贵族，专保自己财产用的。城郭不专为一人，不专为统治者的安全，而为保护一般人民的利益而设。大概古代人民，春秋散在田野；冬日把所有的收获品聚在一处，初为墙，后为城郭，以防御外来的强盗和外族的掠夺。这种城郭的发明，从何时起？殷墟文字里有多少城郭？殷朝西周何如？春秋时代见于记载的很多，可见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后来竟变成文明人的标志。假如我们证实了城郭是中国民族的特别发明，可以迫寻到古代，看某时某地有古城痕迹或记载，就可知中国文化此时已到此地。最古，长城以外，没有城郭，西域各国，或有或没有。由此可见中国民族势力的消长。研究起来，虽很困难，但并不是没有路子，虽不能全部研究，但抽出若干种，比较的资料易得的，可以得许多成绩。此外的特别问题也不止一种，不能多讲。

食、衣、住三者的史料，除了记载和实物以外，还有特别史料，是我们所能得，外人所不能得的。中国文字，象形、指事、会意诸种，研究起来，有许多可以发见有史以前的生活状态，其中乃至心理的状态也可以看出一部分。如内字表示穴居，以人入洞，和以人入门的闪字不同。如宫字表示两进的房子，到现在还适用，到欧洲可不适用的。如家字表示以物覆豕，是家的所在，可知古人由渔猎时代变成畜牧时代的时候，以豕为食物而始有固定的家。又如吉凶的凶字，表示设陷阱以捉野兽，野兽落到里面的样子。原来只有这种意义，后来才用为不利的意义。像这类在古文字上研究以求古代人类衣食住的状况，常有许多意外的收获。这种收获品是记载上实物上所没有而文字中有的。假如小学家有社会学的根底，很可以得奇异的发明。所以衣、食、住的专史，诚然难做，但不是绝对不可做，机会正多的很。

进一步到生产方面：生产的种类，分别为渔猎、畜牧、农耕、矿业、家庭手工业和现代工业，每一种须一专史，中间看那一种最发达，历史也跟着详细一点。

中国农业最发达而最长久，资料也很多，非给他做一部好历史不可。农业、农器、农产物的历史，都应该做。最主要的，尤其是田制。一直到现在，仍是最主要的问题。几千年来的政治家很用心去规定这种制度，许多学者也有很周密精详的主张，或已实行，或未试办。我们研究田制的变迁，有许多资料可供使用；只有肯去找，详审的选择叙述，可以得很有价值的历史。这不单是考古而已，或者有些学者或政治家所建议而未实行的制度，我们把他全录或摘抄下来，可以供现代的资鉴，而愈可以成为有价值的著作。

渔猎、畜牧最初的社会已经有了，一直到现在，还是很重要的生产事业。矿业，到周代也已发明已利用，到今日，变成多种生产事业的发动力；假使没有矿业，多种生产事业都得停顿。所以我们做史，应该分别，一部一部的，各自著成一书。

家庭手工业在机械工业未输入以前的状况如何？原来的机械工业在新式的机械工业未输入以前的状况如何？自机械工业输入中国以后到现在有如何的发展，有无新的发明？这种资料，东鳞西爪的，研究时要很费精神去寻找。

此外和生产事业极有关系的有三种：就是水利、交通、商业，不能不做专史。

历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消极的防水患，积极的兴水利，都极注意。如《资治通鉴》，每朝末叶，水患特别的多，前人以为天灾流行，其实则毫不足怪。新兴之朝，所以没有水患，只因当时上下对于修堤浚河的工作很用财力，人工可以征服自然。如清代河道总督，号称肥缺，有很充足的公款可供中饱；但若发现有舞弊情形或一遇河堤决口，马上就要拿去砍头，所以无论怎样贪婪的河道总督总得用心修理河道，所以清代水患比较的少。到了民国，一切的收入都跑进兵队和兵工厂和军阀的姨太太身上了，谁来理这闲事？所以不讲别的，就是永定河就每年总有好几次发生危险。关于这类水利问题，历代工作的情形怎样，都得做成专史。

交通在现在以铁路、河海航线、电线最重要，汽车道也有人注意。这些事业，几时才输入中国？近来发达的情形如何？都是应该入史的。还有，古代没有这些东西，却有驿道驿使做中央统制地方的利器，所以对于驿的制度很完善。驿道的路线，历代不同，逐代加增，研究的结果还可勉强画出地图来。驿道的管理法，驿使的多少，也得研究清楚。这类资料，倒也不少。我们可以从上古初辟草莱起，渐有舟车，渐有驿道，运河、海运、铁道、航线、电线、汽车道，乃至飞机、无线电、电话，都一一做成历史，分之各为专篇，合之连成交通专史。

商业自春秋战国以后日见发达，以前也并非没有。我们须研究人类最初交易的情形如何？何以由物与物互易而变成物与币互易？春秋战国对外的贸易何如？历代对于商人的待遇何如？汉、唐对于边界互市的状况如何？一直到现在与全球通商的经济战争情况如何？其中如货币的变迁尤其要特别的研究。关于货币的理论，如每值币制紊乱，讲求修正改革的奏疏之类，价值很高，是要收入货币史的。或者包括各种事实成一部商业史，或者分别作各种专史，都无不可。

上面交通和商业二种都属于交易方面，就是经济事项的第三种。再进一步，就要说到分配了（名达按：当日因时间来不及，未讲分配）。

关于经济专史的分类，似乎不太科学的；不过稍微举个例大概的讲一讲。近人关于货币、田制的著述，倒有一点，但都还得补正。此外各史，许多人未曾做，或认为不好做的，也未尝不可以设法研究。这在我们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