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黄氏中国历史分期法(4)

清朝也进行过一些财政方面的改革。比如，顺治年间就开始了整顿赋役制度，清理赋役簿册。但这种整理，其前提却是相信明朝的兴盛与灭亡，乃是在于“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及乎天启、崇祯之际，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滋奸，民不堪命”，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上找原因，无法适应社会新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只能在传统的老路中寻找出路。

由于赋役不均，导致清代的赋役征收相当混乱。因为清初赋役的征派是按地亩、人丁双重标准进行，而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丁税成为广大百姓极为沉重的负担，从而不断引起逃亡和反抗。为了稳定税收额数，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宣布，以前一年的全国丁银数为准，以后额外增加的人数，都不再多征，这就是著名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这只是不再增加丁银，却并没有免除丁银。

由于人口变动的情况相当复杂，每户人丁的子孙情况各不相同，很容易发生以多承少、以少承多的现象。所以，到了康熙末年，四川、广东等省已有实行将人丁摊入地亩的征收办法。到雍正时，清政府又进一步实行了“摊丁入亩”，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数，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称为“地丁制”。从此，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人头税，基本上被废除了，这无疑有助于削弱农民对国家的依附性地位。不过，这与现代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

有鉴于此，黄仁宇先生在《黄河青山》中说，第三帝国和前一时期相比，有非常显著的退缩。许多经济活动在宋朝达到高峰，此时全都缩回。整个国家因此不具备竞争力，局势需要进行调整时，官僚政治却最无法调整。社会希望他们能有大胆的创意，他们却想永远都在原地踏步。针对以上情况，黄仁宇先生痛心疾首地说，“现代中国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于明代开国之初”，因为明代开国之初就将退缩的精神加以制度化。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局势发生了变化，需要政府也随之进行一连串的预算调整，但他们却无法回应这些需求，结果导致了天崩地裂的改朝换代。

鸦片战争后：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革命

若忽略传统中国社会之形貌，闭目而不假思索地以为其功能与结构必与西方社会无异，则可能在讨论上层结构时造成严重误解。

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并不为过。

——黄仁宇《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

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长期革命”，是指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大变动，这个变动，有的部分至今也没有彻底完成。

通过前面几节的分析，黄仁宇先生说，我们心中应该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当少。中国的近百年历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下层。比如，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活动，他们本身对中国社会来说就是一种外来物。领导人尽管不乏高尚的理想，但他们的身后却无支持的选民，所以他们空有满腔的报国心，却无从化为具体的方案，渗透到民间，一旦遇上军阀，就无能为力，因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变得相当苍白无力。

军阀混战的情况也大致类似。他们所代表的不外是私人军事力量，黄仁宇先生指出，唯其如是，他们在行动时一定通电全国，表明心迹，实际上军人们就地以不同的方式派饷招兵，甚至贩运鸦片，其下层结构也不能造成一种公平而互相交换的局面。

此外，军阀的士兵既是雇佣而来，所以也就无法忍受内外的沉重压力，最容易溃散和逃跑。若能掌握此中因果关系，则能揣想当时的社会状态。因此，黄仁宇先生才会警告说，若忽略传统中国社会的内在和实质，不假思索地以为其功能结构和西方社会相差无几，就必然会在讨论上层结构时造成严重误解。

自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五口通商（1842年8月29日，清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等五口对外通商，英国人可派驻领事）。而自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租界、行使领事裁判权以来，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问题，史学界至今也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如果仅将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法律观念系统地输入中国，就以为万事大吉，那么这样的运动，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黄仁宇先生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山东的青岛经过了德国和日本几十年的经营，但隔着海湾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庄，却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与传统的菩萨神仙并存，以及花生壳被城市新工业收买外，当地人民的生活几乎和近在咫尺的大城市青岛毫不相干。农作物的耕种方法与工具仍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商业也局限于赶集和流动小贩。人民的生活与社会习惯全未感受新时代的好处，反倒是先感受了动乱的威胁。这种情形说明，中国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渗入而迅速现代化，而必须经历相当的折磨，其下层结构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调整。所以黄仁宇先生才会沉痛地说，中国需要在历史上通过一次长期的革命，并非偶然。同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也不能统以“迟钝”和“漠不关心”等语词来形容。总之，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过去社会组织之根深蒂固，要想改造，必然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行动起来也有很多的困难，就好比一个走兽，不能让它立即变为飞禽。

黄仁宇先生说，有不少读史者，以光绪帝不能毅然下决心清算慈禧太后为憾，但其实这是不知皇帝的存在，并不是让皇帝当富国强兵的舵手，而是让他做天下忠臣孝子的表率。要是光绪帝放弃了传统的使命，敢于弄死名义上的母亲，也就等于否定了自己所扮演角色的合法性。所以说，根源不出在皇帝的决心，而仍然是君主制度。

百日维新时，光绪帝和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在仿效日本，他们还企图以发行公债，来获得新政的经费，也有进入资本主义的架式。只是清末中国的下层结构和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没有基本的差别，仍然是由上至下指定。维新方案既不能在下层展开，而慈禧太后推行的“新政”，也同样暴露了这种政策的不合时宜，所以只能加速清王朝的灭亡。

民国初年的革命党人，经过多年的革命，终于发现以手枪和炸弹来推翻专制，对于社会的影响还是太小，因为急需改革的不仅仅是官衔的名称，更是下层社会的结构。于是激进分子，如鲁迅等新文化主将，就开始不再局限于反对宋明理学家和道学家，而是认为全部的传统文化都是“吃人”的礼教，需要全盘加以改造。

所以，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77年中，所有的变化都没有能够对中国社会进行实质性的改变，而只能算是中国长期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而此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颠倒的就不仅仅是法律和政治，而是牵涉经济与生产，甚至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自1919-1989年，又已经过去了70年，在这70年中，中国的武装部队参与大小内战不算，还曾以各种姿态，和世界各强国及左右邻邦作战。所以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并不为过。

黄仁宇先生说，这种大变动的起因，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进程。19世纪中叶，英国和法国等国家以商业原则完成了国家和社会的资本主义基础，于是乘机向海外拓展。鸦片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压迫，才提出各种救亡的方案，包括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只是维新未成，已有日本人入侵；以后又有其他国家的介入，中国的问题更加国际化，所以也有了更多的主义。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首先必须放弃过去以农业条件为本位所产生的特殊体制，代之以商业条理做主的一般体制，从而增强在国际间的竞争地位。

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不可能全靠中国历史的经验来解释，因为这种发展在中国尚无先例。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就已经切断了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的联系。因为传统的所谓“选举”，是以四书五经做取士的标准，只要符合条件，谁都可以参加考试，结果造成了一种上下间的流动，现在这种方式既被放弃，君主制度也就要遭到否定了。不过，下层的真实情形仍然是一笔糊涂账，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上称为“军阀混战”的时期，也就应运而生了。

蒋介石通过自己的努力，曾一度达到了中国社会的表面统一，他还曾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并且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使得中国能够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之林，但由于这种改造只限于上层，所以他对于中国社会彻底改造的收效，并不明显。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而这又正是毛泽东领导群众发动革命的意义所在。

结语

此章根据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对于中国历史，从古至今，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其中，关于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是其重点，需要仔细体会。另外，还要注意，几个历史阶段之间的区分与异同，以及黄仁宇先生是如何将其有机结合起来的。只要把握了这些，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也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