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安德特人：冰川期斗士

在1856年8月份的一天，一个德国工人在德国西北部的尼安德特河谷附近的石灰石采矿场中发现了最初认为是洞熊骨头的遗骨。他把这些遗骨放到一边，让当地一位名叫约翰·弗浩特的学校老师进行研究，同时他也是一位热心的自然历史学家究。

弗浩特立刻认识到这些遗骨远比起初认为的熊骨有意义的多。头骨的尺寸和人的差不多大小，但是它的形状却有所不同，前额比现代人的要低，眉骨高于眼睛，鼻子突出，前牙很大，后背有一些驼。从发现的遗骨来判断，看起来更像是人类骨骼——尽管有些矮小、粗壮，但是远比正常人更加强壮。弗浩特认识到，让这些骨头更有意义的是，它们是在一处古遗址的地理沉积物中发现的。

这位学校老师联系了附近的伯恩大学解剖学教授赫尔曼·夏夫豪森。他也认识到这些骨头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如他以后所描述的“跟目前已知的种类不同的一种自然存在”那样。实际上，夏夫豪森认为这个工人的发现，是一个全新的——或者是一种非常非常古老的——人类，可以被称为尼安德特人。也许，夏夫豪森教授甚至可能还怀疑尼安德特人是现代人类的祖先。

如果这位教授和学校老师期望科学界庆祝他们的这项发现，那么他们会非常失望。此时离查尔斯·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里阐述的进化论还早了3年。对大多数科学家而言，如果他们抱着人类是从其他物种进化而来的观点的话，那么就会显得非常可笑，更别说仅从这些骨头所作出的结论了。鲁道夫·魏尔啸是当时最有名的病理学家，他检查了这些骨头，然后断定它们是现代人的骨头，并且受到了某种不寻常疾病的影响。其他专家也都跟风作证。

但是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达尔文主义在科学界大部分领域都占了上风。有些科学家，比如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则对这些骨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现代人类是从尼安德特人进化来的。后来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尼安德特人遗迹，更加佐证了这种说法。这些化石可以追溯到1.1万至2.3万年以前，从而证明“患病”或者“现代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大部分科学家在另外一位法国人马塞林·普勒的带领下，仍然顽固地拒绝承认尼安德特人是人类的祖先。普勒承认，这些骨骼可能是很久以前的，但是却跟人类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普勒认为，这种膝盖弯曲、短脖子、脊背弯曲的尼安德特人更像是猿类，而非人类。他说，如果现代人类跟他们有任何血缘关系并且是人类祖先的话，不管他们曾经是谁，都会把这个“劣等种类”消灭掉了。

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这种科学上的分歧不断扩大。一边是莫尔蒂耶的追随者，他们认为尼安德特人是我们有些原始但直接的祖先；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跟普勒等持有共同观点的人，把尼安德特人认为最多可以称之为我们的“远亲”——注定被现代人类替代的进化史上的死结。仅仅在数年之前，科学家才开始尝试着在这些分歧之间修筑一座桥梁。

普勒主义的追随者对尼安德特人不屑一顾的原因之一，就是在20世纪的时候，他们可以更好地证明自己的观点、找到更为人所知、更有说服力的人类祖先的候选者。这就是在1912年发现的声名狼藉的皮尔当人。一位叫查尔斯·道森的业余的化石猎寻者发现了皮尔当人的骨骼，地点是英格兰苏塞克斯郡一个普通之地；它们立刻就引起了骚动。跟尼安德特人头骨不一样的是，皮尔当人的骨头跟现代人的头骨非常类似。只有类似猿类的下颚看起来有些原始，它们甚至还有与人类相似平滑的牙齿。这就是普勒喜闻乐见的人类祖先。

问题是皮尔当人原本就是一场骗局。某个人，也许就是道森本人，拿现代人类的头骨与猩猩的下颚伪造成了皮尔当人，然后故意把头骨弄脏，显得很旧。伪造者把牙齿撬掉，从而把调查者引向歧途。直到1953年，科学家们才有了在显微镜下观察牙齿这个主意，从而发现撬的痕迹是清晰可见的。

现在科学界的趋势开始认为尼安德特人是人类的祖先。跟以往关注点放在它们与现代人差异上不同的是，科学家们开始关注它们与人类的共同之处。1954年，两位美国解剖学家威廉·施特劳斯和卡福重新审视了被普勒描述为尼安德特人是“野蛮和非人类”的化石。这块化石是在1908年法国南部的一个岩洞中发现的，被称为拉夏披化石。

施特劳斯和卡福首先观察到的是，拉夏披人患有关节炎。普勒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却忽略了其中所隐藏的涵义。对于施特劳斯和卡福来说，关节炎就意味着尼安德特人采用的是弯曲的姿势，并且尼安德特人其他的特征看起来跟现代人区别不大。这两位解剖学家断定如果尼安德特人“可以再生并且站在纽约地铁站——前提是洗过澡、刮过胡子还穿着现代人服装的话”，人们很难分辨出他是否跟周围其他人有所不同。

在后皮尔当人时期，就跟此前对尼安德特人长相的不断评估一样，人们见证了对他们行为的新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C.罗瑞·布里斯开创了研究尼安德特人工具、技术和生活习惯等的先河。比如说，从他们遗留下来的用火的痕迹来看，布里斯推断尼安德特人是在浅坑中烧烤食物的，而这与现代人没什么大的区别。其他人则质疑尼安德特人埋葬的方式似乎是有意而为的——这是典型的人类的埋葬方式。各个地方的尼安德特人都仔细摆放着动物的骨头，同样看起来像是某种宗教祭祀活动；克拉皮纳地区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骨骼都是断裂的，意味着某种嗜食同类现象的存在。虽然这听起来有些毛骨悚然，但却是一种宗教行为，毫无疑问的是人类行为。

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于1971年达到了顶峰，标志便是拉尔夫·索列基在伊拉克一个名叫商尼达的洞穴中发现了尼安德特人遗骨。墓地土壤取样研究发现，里面含有大量的野花花粉，根本不可能来自于风吹或者是动物脚上沾的。索列基断定商尼达洞穴的尼安德特人在下葬的时候使用了鲜花，并且把自己的著作称为《第一个使用鲜花的人》。作为证明他们具有人类特性的证据，索列基还指出这位老年人的遗骨右胳膊残疾、并且眼睛还是瞎的。这些身体状况很可能导致了他过早去世——除非他的家人或者族人能够照料他。

据索列基的书中所言，尼安德特人的进化已经很完全了。跟普勒所想象的如同猿类般野蛮不同的是，他们更像是现代的嬉皮士，并且在很多方面比现代人更加和善。这本书同样也是“地区连续学说”的巅峰之作，该理论认为现代人是从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尼安德特人进化而来的，其他地区的人则是从类似的古人进化而来的。但是尼安德特人的形象 （并且连同“地区连续学说”）则受到了另外一种质疑和颠覆。这次质疑不是来自于考古学或者人类学的发现，而是来自于分子生物学。

生物学家对化石学知之甚少，也不懂考古学或者人类学。但是他们对基因物质，如DNA或者线粒体基因却了如指掌。一支由伯克利大学生物学家——包括丽贝卡·坎、马克·斯通金和阿兰·威尔逊等成员的专家队伍，计算出了人类线粒体基因变异的概率，并且在1987年得出来人类起源的大概时间：20万年以前。

这种对人类祖先的猜想，被称为是线粒体夏娃。

这里有个人类新的祖先，不像皮尔当人那样是一场骗局。如果生物学家们是正确的，并且夏娃生活在20万年以前，那么现代人类的祖先应该生活在10万年之前，这比科学家们此前的估计要早很多年。这就意味着第一个现代人恰好出现在尼安德特人消失之后不久——根据伊比利亚半岛出土的化石来看，其中一部分在2.8万年前仍然存在。

支持尼安德特人是人类祖先这种观点的人陷入了混乱之中：毕竟，如果部分尼安德特人比现代人生活的时代更晚，那么就很难说前者是否进化成为了后者。并且如果现代人出现得比尼安德特人还要早——就像现在看到的这种可能性一样，那么尼安德特进化论就更是荒谬不可能的。

更多新的测量古代遗物时间的方法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即现代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比尼安德特人更早的时期。科学家们认为尼安德特人在6万年前分布在中东各个地方，比之前他们预测的范围大得多。但是现在的证据显示，现代人类历史是让人十分震惊的：在9万年前就出现了，远比人们先前的认识更早。

同时，考古学家也在非洲的次撒哈拉地区重新发掘那些遗迹，它们证实现代人类至少在10万年前就出现了，并且有可能追溯到20万年前。考古学家们这种不正常的发现，认为夏娃的家乡——她的伊甸园——是在非洲。坎、斯通金和威尔逊发现现代非洲人的线粒体基因要比其他种族的更加多样化。他们把这种现象解释为非洲人拥有更长的进化时间，因此人类起源于非洲大陆。

因此，根据广为人知的“走出非洲”理论，人类首先起源于非洲，然后迁徙到中东，最后到了欧洲。在后两个大陆中，现代人类遇到了更加原始的尼安德特人——就如同其他种类生物遇到人类一样——尼安德特人走向灭亡。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走出非洲”理论替代“地区连续学说”成为主流理论。

对“地区连续学说”最近的一次打击发生在1997年，也是由分子生物学家引起的。慕尼黑大学的马提亚·科林斯和他的同事设法从一个真正的尼安德特人骨头中提取出了线粒体基因——实际上，是富尔罗特发现的。于是他们把尼安德特人的线粒体基因同现代人的基因做了比对，发现在所检查的379对DNA中有27处不一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非洲人的线粒体基因表明，他们的基因比任何现代人类的都要更加多样性，只有8对不同。科林斯总结认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在基因上存在的差距，证明他们不可能是人类的祖先。

“地区连续学说”的支持者并没有置之不理。他们质疑基因检测的可靠性和年代的准确性，并且在1999年用他们发现的一个戏剧性证据进行反驳。在里斯本以北90英里的地方，葡萄牙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具24500年前的男孩骨骼，它看起来部分像是人类的，部分像是尼安德特人的。从时间上看，这个男孩出现在纯正的尼安德特人灭亡之后，暗示着他可能是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杂交。

如果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确实存在过杂交现象——“地区连续学说”的支持者迅速指出，那么他们很难没有双方的特征，而这恰好是“走出非洲学说”倡导者所争论的。

葡萄牙人的发现，进一步分化了两种学说的分歧，使它们看起来更加不可调和。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发生了下面的事实：每一方长久的辩论使得各自都会欢迎新发现或者故意忽略新证据。但是他们的辩才在后来新证据发现后似乎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也许是因为双方辩论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尼安德特人或者其他古人类是否进化为现代人而争论不休，反而是越来越关注尼安德特人是怎样与现代人杂交的。

他们打败对方了吗？他们从对方身上学到些什么吗？他们互相交谈，互相“通婚”，或者仅仅是忽视对方的存在？

也许考古学家或者微生物学家——或者其他完全不同学科的参与者——在某一天会回答这些问题。对现在而言，答案是很不确定的，甚至是带有欺骗性的。比如说，德国人类学家甘特·布劳曾经提出了一个“走出非洲学说”的修正版。据他的推测，现代人类确实起源于非洲，然后从非洲走向了世界。但是尽管他们跟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尼安德特人有很多不同，但是他们的差异并没有到了无法“通婚”的境地。因此布劳认为，尽管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和现代人类的相似点很少，但是部分尼安德特人可能仍然是现代人类的祖先。

另一方面，“地区连续学说”的追随者，比如田纳西大学人类学家弗雷德·史密斯认同人类身体基因在非洲时发生了变化，但是他却认为欧洲和中东的尼安德特人不会被新来者控制，并且接受他们、与他们结合并吸取他们长处。

不管布劳的妥协还是史密斯的让步，都不会完全被认可，也不能说已经就尼安德特人在人类前史上的地位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目前大部分科学家认为，不管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有什么样子的渊源，它们之间总有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汇点。因此，在历史上某个地方，很可能先是在中东，然后在欧洲大陆，这两个种群——两个比现在任何存在的种族都有很大差异的种群，可能每一个都拥有人类的特征——第一次面对面站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