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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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4)

(二)排列 中看不中看,完全在排列的好坏。譬如天地玄黄四个字,王羲之是这样写,小孩子亦是这样写,但是王羲之写得好,小孩子写得坏,就是因为排列的关系。凡讲艺术,排列的关系却很大。一幅画,山水布置得宜,就很好看,一间屋,器具陈设得宜,亦很好看,先后详略,法门很多。这种地方,要特别注意。不然,虽有好材料,不能惹人注目。就有人看,或者看错了,或者看得昏昏欲睡。纵会搜集,也是枉然。至于如何排列的方法,一部分靠学力,一部靠天才。良工能教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现在姑讲几种通用的方法,以为示例。

(1)即将前人记载,联络熔铸,套入自己的话里。章实斋说:“文人之文,惟患其不己出;史家之文,惟患其己出。”史家所记载,总不能不凭借前人的话。《史记》本诸《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汉书》本诸《史记》,何尝有一语自造?却又何尝有一篇非自造?有天才的人,最能把别人的话熔铸成自己的话,如李光弼入郭子仪军,队伍如故,而旌旗变色,此为最上乘之作。近代史家,尤其是乾、嘉中叶以后作史者,专讲究“无一字无来历”。阮芸台作《国史儒林传》,全是集前人成语,从头至尾,无一字出自杜撰。阮氏认为是最谨严的方法。他的《广东通志》《浙江通志》,谢启昆的《广西通志》,都是用的此法。一个字,一句话,都有根据。这种办法,我们大家是赞成的,因为有上手可追问。但亦有短处,在太呆板。因为有许多事情未经前人写在纸上,虽确知其实,亦无法采录,而且古人行为的臧否与批评,事实的联络与补充,皆感困难。吾人可师其意,但不必如此谨严。大体固须有所根据,但亦未尝不可参入一己发见的史实。而且引用古书时,仅可依做文的顺序,任意连串,做成活泼飞动的文章。另外更用小字另行注明出处或说明其所以然,就好了。此法虽然好,但亦是很难。我尚未用,因为我懒在文章上作功夫。将来打算这样作一篇,以为模范。把头绪脉络理清,将前人的话藏在其中,要看不出缝隙来。希望同学亦如此作去。

(2)用纲目体,最为省事。此种体裁,以钱文子的《补汉书兵志》为最先(在《知不足斋丛书》内)。顶格一语是正文,是断案,不过四五百字。下加注语,为自己所根据的史料,较正文为多。此种方法,近代很通行。如王静安先生的《胡服考》《两汉博士考》,皆是如此。我去年所作的《中国文化史》亦是如此。此法很容易,很自由,提纲处写断案,低一格作注解。在文章上不必多下功夫,实为简单省事的方法。做得好,可以把自己研究的结果,畅所欲言,比前法方便多了。虽文章之美,不如前法,而伸缩自如,改动较易,又为前法所不及。

(3)多想方法,把正文变为图表。对于作图表的技术,要格外训练。太史公作《史记》,常用表“旁行斜上,本于《周谱》”,然仍可谓为太史公所发明。《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秦楚之际月表》《功臣侯者表》《百官公卿表》,格式各各不同。因有此体,遂开许多法门。若无此体,就不能网罗这样许多复杂的材料同事实。欧美人对于此道,尤具特长。有许多很好很有用的表,我们可以仿造。但造表可真是不容易,异样的材料便须异样的图表才能安插。我去年尝作《先秦学术年表》一篇,屡次易稿,费十余日之精力,始得完成。耗时用力,可谓甚大。然因此范繁赜的史事为整饬,化乱芜的文章为简洁,且使读者一目了然,为功亦殊不小。所以这种造表的技术,应该特别训练。

丑 文采

次讲文采。就是写人写事所用的字句词章。同是记一个人,叙一件事,文采好的,写得栩栩欲活;文采不好的,写得呆鸡木立。这不在对象的难易,而在作者的优劣。没有文章素养的人,实在把事情写不好,写不活。要想写活写好,只有常常模仿,常常练习。

文采的要素很多,专择最要的两件说说:

(一)简洁 简洁就是讲剪裁的功夫,前面已经讲了。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文章的厚薄,即由此分。意思少,文章长,为薄。篇无剩句,句无剩字,为厚。比如饮龙井茶,茶少水多为薄,叶水相称为厚。不为文章之美,多言无害。若为文章之美,不要多说,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过一篇文章之后,要看可删的有多少,该删的便删去。我不主张文章作得古奥,总要词达。所谓“词达而已矣”,达之外不再加多,不再求深。我生平说话不行而文章技术比说话强得多。我所要求的,是章无剩句,句无剩字。这件事很重要。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只有常作。

(二)飞动 为什么要作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尤其是历史的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就减少了。作文章,一面要谨严,一面要加电力。好像电影一样活动自然,如果电力不足,那就死在布上了。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如像唱戏的人,唱到深刻时,可以使人感动。假使想开玩笑,而板起面孔,便觉得毫无趣味了。不能使人感动,算不得好文章。旁的文章,如自然科学之类,尚可不必注意到这点。历史家如无此种技术,那就不行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就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此种技术,非练习不可。

如何可以养成史才,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今易一字,为“多读,少作,多改”。多读读前人文章,看他如何作法。遇有好的资料可以自己试作,与他比较;精妙处不妨高声朗诵:读文章有时非摇头摆尾,领悟不来。少作:作时谨慎,真是用心去作,有一篇算一篇,无须多贪作;笔记则不厌其多,天天作都好;作文章时几个月作一次,亦不算少;要谨慎,要郑重,要多改,要翻来覆去的看;从组织起,到文采止,有不满意处,就改;或剪裁,或补充;同一种资料,须用种种方法去作;每作一篇之后,摆在面前细看:常看旁人的,常改自己的;一篇文不妨改多少回,十年之后还可再改。这种工夫很笨。然天下至巧之事,一定从至笨来。古人文章做得好,也曾经过几许甘苦。比如梅兰芳唱戏唱得好,他不是几天之内成功的,从前有许多笨工作,现在仍继续不断的有许多笨工作。凡事都是如此。

第三章 五种专史概论

五种专史,前文已经提到过。第一,人的专史;第二,事的专史;第三,文物的专史;第四,地方的专史;第五,时代的专史。本章既然叫着概论,不过提纲挈领的说一个大概;其详细情形,留到分论再讲。

甲 人的专史

自从太史公作《史记》,以本纪列传为主要部分差不多占全书十分之七,而本纪列传 又以人为主。以后二千余年,历史所谓正史,皆踵其例。老实讲起来,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

专以人为主的历史,用最新的史学眼光去观察他,自然缺点甚多,几乎变成专门表彰一个人的工具。许多人以为中国史的最大缺点,就在此处。这句话,我们可以相当的承认:因为偏于个人的历史,精神多注重彰善惩恶,差不多变成为修身教科书,失了历史性质了。但是近人以为人的历史毫无益处,那又未免太过。历史与旁的科学不同,是专门记载人类的活动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变化。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最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生问题了。譬如欧洲大战,若无威廉第二、威尔逊、路易乔治、克里孟梭几个人,历史当然会另变一个样子。欧洲大战或者打不成,就打成也不是那样结果。又如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历史,若把西太后、袁世凯、孙文、吴佩孚等人,甚至于连我梁启超,没有了去,或把这几个人抽出来,现代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能预料。但无论如何,和现在的状况一定不同。这就可见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和人的历史不可轻视了。

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及其作事的步骤,皆与全部历史有关。太史公作《史记》,最看重这点。后来的正史,立传猥杂而繁多,几成为家谱墓志铭的丛编,所以受人诟病。其实《史记》并不如此,《史记》每一篇列传,必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如《孔子世家》《孟荀列传》《仲尼弟子列传》代表学术思想界最要的人物,《苏秦、张仪列传》代表造成战国局面的游说之士,《田单、乐毅列传》代表有名将帅,四公子(平原、孟尝、信陵、春申)列传代表那时新贵族的势力,《货殖列传》代表当时经济变化,《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代表当时社会上一种特殊风尚。每篇都有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个人作起居注。

在现代欧美史学界,历史与传记分科。所有好的历史,都是把人的动作藏在事里头;书中为一人作专传的很少。但是传记体仍不失为历史中很重要的部分,一人的专传,如《林肯传》《格兰斯顿传》,文章都很美丽,读起来异常动人。多人的列传如布达鲁奇的《英雄传》,专门记载希腊的伟人豪杰,在欧洲史上有不朽的价值。所以传记体以人为主,不特中国很重视,各国亦不看轻。因此,我们作专史,尽可以个人为对象,考察某一个人在历史上有何等关系。凡真能创造历史的人,就要仔细研究他,替他作很详尽的传。而且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当注意。大事看环境,社会,风俗,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语行动,乃至小端末节,概不放松。最要紧的是看历史人物为什么有那种力量。

每一时代中须寻出代表的人物,把种种有关的事变都归纳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在政治上有大影响的人如此,在学术界开新发明的人亦然。先于各种学术中求出代表的人物,然后以人为中心,把这个学问的过去未来及当时工作都归纳到本人身上。这种作法,有两种好处:第一,可以拿着历史主眼。历史不外若干伟大人物集合而成。以人作标准,可以把所有的要点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可以培养自己的人格。知道过去能造历史的人物,素养如何,可以随他学去,使志气日益提高。所谓“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不下,闻者莫不兴起也”。

乙 事的专史

历史的事实,若泛泛看去,觉得很散漫,一件件的摆着,没有什么关系,但眼光锐敏的历史家,把历史过去的事实看成为史迹的集团,彼此便互相联络了。好像天上的星辰,我们看去是分散的;天文家看去,可以分出十二宫。无论何种事物,必把破碎的当作集团,才有着眼的地方。研究历史,必把一件件的史迹看为集团,才有下手的地方。把史迹看作集团研究,就是记事本末体。现代欧美史家,大体工作,全都在此。记事本末体是历史的正宗方法。不过中国从前的记事本末,从袁枢起,直到现在,我都嫌他们对于集团的分合未能十分圆满。即如《通鉴记事本末》把《资治通鉴》所有事实,由编年体改为记事本末体,中间就有些地方分得太琐碎,有些地方不免遗漏。也因为《资治通鉴》本身偏于中央政治,地方政治异常简略,政治以外的事实更不用提。所以过去的记事本末体,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希望的记事本末体,要从新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大集团固然要研究,再分小点,亦可以研究。凡集团事迹于一时代有重大影响的,须特别加以注意。

比如晚明时代的东林复社,他们的举动,可以作为一个集团来研究,把明朝许多事实都归纳到里边,一方面可以看,类似政治团体的活动,以学术团体兼为政治团体,实由东林起,至复社而色彩愈显。这是中国史上一大事实,很值得研究。研究东林复社始末,方面很多。本来是学术机关,为什么又有团体的政治运动?一方面可以看出学术的渊源及学风的趋势;另一方面,可以看在野的智识阶级的主张。每逢政治腐败的时候,许多在野学者,本打算闭户读书,然而时势所迫,又不能不出头说话。这种情形,全由政治酝酿而成。非全部异常明了,一部很难了解。至于复社,本来是一个团体的别名,同时的其他团体尚多,不过以复社为领袖,成为一个联合会社的性质。我们研究创社人的姓名,及各社员的籍贯,或作小传,或作统计,可以看出复社的势力在于何都,明亡以后,复社的活动于当时政治有何影响,满洲入关,复社人物采取若何态度。从这些地方着手,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了如指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