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为政：广直言之路，启进善之门(9)

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天，宋国遭受了大水灾，鲁庄公派大夫臧文仲去慰问。宋闵公对臧文仲说：“实在是因为我对上天不敬，所以上天才会降下罪来，结果还劳烦庄公为我担忧，实在是不敢当啊！”臧文仲于是说：“宋，必定会兴旺啊！古代的大禹、商汤两位君王在发生灾祸之后，第一反应是反省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因此他们的国家才能兴旺发达；而夏桀、商纣王每每发生灾祸，往往是怪罪他人，因此他们的国家不久就被推翻了。并且，宋闵公在有灾祸的时候懂得把‘寡人’的称呼换成‘孤’，这是有礼节的表现。面对他国的慰问，不说自己的灾祸而感谢别人的担忧，如此一来，国家怎能不兴旺呢！”随后，臧文仲听说，宋闵公的这段说辞是他的弟弟公子御教的，于是说，“这个人（公子御）可以做国君，因为他有体恤人民的仁心！”《左传》中的这一段描写，用宋国遭大水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是兴旺还是衰败，关键在于君王是否“有恤民之心”，即君王是否懂得体察民情。若是，则国家兴旺；若否，则必然如桀纣一般，被万民唾弃，国家也将迅速灭亡。

西汉刘向在《说苑》中也引用了宋国大水的例子。在故事里刘向假借君子之言劝诫世人要勇于承认错误，并尽力改正：

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夫过而改之，是犹不过。

意思是说，从前夏桀、殷纣不能够承担自己的过失，导致国家很快灭亡；而成汤文武能够承担过失、敢于自责，所以他们的中兴也非常迅速。有了过失，主动承认然后改正，就像没有犯过错误一样了。这段话劝诫世人，要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要敢于自省、自责，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这句话化用了《左传·宣公二年》中的“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意思也是说，人不是圣贤，犯错是必然的。如果犯了错误，要勇于改正，这才是大善之人。刘向用这个故事劝诫君王，桀纣因为不愿意改正错误而误国毁民，而成汤文武能够勇于纠错所以国家昌盛。圣明的君王必须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和改正错误的魄力，这样才能使得国家长治久安，不至于出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可悲下场。

早在建国前，我国领导人就深入思考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历史“周期率”。1945年7月1～5日，黄炎培等六名民主人士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义访问了延安。在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就发表了《延安归来》一文，讲述他在延安的深刻感受。其中他提到了一次毛泽东主席问他感想如何。

黄炎培答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支配力。大凡初起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险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成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因此在临行前，他向毛泽东主席表明了自己的忧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居安而思其危，将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跳出这种“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在战乱动荡的年代，黄炎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得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但同时他的担忧不可谓不振聋发聩。实际上，如何摆脱历史周期率也是毛泽东主席思考良久的问题，并且在建国之前他对这一问题就有了答案。于是他十分自信地回答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周期率，这就是民主，只有让民主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在民主监督的体制下，新中国才能逐渐摆脱周期率的陷阱，才能使得国家安定富强。

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深入人心，我国的民主监督体制在不断完善，加快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加强群众监督的力度。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容不得沙子的。尤其是在腐败问题上，群众监督的力度更大。温家宝总理自2009年开始不断在网络上和网民进行交流，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回答并接受网民的提问和建议，这就是对群众监督的有力推进。

http：//www.gov.cn/zlft2010/wzzb.htm 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2008年3月1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凤凰卫视记者问道：“五年前作为新任总理经历了‘非典’，面对五年之后突如其来的南方冻雪灾害，温总理有何感受？未来五年将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温家宝总理说：“五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出自《宋史·王安石列传》，原意是说：天象的变异不足畏惧、害怕，祖先制定的规矩制度也不一定要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顾虑。这是王安石为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强调要破除人们守旧心理的话。这句话体现了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和大无畏精神，后来人们常引用它作为改革者自我激励的话语。改革由于是对陈旧事物和制度进行的变革，在推行中难免会遭受非议，这就需要改革者具有王安石“三不足”的勇往直前的精神。温家宝总理在这里引用这句话，表达了自己在面对新的考验时不畏艰难、奋勇向前的决心和勇气。我国古代很多改革者也有过与之意思相同或相似的言论。

“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出自《商君书·更法》。据记载，秦孝公同大臣们商讨强国大计，探讨整顿法制的办法。

秦孝公想要通过变更法度、礼制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教化百姓，但是又害怕招致百姓们的反对和非议。于是，商鞅对秦孝公说：

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语曰：

“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臣听说“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也肯定不会有什么功效”。国君应该赶快下定决心进行变法，不要顾虑天下人怎么议论你。况且，行事高明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俗所非议，有真知灼见的人也一定会被庸人所嘲笑。俗话说：“愚笨的人办成事后还不明白是怎么成功的，有智慧的人对还没有露出苗头的事就能预测到结果。”百姓们是不可以与之谈论创新，但是却可以与他们一起共庆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品德高尚的人不去附和世俗偏见，成就大事者也不与民众商议谋划。”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行事的。所以圣明的人可以使国家富强，不必沿用旧制度；如果能够使百姓获利，不必遵循旧礼制。在公孙鞅的劝说和支持下，秦孝公排除异议，颁布“垦草令”，进行了变革。

无独有偶，赵武灵王在进行胡服骑射改革的时候，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

赵武灵王就跟自己的一个大臣肥义商议说：“今吾欲继襄主之业，启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意思是：现在我想要继承襄子的大业，开发胡、翟居住的地区，但是世人可能不会理解。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付出较小的力量就能取得巨大的成果，不用使百姓辛劳，就能得到简子、襄子那样的功勋。要建立盖世功勋的人，肯定会遭到世俗的责难；有独到见解的人，也一定会被百姓所不理解和怨恨。现在我打算教百姓们穿胡服、练习骑射，国内一定会有人非议指责我。

肥义说：“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即：我听人说，要办大事就不能犹豫不决，犹豫不决是办不成大事的。大王你现在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遗弃世俗的偏见，那就不要再顾虑天下人的非议了。凡是追求高尚道德的人都不会去附和俗人的意见，成就伟业的人也都不会去和众人商议自己的决定。

赵武灵王说：“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乐，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贤者戚焉。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赵武灵王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对“胡服骑射”这件事有什么顾虑，而是担心天下人笑话我。狂人觉得高兴的事，智者却会觉得悲哀；愚者高兴的事，贤者却会对此担忧。如果大家都支持我的话，那么改穿胡服的功效就不可估量。即使全天下的人都讥笑我，北方胡人和中山国的地方我也一定会拥有的。经过一番思量，赵武灵王毅然下令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

“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这段话是司马相如在出使西南夷时写给皇上的，它的意思是：

社会上一定有一些超越平常的人，才会有超常的事发生；有了超常的事情出现，才会创建出非凡的功绩。异乎寻常的话，常人当然感到惊异。所以说超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百姓们常常会感到惊惧；但是等事情成功了，天下也就太平安乐了。这也说明，变革必然会遭受责难，只有克服困难才能取得成功。

历览前载，改革从来就不会一帆风顺。革除旧弊就要具备与旧事物斗争的勇气，而开创未来也需要勇于探索的精神。温家宝总理引用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话，一方面说明对未来五年的政治、经济改革发展决心很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有信心和勇气应对好南方冻雪灾害带来的考验。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3月19日04版《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

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邀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会上，温总理在回答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说：“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让人民幸福快乐地过得更好，为了让孩子们上好学，为了使我们的民族在世界赢得应有的尊严，我愿献出我的全部心血和精力。”温家宝自2003年任总理以来，时刻将“民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充分实现了他“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诺言。在谈到过去五年的工作时，温总理强调，“五年已经过去了，‘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是人民书写的。一个领导者应该把眼睛盯住前方，把握现在，思考未来。”

“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出自《明实录》附录之《明太祖宝训·谕群臣》。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二月（公元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重新编纂《元史》，他告诫大臣们说：“元虽亡国，事当纪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意思是说，元朝虽然已经灭亡了，但是在编写《元史》

时必须要客观，要实事求是，不要刻意褒贬。况且历史的记录是用来劝诫后人的，要以史为鉴，因此更加不可以马虎！之后朱元璋再次训诫说：“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这段话的大意是说，自古以来，天下国家的事情由当世人在做，但是非功过却是由后世之人来评论。因此，一代的兴衰变化，必然有这一代的历史来记载……今天我召集你们，是为了编修元代的历史。

要求你们在编修时务必客观地记载当时的事情，不要故意隐讳，应该实事求是，以正公论，以供后人借鉴。朱元璋的这段话客观上为编修《元史》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编修的方针，即要客观务实，同时也是要达到以史为鉴、巩固明朝统治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