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神道设教(2)

根据任懿的口供，可以得出事情的原委大略如下：

咸平三年（1000）时，任懿补太学生，寓居在僧人仁雅的房舍。仁雅就问任懿：赶考一事，肚子里有货吗？任懿说没有。仁雅就说：“我们僧院有个老和尚名叫惠秦，此人认识不少当朝权贵。你如愿意，我可以拜托他代为‘道达’。”意思就是和尚可以帮他通朝官开方便法门。任懿很高兴，就在纸上署言，答应届时付“七铤”银子。一铤合五十两，七铤就是三百五十两白银。仁雅私自隐没两铤，将数字改为“五铤”，等于从中截留一百两。长话短说，这位惠秦认识王钦若，但惠秦来到王钦若家时，王钦若已经进入贡院考场。于是惠秦就通过王府的馆客宁文德、仆夫徐兴，将这署有二百五十两白银的纸条转给了王钦若夫人李氏。

李氏很高兴，期待能“成交”，就秘密召来家仆祁睿，将任懿的名字写在他的胳膊上，并口传任懿答应的贿银之数——二百五十，然后祁睿就进入考场告诉了王钦若。

等到任懿过了五场，祁睿借着给主人送汤饮的名义，再一次进入考场。

王钦若让他转告夫人李氏，让她接受任懿“所许物”。

但是任懿没有马上付款，他及第后，预奏登科，被授予临津县尉之职。也巧，他还没有赴任，就遭遇家中丧事，于是奔回河阴。时间一耽搁，惠秦之流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贿银，就来向仁雅催讨。仁雅没有办法，就向河阴发信，催任懿付款，别坏了江湖规矩。那信写得很严厉，都动了粗口，史称“形于诅詈”。这封信，就在一年多以后，落在了算卦先生常德方手中。

御史台推问清楚，由御史中丞赵昌言向真宗汇报，请将王钦若逮捕归案。

王钦若为自己辩护的逻辑是：

他当初做亳州判官，祁睿算是干事，等到任职期满，就跟着王钦若转官赴任，但他还是亳州的“役籍”。贡举事情结束后，王钦若委托他人到亳州为祁睿解去“役籍”的名录。等到祁睿“休役”之后，这才将他领入家中做仆从，以前都是在办公厅里公干。至于惠秦，根本就没有见过，也没有到过王府。

王钦若这两条证据，如果属实，也确实可以洗清自己。真宗当时对王钦若很信任，他认为王钦若不大可能为了二百五十两银子干二百五的事，就对御史中丞赵昌言说：“朕待钦若至厚，钦若欲银，当就朕求之，何苦受举人赂耶？且钦若才登政府，岂可遽令下狱乎？”

真宗不同意逮捕王钦若。

但赵昌言坚持自己意见。

真宗折中，另外组成一个专案组，成员计有：

翰林侍读学士邢昺，这是当朝第一大儒；

内侍副都知阎承翰，这是贴身近臣；

知曹州工部郎中边肃，这是很有主意的官员，特意从曹州临时召来；

知许州虞部员外郎毋宾古，这个就是当初准备蠲免“天下宿逋”，结果被王钦若抢功的那位财政官员。

专案组又改了审案的地方，不在御史台了，到太常寺去审讯。太常寺，乃是国家负责礼仪的最高官署。这个专案组配置合理。

这一次从任懿那里得到了另外的口供，故实于是呈现为另外的风景：说任懿有一位大舅哥名叫张驾，举进士，他认识当朝的比部郎中洪湛。任懿与张驾就同来“看望”洪湛，并送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斤。

至于前一口供中交代的“输银”也即输送贿银事，只不过是听凭仁雅、惠秦两个和尚去交结一位“主司”，至于这位“主司”是谁，任懿是不知道的。

邢昺等人断案为：洪湛收取了这份数额达二百五十两的银子。

案成，上报给真宗。

当时洪湛正在出使陕西的路上，半途被召回。涉案一行人议法当死，真宗特意贷免了他们。洪湛削去官职，流放海南。任懿杖脊，到地方去当兵。惠秦因为年纪已经很大了，罚铜八斤，杖一百，刺面到地方去做矿工。

仁雅杖脊，配隶牢城，打了一顿板子，到地方去做杂役。

至于常德方得到的被看作重要证据的那一封仁雅写给任懿的信件，内中提及的银子用度，没有继续追究，史称“不穷用银之端”。显然，这是一个疑点。

洪湛本来也是一条汉子，当初王旦与王钦若共同掌管贡举，但王旦忽然另有安排，就由洪湛代领贡举之事。洪湛进入贡院时，任懿已经试过第三场。案发后官方搜查洪湛家中，并没有发现赃物。洪湛一向与知开封府梁颢友善，曾经借用梁颢家的白银器，结果就将这些银器没收充公。

洪湛“美风仪，俊辩有材干”，是一个心高气傲又有志向的年轻人。

真宗也有意要提拔他，对他很是照顾，有时在苑中宴饮，也常常要他参与。

他还能写诗，真宗宴饮时，要各位赋“赏花诗”，他能很快草就，而且写得不错，很得真宗赏识。虽然他后来遇赦，但经此大案，身心俱疲，洪湛始终没有恢复元气，早早就病逝了，享年只有四十一岁。

野史记录一事，说比部郎中洪湛，因为王钦若案，被牵连遭贬海南，死在南方。但有认识他的人说，在大庾岭看到了洪湛，还以为他是遇赦往回走，就跟他握手，表示庆慰。洪湛说：“我是去抓捕王钦若啊！”说罢，人忽不见。不久，王钦若病重，口中大呼要“洪卿”宽恕。

这类“神话传说”的背后，是人们对洪湛的同情，也是对王钦若的憎恶。王钦若可能做了手脚，以判处洪湛流放为结局的“科场舞弊案”，可能是冤狱。

说王钦若做了手脚，我无证据，所以我不说“一定”而说“可能”。

支持我做这类“不怀好意”重行推演的，是王钦若史上太多“不良记录”，个个都指向了这种“可能”。

大盗不操矛弧

真宗践祚后，很想册立自己心爱的女人刘娥为后，大臣们一直不同意，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后来郭皇后病逝，刘娥此时还是嫔妃，真宗再一次想册立刘娥，但参知政事赵安仁不同意，他认为刘娥出身寒微，不可“母仪天下”。那么立谁呢？他提出一个人选，沈德妃，说这个妃子乃是已故宰相沈义伦的孙女，出身高贵。真宗不高兴，但赵安仁在“澶渊之盟”中接待契丹使者，有功，而且为人也正派，真宗忍了，做了一个小小的反抗：谁也不立，就让皇后的位置空着。

王钦若嫉妒赵安仁——凡在“澶渊之盟”中立功的文武，他都嫉妒——于是，就像找机会要谮毁寇准一样，他也在找机会诋毁赵安仁。他的法子太过于险恶，几乎神鬼难测。他等着，一直等到有一天真宗忽然问他：当今大臣中，谁最厚道，有长者之风？王钦若一看机会来临，就说：“没有人能比得上赵安仁。赵安仁过去被故相沈义伦所欣赏，至今不忘这份知遇之恩，常常想着怎么报答他的在天之灵。”

这一番话，让真宗联想起赵安仁为何要反对立刘娥，而主张立沈妃为皇后的缘故来，于是沉默半天没有说话。

第二天赵安仁就有了感觉，干脆辞职。

王钦若这等“机心”，应了一句古语：“大盗不操矛弧。”顶级江湖高人是不会操练兵器打打杀杀的。他们自有幻化之道。

南宋文人李昌龄著有《乐善录》，记载一些因果故实，其中说到王钦若，就直接给了他一个评价：“阴险而权谲，巧于害人。”书中说翰林学士李宗谔很有才名，宰辅王旦想引荐他做自己的副手，参知政事。出于同僚关系，王旦事先与王钦若通信，告诉他自己的决定。王钦若当面应允，赞同，却在背后向真宗挑唆说：“李宗谔欠了王旦三千贯钱，王旦推荐他，是想索要那钱。”

原来，那时朝廷有一个庆喜的不成文规定，参知政事就职，谢恩，皇上要赏给三千贯。而李宗谔确实欠了王旦这个数，一直没有来得及偿还。

但这样的推理一出来，就等于在做“倒王运动”。果然，第二天王旦推举李宗谔，真宗很不高兴，认为王旦作为宰辅不公。史称“上作色而不从”，皇上变了脸色，没有接受宰辅王旦的建议。

李昌龄书中认为，王钦若执政很久，接受四方的馈赠，各种金帛钱财、图书奇玩，多到不可胜数，但忽然在一场火灾中化为乌有，他又没有儿子，一生积攒的财富，都归他人所有。李昌龄认为这就是报应。

“报应”说，或是俗套意见，但于此也可以概见世人对王钦若“巧于害人”的憎恶。

寇准的庙算

王钦若“巧于害人”，最著名的案例是害寇准。

他与寇准的“暗战”，源于“澶渊之役”前。那时节，为了真宗皇室的安全，他主张逃跑，而寇准“官大一级”，在真宗前给予了他犀利的讥讽。

他意识到寇准不是能够给予他未来利益的人物，甚至，有可能会成为他升进之途的巨大障碍。大宋帝国，从王钦若开始，有了影响时局的宫廷内耗。

赵普、吕端、寇准类型的“以天下为己任”，开始遭遇“奸相”谮毁；李昉、李沆、李至类型的“无为而治”，开始遭遇“佞臣”权谋。于是，大宋有了“内部斗争”。

王钦若在遭遇寇准不客气的讥讽后，“隐忍”着寻找机会。

这个机会被他寻到了。

王钦若暗暗地给寇准设计了一顶“以皇上为骰子，孤注一掷”的帽子，只等合适时机给他戴上。

他不能理解寇准的智慧和担当，在搜罗寇准的“黑材料”时，想象出大宋与契丹胶着的河北战场就是一大“赌局”，不是大宋与契丹在赌，而是寇准与命运在赌。王钦若就按照这思路，罗织寇准的黑色记录，一桩桩、一件件，都指向了“孤注一掷”这顶吓人的大帽子。

当初，契丹“举倾国而来”，有一天边境告急文书报到朝廷五次，寇准那时正与枢密院共同阅读边奏，他却以宰辅名义将文书按住不发，既不上报，也不下行，竟然该吃酒吃酒，该欢笑欢笑。第二天，枢密院、政事堂同列在朝会上讲述，真宗这才知道：契丹来了！于是问寇准怎么回事，寇准很轻松地回答：

“陛下欲了此事，不过用五天时间即可。”

于是，请求皇上“驾幸”澶渊。从开封到澶渊，连准备时间在内，大约就是五天时间。

同列听到寇准如此处置，感到害怕，都想退下；寇准喝令不许退，都在这准备着：候驾！

寇准的意思是：皇上，您现在就得走！

果然，皇上没有准备，有点为难，欲先回后宫再作打算。寇准说：“陛下不能入宫了！陛下一入宫，臣今天就无法见到你，时间急迫，那样，大事去矣！请陛下不要还宫，直接起驾！”

真宗这才开始与诸臣讨论当天亲征事宜，召群臣商议方略。

当然，亲征一事早就定了，出驾的细节也都拟订了方案，但何日起行，一直没有具体定下。这一天边书连续五次急报，寇准就正好抓住时机，趁热打铁，迫令皇上当即起行。

在王钦若看来，能保证打赢吗，就让皇上“亲征”？这不明摆着就是拿皇上做“骰子”，试图博取一世的功勋令名吗？这一笔“账”，王钦若暗暗记下。

真宗正在因为毕士安而信任寇准，急切间，王钦若扳不倒寇准。但他有耐心等待。寇准则一些儿不知。

到了澶渊，皇上尽以军事委托寇准管理，寇准发挥了平生才干，“承制专决”，随时以皇上敕令的名义独自调度三军、裁定事宜。史称“号令明肃”，他所发出的军事号令既明确又庄肃，士卒看到宋师严整，必胜信念大增，心生喜悦。萧挞凛前锋几千骑来到城下时，寇准曾以皇帝诏令名义令李继隆出击，当即斩获大半，契丹退去。

日常，寇准留在城楼之上，相当于做起了“前敌总指挥”。真宗则回到城下行宫，多少有些忐忑，就让人悄悄来观察相公寇准，看看他在城楼上干什么。于是，真宗不断得到“情报”——

“相公大白天睡觉，鼻息如雷……”

“相公正在让厨子宰杀鲙鱼……”

“相公正在吃酒……”

“相公正在跟政府大秘杨亿吃酒、赌博、笑语喧哗，直到天亮……”

“相公正在优哉游哉唱曲子……”

“相公正在玩赌戏，掷骰子……”

……

得到这些情报，左右不解，但真宗很踏实。史称，帝喜曰：“准如此，吾复何忧？”寇准能这么放心，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事后契丹退去，人们才意识到寇准如此轻松，原来早有庙算，史称“时人比之谢安”。当时人将寇准比作东晋名相谢安，王钦若却将寇准比作“赌徒”。有意味的是，后来的王夫之先生在他的《宋论》中，也认为寇准此举缺少“戒惧”之心。皇上御驾亲征，本来就是件充满危险的大事。过去，后唐末帝李从珂亲征契丹，大败而归，自焚而死；后晋末帝石重贵亲征契丹，诸将争叛，成为战俘。这样看，寇准最后能够保护天子南归，做到“一兵不损，寸土不失”，实在是“天幸”。所以寇准每天跟杨亿在帐中饮博歌呼，“孤注者之快于一掷”，拿真宗做唯一的骰子，在豪赌中快意一逞，这就为王钦若进谗言提供了机会和把柄。

王夫之理解寇准的“庙算”，但认为寇准不应失去“戒惧”，白白地给人以口实。王夫之为寇准而可惜。

但是时人比寇准于谢安，大有道理。

那时节，前秦大帝苻坚率领近百万大军进攻东晋，建康城里一时处于恐怖之中，谢安时任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长官，事实上这五州尽在长江下游，也几乎就是东晋当时仅有的北部防线。当此人心摇动之际，谢安派自己的侄子谢玄率他麾下的八万“北府兵”前往抵敌。八万对百万，兵力悬殊，谢玄不免紧张，于是来见谢安讨教作战韬略。谢安神情泰然，一如往常，只对他说：“你打你的仗，此事朝廷另外有安排。”然后就不再多言。谢玄还是吃不准，就派自己的好友再去问谢安。谢安招呼亲朋好友驾车到山中别墅聚会，坐下后，甚至开始笃悠悠地下围棋，跟人赌别墅，谁输了就输一幢别墅。最后不分胜负，谢安就让自己的外甥替自己继续赌，而后带着一行众人，登山游玩。直到晚间，他才将谢玄等将领召来，当面分析战局，鼓励他们大胆前往。此后，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东晋大胜，前秦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