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神道设教(4)
孙仅完成使命，辞别的时候，契丹国送给他们的礼品更是丰厚，各类器服不说了，光是草原名马就有五百匹。从入境到出境，所有接待者都是皇室亲信，言辞、礼节相当“恭恪”，恭敬而又谨慎，为的就是向大宋致以“勤厚之意”，那种殷勤、敬重，史称“礼或过当”，孙仅一定要“抑而罢之”，不让这种礼仪礼节太过隆重，力求让它“丰约中度”，丰盛、简约都合乎中道。
孙仅代表大宋并不傲慢，当然也不自轻。后来他出使的一套程序都被记录下来，成为大宋和契丹交往的一种模式制度，当时朝野对此以两个汉字评价：得体。
传统中国对“士行”也即士大夫的德行相当重视，在圣贤理念中，“士行”的第一标准不是“任重道远”，用孔子的话说，而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行己有耻”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德行，它包括了恪守中道不使偏离中原价值观的选择与坚守，也包括了对邻邦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权利尊重，能够准确传导（不是传达）中原衣冠文明的礼仪精神。这些，孙仅都做到了。孔夫子如在世，当能首肯他的成就，赞一句：“可谓士矣。”
安有子归父而致疑耶
南北“和议”之后，还为士庶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悲欢离合故实。
大宋霸州官员得到契丹永清官员发来的牒文，说永清的部民李加兴，此前曾经用了两万钱赎买了一个契丹掳掠来的“战利品”——大宋的妇人阿杜，二人成为夫妻。“和议”之后，二人一同到霸州卖草席，被阿杜的前夫齐鸾发现，将阿杜抢走。永清官员要求霸州官员追捕阿杜，还给李加兴。霸州官员认为：阿杜本来就是齐鸾的妻子，现在很难追还。就行文用这个说法回应了永清官员。
显然，霸州官员是在“偏袒”齐鸾。此事对齐鸾而言，不为过；但对李加兴而言，则未免不公。霸州官员将处理意见整理为卷宗，报到朝廷，试图如是结案。但真宗批示说：
“这是与契丹修好之前他们做的掠夺之事，不能算在修好之后的账上。但如果他们不再多话，就算了；如果再有求索，应该由我们官方拿出当初那两万赎钱来，还给李加兴。”
真宗的意思就是：给钱可以；但人不能给。
保州有一个中级武官名叫赵诲，他的儿子赵超早年曾经“陷寇”，即投降了契丹。“和议”后，赵超从草原跑回了中原家中。但赵诲担心儿子有诈，过去你投降，现在又回来，是不是来做奸细啊？他吃不准，又担心朝廷给他个“通敌”的罪名，于是，命部下亲兵将自己儿子送到京师，请求朝廷讯问处理。
真宗对这个案子，只有一句话：
“安有子归父而致疑耶？”
哪里有儿子投奔父亲，而遭致猜疑的道理呢？
下诏，给这个赵超补了一个“殿侍”的小官，发放盘缠和干粮，让他重新回到保州去，父子团聚，至于是不是“奸细”，连问都不问。
制度建构和道义推演
按照顾炎武先生的定义：改朝换代，变换君王名号，不过算是“亡国”，那不过是“一姓”的覆亡；但公道、仁德价值观没有了，传统伦理不见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仇恨、咬噬，像丛林野兽一般，这就是“亡天下”。
于此可知，大宋开国以来，承续五代乱世文明沦丧之“亡天下”，那时节，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父不像个父，子不像个子，藩镇谋乱，一哄而起，朝廷易姓，大臣投敌，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尽皆流失。当此之际，大宋君臣，一点一点“提醒人心”，将传统伦理、圣贤大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三代以来推演的中原文明开始渐渐回归。
一般来说，乱世之后，文明重光，需要制度建构和道义推演两个方向。
制度建构，向文明渐进，此义人多熟知；但道义推演，足以加持文明更化，甚至是根本性更化，却鲜为人所重视。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君王公侯在道义推演方向上，负有更多责任。国家从鱼烂世界走来，百废待兴中，道义推演，是培养人心须臾不可忽略的慢工。
清代思想家李颙有言：“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肯綮”，指的是“根本要害”，“重要关键”。清政府出于“部落政权”（钱穆语）之私欲，在世界大格局变化了的条件下，不肯火中涅槃、自我更化，失去了把握这个“大肯綮”的机会，渐渐将中国演成一个鱼烂世界，局面几乎相当于五代乱世。李颙这个思想，后来被民国领袖和卿士所接受，包括“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谓“四维八德”，成为官方推演文明重光的重要主题词。
真宗时代一如太祖、太宗时代，对“文明重光”有不同于凡品帝王的思考。他们是恪守“天下为公”的政治家，不是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前者可以称之为“贤君”“圣君”“仁君”，后者则属于“昏君”“暴君”“庸君”。
这是两类不同的物种。从人性恶中寻求支援力量的即属于后者，百变中不忘提醒人心道德的即属于前者。世界史上，印度孔雀王朝的创始人旃陀罗笈多，曾在马其顿-希腊联军入侵时，在战胜敌人时订立了合约，没有将流血进行到底。罗马“五贤君”，史称“待民宽仁，治国依法”，他们所在的时代，被人誉为“人类最幸福的年代”。（“五贤君”是公元1世纪末期到2世纪治理罗马帝国的五位皇帝。有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毕尤、奥勒留。五人在位八十多年。彼时，政治清明。而他们之前百年，很像五代十国，是一个狠戾的乱世。“五贤君”对臣民有超乎以往的关爱，他们统治的时期成为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史称“罗马治世”。）阿拉伯阿尤布王朝的平和大度，富有骑士精神的国王萨拉丁，也曾在占据优势的条件下与十字军签订合约。旃陀罗笈多、“五贤君”、阿拉丁等，都是恪守“天下为公”理念的君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爱和平、重民生，有所不为而不是无所不为，更重要的，他们对价值理性，也即道义原则格外珍惜。他们以他们各自的品行为士庶做出了富有圣贤气象的选择，这也是一种“提醒人心”。因此，他们当得起“贤君”的称谓。显然，真宗力求“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就是在“提醒人心”；坚持在优势条件下，推动地缘和平，实现“澶渊之盟”，也是在“提醒人心”；宁肯减少宫廷收入，也要蠲免天下“宿逋”，还是在“提醒人心”。
赵诲、赵超案，真宗视父子人伦为重，令父子保州团聚，仍然是在“提醒人心”。
宋真宗刘恒，列入世界范围的“贤君”谱系，毫无逊色。
宋辽南北修好之后，不断有因为战争而离散的家庭重归团圆，到了大中祥符七年（1014），有河东安抚司向朝廷汇报，说“北界”也即契丹自从景德二年（1005）“和议”之后，被掠走的中原汉人“自归者”有1625人。
真宗为汉人的回归高兴。
不久，夏州的首领也派遣亲信牙将来奉表归款，认同了大宋宗主国地位。真宗也很高兴，赐给了夏州来使锦袍、银带等等，待遇优厚。
神童晏殊
大宋这一年开科取士，还收到了一个来自江西抚州的神童晏殊。
他就是后来写过“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名句，影响词坛千年的人物。这一年他只有十四岁，与他同科的另一名进士姜盖，来自河北大名府，只有十二岁，二人都以“俊秀”声闻天下。
但整场考试下来，晏殊成绩更为优秀，而且不仅是文采了得，他的诚实品质也得到满朝赞赏。
当时有规定，十五岁以下，能通经学、作诗赋的学子，诸州要推荐到朝廷，由天子亲试。当时殿试时，试诗、赋各一首，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但晏殊毫不怯场，史称“神气不慑”，下笔而成，用的词语允当而又丰富。
过了两天，再试诗、赋、论。晏殊拿到试题后，很真诚地说：“这个赋的题目，十天前我曾经做过，请给个别的题目。”真宗喜爱这个小家伙的“不隐”，觉得晏殊淳朴正直，就改了题目试他。题目完成后，真宗看过，多次赞赏不已。这样试下来，证明这个小孩子确有真才实学，国家得士，真宗更高兴了。
晏殊的“不隐”，是他的本性。真宗晚年时，立第六子赵祯也即后来的宋仁宗为王，亲自批示要晏殊充任王府记事参军。执政宰辅不明白，馆职文臣很多人，不乏名流，真宗何以看上了他呢？原来，当时的馆阁臣僚都很喜欢嬉游宴赏，出入于汴梁酒楼歌舞之地。此事，大宋不禁，但真宗更喜欢端谨之人充任东宫文职。晏殊接受任命的时候，真宗将这一层意思说给他听。不料晏殊回答道：“臣不是不愿意宴游，真是因为家道贫寒，办不起宴席。臣要是有钱，也会出去，无钱是不能去的。”真宗更嘉赏他的诚实，史称“眷注日深”。
大宋沿袭唐代制度，设“童子科”，从此出了不少“神童”。
太祖朝时，贾黄中六岁中童子举，太宗朝时，杨亿十一岁中举，真宗朝有晏殊、姜盖，仁宗朝有李淑、宋绶等人。其实寇准中进士也不过十九岁，而且早在七岁时就跟着父亲登华山，写下名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至今为人传诵。
且说晏殊、姜盖应“童子试”后，晏殊成绩更佳，赐进士出身，姜盖低一级，赐同学究出身。更赐晏殊秘书省正字，相当于国务院机关秘书。
同时要晏殊在秘阁继续读书深造，命当时的直史馆官员注意考察与晏殊往来的人物，后来知道，晏殊虽然小，但非士人不交，来往者都是儒士文人。
真宗非常欣赏，甚至为他而改变了一个制度规定。原来，朝廷南郊祭祀大典，为了表示对神的敬畏，特意下诏：所有参与的行事官员，必须身体健康，不得用“老疾幼弱”者。而新任秘书省正字晏殊先生只有十四岁，属于“幼弱”行列，不得参与南郊活动。晏殊于是上章，声称愿意“观大礼”。史称“上怜其意”，真宗喜爱他的这种心意，破例允许他参加，为此另下一道诏旨：京官中有年未及十五岁者，如果愿意赴南郊陪位观礼，可以自由参加活动。
寇准从一开始就心情不爽，很想“抑制”晏殊、提拔姜盖。他给出的理由是：晏殊是江外也即南方人。按传说中太祖时的意见，南人不得为官，但真宗太喜欢晏殊了，就回击寇准说：“朝廷为天下取士，只求有才干之人。四海一家，岂能以南北远近而限制？大唐名相张九龄，更在岭南僻陋之地，难道能弃置不用吗？”一番话说得寇准没法答对。
寇准生于太祖建隆二年（961），晏殊生于太宗淳化二年（991），寇准大晏殊三十岁。看着这个十四岁的天才少年，他也许在陡然之间有了某种难于言表的心事。真宗心存天下，认为寇准此议不公。此事很有可能在真宗心里伏下阴影，似乎为以后王钦若的谗言预先做了意味深长的铺垫。
以百姓为念
“澶渊之盟”后，真宗感到中原到处都是令人愉快的好事，期待中的“天下太平”似乎渐渐出现曙光。他本来就不喜欢战争，对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打仗，只有一个信念——“庇民”。当初“长城口之战”大捷之后，他没有“乘胜追击”“犁庭扫穴”，得到宰辅吕蒙正的称许，吕相表扬真宗说：“日前河北兵团会战，我们没有深入讨贼，保全的利益反而更大。”真宗回答他说：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朕熟计之，北鄙屯盛兵，止为庇民耳。
《尚书》有言：庶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坚固国家就安宁。朕已经想明白了，我们之所以在北边边境屯驻大兵，就一个目的：庇民而已。除了“庇民”，不做其他想法。
现在，太平景象出现，老臣吕蒙正身体却越来越差，七次上表要求退休后，真宗才允许。吕相察觉到真宗有欣喜之心，担心他生出奢靡心思，就在赴西京洛阳养老之前，乘坐轿子到殿门外，下轿子后，让两个儿子搀着他升殿来见真宗，提醒说：
“北戎请和，从古以为上策。今先启诚意，继好息民，天下无事，惟愿以百姓为念。”
北边的异族请求和议，这类事，从古以来就是上策。现在我们能够开启诚意，和好之后，南北罢兵，与民休息，这样，天下会越来越太平无事，臣只愿陛下以百姓为念。
真宗很欣赏吕相这一番语重心长的告诫，嘉赏了他。
但是“以百姓为念”的价值取向，在“王钦若-丁谓时代”却渐渐有了变异；而当下，真宗的一番好心情，也因为寇准对晏殊的“抑制”而生出不快。很快，王钦若的谮毁接踵而至。
狂者寇准
寇准很自负，“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确系他性格真实写照。他做宰辅，不循常规办事，包括用人，他也往往打破制度规定，大多按照自家考量予以升迁或贬黜。按照磨勘制度，某人到了年限，应该晋级，同列中就有人拿了考功档案给寇准，要求按例办理。寇准不同意，同列认为章程如此。
寇准回答：“宰相是干吗的？就是要黜退不肖之辈，进荐贤良人才。如果都按照章程做事，那还要宰相何用，一个普通的小吏就可以干了。”
他这话也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