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3)

井田制的破坏，大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农奴们对于公田生产的积极性却越来越差。为了保证收入，领主们逐渐放弃共同耕种的办法，代之以实物税。公元594年，鲁国宣布“初税亩”，即按亩征税。这使得领主经济走向崩溃，地主经济兴起，而且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秦汉时代，土地兼并的问题随着王朝的稳定而凸现出来。这一点，在东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豪强地主将很多农民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而不受国家的控制。这对于东汉王朝的财政体制是一个沉重打击。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政府颁布了“占田制”。占田制规定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30亩；此外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25亩。所谓占田，是指农民保有田租的土地数量，这两者多少反映了当时农民占有土地的一般状况，但又同每户农民的实际占有土地数量无关。与占田制同时推行的还有户调制。户调制规定，丁男每年交给政府绢3匹、绵3斤；丁女或次丁男折半交纳。西晋颁行占田制和户调制，目的在于通过对田租、户调的调整，尽可能地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并使那些脱离了户籍管理的人，重新归于政府的掌握之中。但是，由于西晋政权的存在，严重依赖于豪强势力，占田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不可能长期推行下去，到晋惠帝时期，就已经有名无实了。

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为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并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舞台。在占田制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摸索，到公元485年的北魏太和九年，经李冲建议，由实际掌权的冯太后颁布了著名的均田令。

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15岁以上的男子受露田（未种树的田）40亩，桑田20亩，妇人受露田20亩。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加倍的部分称为倍田），以备休耕，年满70岁后，归还政府。桑田作为世业，无须还官，但要种上一定数量的桑树、榆树、枣树。家内原有的种了桑树的私田不动，可是要用来抵消应受桑田及倍田的份额。不宜种桑树的地方，男子给麻田10亩，妇女5亩。

各地区的情况当然会有所不同，对于那些土地不足的地方，百姓可以向空荒处迁移，借用国家土地，但不许从赋役重的地方迁到赋役轻的地方。因犯罪而被流放的人，原有的土地收归国家，重新授给别人。

均田令推行后不久，北魏政府又进行了三长的创设。“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这实际上就是隋唐时期“租庸调”的模样。

李冲的这个建议，在黄仁宇先生看来，无疑是从数字上可以管理的公式，有“间架性设计”的趋向，它完全类似战国时期李悝的办法，“因之给中国以后几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长远的后果。”所以，黄仁宇先生才会将第一帝国（秦汉）与第二帝国（隋唐宋）区分开来。他认为，秦汉虽称中央集权，但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三长制和均田制，可谓整个社会，重新以小自耕农为主体，注重了下层机构的情况。

隋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由于他为随后的大唐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而这种基础的奠定，也是以均田制为出发点的。隋文帝在推行“租庸调”时，将其重点放在如何让国家财政迁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让它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之间的贫富差别。经过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均田制达到它的发展顶峰。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仁宇先生才会说，这既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也使得“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以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

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在隋唐时期达到了它的相当高度，而到了宋代，也就是它的重要转型时期，由于国家在财政问题上的困境，出现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不外是要突破均田制的局限，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在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了“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是先用政府资本刺激商品生产，即使税率不变，但随着经济流通量的扩大，国库的总收入也可以增加。黄仁宇先生指出，这种观念，无疑是现代国家财政管理上的共同原则，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具备推行这种理想的土壤，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宋朝将农业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发挥到极致，国内和国际间的商品交流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由于在管理体制上，无法突破均田制的限制，无法采用新型的管理模式，只能走入死胡同。尽管有的日本学者称宋代的转型为“东洋的近世”，但由于这种转型的不成功，所以国内史学界并不很以这种称谓为然。

第二帝国结束后，随后的元朝只能算是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之间的过渡期间。元朝的行政体系缺乏一致性，由于无法处理草原文化与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不明白他们自己的历史地位，只能匆忙地结束他们的统治。

以农民身份夺取帝位的朱元璋，所实施的全部财政措施，正是对以上困境的一种历史反映。黄仁宇先生说：“中国的第三帝国即因其所赋有的永久性格，长期蛰伏着不图长进，我们也可视为宋朝企图全面突破而失败之后的一种反动。”以后的清朝，也是以此背景而存在的。

君主专制下的官僚政治

中国由于很早就统一，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佃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个趋势持续了两千多年。

——黄仁宇《黄河青山》

黄仁宇先生多次指出，研究中国历史将有助于我们看出历史背后的强制性因素。然而，由于缺乏实质的中间阶层的过渡，使得中国古代的政府和国家的道德色彩、理想主义极其浓厚，政治模式也易沉湎于伪装。黄仁宇先生强调指出：如果没有掌握这一点，我们也很有可能误判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那么，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又表现为哪几方面呢？

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大约可以称之为官僚政治或“官僚主义”。简而言之，有两点：间架性结构（无法从数字上进行管理）和以礼仪为制度工具（以道德代替法律）。黄仁宇先生对此主义作了一些分析。

官僚主义认为自己的一套东西，已经包罗万象。即以写记录历史而论，他们相信历史可以盖棺定论，所以才会有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焉”的自欺欺人的心态，其实，做“贼”者依然做“贼”，身后之名哪里用得着去管？况且，即使是被后人提起，也有重新翻案的可能性，试想，像秦桧、吴三桂、洪承畴这样的人，都会有人为他们摇旗呐喊，更何况是其他的人？

官僚主义和君主专制是孪生姐妹。中国的君主制度带有神秘的宗教主义色彩，和欧美的“政教分离”的宗旨不同。如群臣称皇帝的文书为“圣旨”，皇帝的长相为“天颜”，说话为“玉音”。这样一来，他简直就是至美至善在人间的体现，理所当然地是人间的主宰。而君主以一己之身，又无法管理全国，因此必须依赖于官僚制度，而官僚制度也需要有君主权威的保护。

由于以上的原因，制度就必须借助于“理想”的旗号。如果是几岁的儿童做了皇帝，七八十岁的大臣仍得称他为“君父”；皇帝再蠢再笨，大臣也得说他是“天生圣人”；皇帝再残暴，大臣也得说他“恩泽四海”。这也就是说，有时宁可在实质上大打折扣，也不能放弃形式上的要求。这样一级一级下来，整个中国就很有可能生活在形式化的东西之中了。

官僚主义肯定会带来巨大的利益，而它的特点又决定了它必须会独占这种利益，绝不容他人沾染，所谓“天无二日”，正是此意。他们容不得其他人的竞争，其行政效率也不愿与较为合理的机构竞争，所以，他们总是希望闭关自守、不愿意看到新鲜的面孔、禁止人民出国等现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对中国的官僚管理而言，意识形态向来很重要，不论是古代或现在。黄仁宇先生说，一旦历史学家采取“现象论者”的立场，就会很轻易发现，从孔子到以后的形形色色“主义”，与其说是绝对真理，不如说是管理逻辑的形式，或是官僚机器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工具，都有其特定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公元前的中国，由于受到外力的影响，必须采取中央集权制度来管理约6000万人口，因此要雇用多达13万名官吏。当时甚至还没发明造纸术，官员必须通过写在竹简上的文字进行沟通。中国的整套官僚哲学可以说是环境压力的产物。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由于无法对百姓进行清晰有效的管理，所以政府只能对所有人进行伦理呼吁，要求大家降低自我要求，减少个人及地区利益，支持全国的普遍利益。国家最关心的是所有百姓能达到生活的最低限度，而不是去追求较高的生活水平。舍己利人，对同胞的责任要比自己的权利更为重要，不管在事实上是否行得通，在原则上却是这么确定了。

这种原则的必然结果，就是将社会习俗当成法律来执行。几乎在所有阶段的帝制时期中，尊敬长者、敬重读书人等都被纳入法规，而“三纲五常”更是成为历代法律审判的最高标准，儿子揭发犯法的父亲，不仅得不到表扬，反而会挨上一顿板子。这样一来，地位有别的观念就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在这种的情况下，治理起来当然会更加容易。

由于历代的土地和人口资料都不是以确切的数字登记，而是分类编组的一般概念，好比穿着统一设计的衣服一样。李约瑟博士比较东西方数学时得到如下结论：欧洲的数学强调几何，中国的数学以算术和代数为主。中国官僚不必讲究精确，他们面对问题时，总是以抽象的方式来思考庞大的数字，只需要沉思默想即可，不一定要具体描述。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这些官员最讨20厌的就是有的人“遇事慌张”、“沉不住气”。如果大家不信，可以到第一历史档案馆翻翻档案，官员们对同事和下级的评定，十有八九都会出现这样意思相近或相反的字眼，并能由此决定这些人的官场命运。

黄仁宇先生还说，中国的古代官僚哲学，还有一个善于伪装的特点。在帝制时期，中国官僚政治的问题很多，但由于没有竞争对手，他们几乎可以高枕无忧。所以，一旦碰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可以把它提高到虚无缥缈的高度，不再把它当成是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这样一来，问题也就不再成为问题。因此，为了满足这种理论的需要，仪式、神话等国家崇拜信念、迷信和合理化机制等一连串教训和惯例，就全都会保留在帝制中国的传统中，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这样的环境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阻止人们对绝对真理的追求。正如传教士利玛窦在16世纪所说的：中国有学问的人必须容忍大众信仰的虚假。基于以上考虑，黄仁宇先生认为，严格来说，我们无法简单直接比较中国官僚制度和西方政府，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今日的眼光来要求古代的中国。因为前者实施已经超过两千年，后者的现代化才几百年。7世纪初期的盛唐是中国历史最辉煌璀璨的时代，而欧洲仍然处在被称为“黑暗时期”的阶段。如果只是作这种肤浅的比较，就很可能沉醉其中、不知天高地厚了。

结语

此章是对黄仁宇先生整体史观的鸟瞰，集中勾勒了黄仁宇“大历史观”里面关于中国文明的源流、统一与分裂、均田制以及古代官僚体制的特征等理论问题。这些观点是黄仁宇先生思想的精华，也是用来了解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知识认识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