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中国哲学(6)

荀子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强力来压人，认为治国就应当“平政爱民”。他曾游经秦国，拜见秦昭王，并对其宣扬自己的学说。可惜，当时的秦昭王正在和范雎设计“远交近攻”的阴谋，以求攻伐天下，对他的大道理一点兴趣都没有。荀子只好悻悻地去了赵国。

到了赵国，荀子见到了赵孝成王，得以和楚将临武君辩论军事问题。荀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权谋诡计、士卒兵刃，而是百姓的趋向；用兵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夺”，而是为了“禁暴除害”。如果战争得不到百姓的支持，那么，即使是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也终归要失败。

最后，荀子说：“兵要在乎善附民。”认为争取民心才是用兵之道的关键。这正与他“王道”思想的具体内容即礼义和仁政相契合。他还作了个比喻：君主就好比行驶在水中的“舟”，庶民就好比“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对庶民施以暴政，那便会遭到覆舟的危险。

荀子与孟子同是儒家，但二人沿着不同的方向，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伦理思想。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有“四端”。荀子则相反，提出了一种以性恶论为基础，以礼为核心，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伦理学说。

荀子从人的自然欲望上寻找道德的根源，认为人性本“恶”。他还摆脱了天命论的影响，强调“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行贵于知”等观点。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定人性生来本“恶”，就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就是好利、嫉妒、喜欢声色。这是先天而生、不学而能的。只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可以为善。否则，顺着人性发展，就会出现暴乱。因此，荀子主张“礼义师法”，增益身心；若不能如此，便不足为学。他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这也揭示了荀子教育学说是趋向“积善”的。

荀子认为，天有固定不变的规律，地也有固定不变的法则，这些并不因为人的好恶而有所改变，这也就意味着，天不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规律也不会决定社会的变化。从而强调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

同时，荀子明确指出，社会国家的治乱兴废，与天无关，与时无关，与地无关。他还举例说：天、时、地等自然界的条件，在禹的时代和桀的时代是相同的，并没有因为一治一乱而发生改变。

继孔子推行“仁”，孟子推行“义”之后，荀子提出了“礼”。他认为礼在调节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

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即“礼”是社会上自然形成的公共法则，是每个人都得遵守，不能选择，不许怀疑的。

他还认为“礼治”与“法治”应相互结合，这样才能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中有恰当的地位。

荀子是先秦哲学的总结者，他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达到了先秦哲学的最高峰，对以后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等都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荀子晚年积极从事教学和著述，主要思想都反映在《荀子》一书中。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其中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对汉赋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因为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所以，后人将他和屈原一起尊称为“辞赋之祖”。

劝学（节选）

荀子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1]。故不积跬步[2]，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3]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4]，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5]，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注释】

[1]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积累善行养成高尚的品德，自然会心智澄明，到达很高的精神境界。得：获得。

[2]跬：古代称跨出一脚为“跬”，两脚为“步”。

[3]骐骥：骏马。

[4]驽马十驾：劣马拉车连走十天，也能走得很远。驽马：劣马。驾：马拉车一天所走的路程叫“一驾”。

[5]六跪：六条腿，蟹实际上是八条腿。跪：蟹脚。螯：蟹钳。

刑过不避大臣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快，苦则求乐，辱则求荣，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韩非

韩非，战国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集大成者。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后世又称其韩非子。

当时的韩国是一个小国，在秦国强大势力摧残下，近乎亡国。韩非多次上书，要求变法图存，但均未被韩王采纳。于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退而开始专心著书。

韩非虽然口吃不善言语，但是文采却很出众，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一系列文章，字里行间，阅尽天下。这些作品流传到秦国，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赞赏。

秦国派兵攻打韩国，迫使韩王派韩非做使臣来到秦国。韩非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得到秦王的再次赏识。

两人相谈甚欢，秦王想要重用他，但李斯嫉妒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起设计陷害韩非。

秦王听信谗言，将韩非关入监狱。等到秦王想要放他出来时，韩非已被迫服毒自杀，秦王后悔不迭。一生怀才不遇的韩非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和李斯的推行下得以实践。韩非赞同“人性本恶”的观点，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并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他以法治思想为中心，对战国后期复杂多变的现实作了哲学概括，从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思想武器。

韩非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因势利导，人人都是有私心的，即“畏诛而利庆赏”，仅靠道德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维持社会稳定的。即“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前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只有凭借强大的法律去约束人们的行为，才能将“恶”限制住，而君主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和“德”，让人们避恶从善，立公弃私。

他还认为“法、术、势”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君主没必要像儒家要求的那样，必须具备特殊的学识和高尚的情操并凭借个人的影响力来统治百姓。君主只要将赏罚大权紧握在手中，找适当的人帮助他管理百姓，懂得辨别忠奸就可以了。只有牢牢掌握权力，执法严明，君主才能将法治推行下去，且知人识人，才会赢得群臣的忠心，收服众人，让百姓遵纪守法。

韩非还是先秦哲学倡导“矛盾之说”的第一人，对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以楚人出售矛和盾的故事为例，说明：“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这便是“矛盾”一词的由来。

随着战争的持续和“礼义”的衰微，大的诸侯国通过侵略和征服等手段，试图组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强有力的政府，用以维持统治和扩充地盘。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的需要，韩非提出必须统一国民的思想。

此外，韩非还主张独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学说；反对藏书，主张焚书。他说：“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这直接导致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的愚民政策，严重阻碍了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和继承。但法家学说的出现，“富国强兵”、“法不阿贵”等观点的提出，还是给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很多治理国家的方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宋人酤酒[1]

韩非

宋人有酤[2]酒者，升概甚平[3]，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然而不售[4]，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5]壶瓮而往酤，而狗迓而龁[6]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注释】

[1]故事用恶犬、猛狗来比喻那些伤害忠臣、阻挡忠谏的佞臣，指出正是这些邪恶小人蒙蔽了君主，使他们亲近不了敬献忠言的贤臣。这便是“狗猛酒酸”的深刻道理。

[2]酤：同“沽”，卖。

[3]升概甚平：容器量酒量的很平，意思是“分量很足”。升：量酒的器具。概：作“量”解。

[4]不售：卖不出去。

[5]挈：携带。

[6]龁：咬。

秦汉时期的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黄”，是指传说中的黄帝；“老”，是指春秋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黄老”即是二人的合称。

战国末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法家的政治思想是当时的主流，其他各家学派莫不受其影响。在这种背景之下，道家当中分化出一派——黄老学派，其思想宗旨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假托黄帝的名义，引进法家学说，同时还兼收了其他各派如阴阳、儒、墨等诸家的观点。

这一学派主要的思想特点，便是“无为而治”。《史记·乐毅列传赞》记载，黄老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和安期生，这两个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隐士。

最初，黄老之学在诸子百家中地位平平，并不引人注意。直到西汉初年，由于它契合当时政治的需要，逐渐成为当世显学。

陆贾是汉初黄老思想的最早倡导者。他对刘邦说：“陛下虽然是在马上得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治理国家，应该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计。”刘邦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便令他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

经秦末战乱之后，整个社会一片疮痍，民无盖藏，人无作业。当时百姓急需休养生息，恢复生产。而黄老之学所强调的“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正符合了当时统治者的需要。

陆贾以黄老学说为指导，结合汉初的政治、经济状况，写了一本名为《新语》的书，提出必须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思想。他主张统治者对百姓不要过多地干涉，要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样才可以减少人们对统治者的反抗，才能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

陆贾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刘邦的称许，全部记载在他写的十二篇《新语》里。

黄老学派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此后惠帝、吕后和文帝、景帝统治期间，都有意识地、自觉地将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加以推广运用，才出现了后来“文景之治”的盛世。

推行黄老学说最为著名的是曹参。曹参与汉高祖刘邦是同乡，当年他跟着汉高祖起兵，带兵打仗立下不少功劳，可刘邦做皇帝后，却任用萧何当了开国丞相。刘邦死后，汉惠帝继位，此时，萧何也病得只剩下一口气了。汉惠帝亲自去看他，请他推荐丞相人选，萧何毫无保留地推荐了曹参。

曹参继任丞相后，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革、举措，一切都依照萧何制定的政策。对原有的法令，全部照章执行；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也没有罢免擢升。由此，有人在汉惠帝面前进谗言，说曹参有私心，不精心治国。汉惠帝也很奇怪，便叫来曹参议事。曹参说：“请问皇上，您跟先帝比，哪个英明呢？”惠帝说：“我还年轻，哪比得上先帝！”曹参又问：“要谈治理国家的谋略，我与萧丞相比，皇上您看哪一个更贤明呢？”惠帝微笑着说：“恐怕你比不上萧相国吧？”

曹参乘机恳切地说：“皇上说得完全对，皇上比不了先帝，我不如萧相国。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制定出的政策，难道我不应该好好地继承下去吗？还要随意更改吗？”

这就是曹参“萧规曹随”的从政谋略。这种政治看似消极，实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曹参在任三年，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老百姓歌颂他说：“萧何为法，齐如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从黄老政治的实际情况看，黄老之术本身是较为温和的法家路线，它是对秦王朝极端暴力政治路线的纠正，自高祖起一百多年里，开创了“文景之治”政治局面，更是成就了汉武帝的千秋霸业。东汉时，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天亦有道

道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董仲舒

董仲舒，西汉时期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学说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继承了周代的传统思想，杂以阴阳五行说，兼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的精华，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为一，形成了较系统的封建神学体系。

董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为学异常勤奋，数十年如一日。专心攻读的他，曾“三年不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