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王最早出现于殷周时期，是对天子的称呼，如商纣王、周穆王。《六书·故疑》言：“王，有天下曰王。帝与王一也。”关于“王”的字形含义，《说文解字》解释：“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本来称呼为公（如秦穆公、齐桓公）的诸侯们纷纷称王。秦统一全国后，天子称作皇帝，也不再封王。汉代，汉高祖刘邦封赐异姓功臣为王，王自此成为封建社会的最高封爵。后异姓王发动叛乱，刘邦将之尽行剿灭后，封赐宗室子弟为王，并规定后世非同姓不得封王。此规矩为后来历代统治者所遵循，异姓臣子功劳再大最多封侯（但也有统治者对拥兵自雄的武人无力剿灭而被迫对其封王的情况，如清代的三藩王）。西汉时，发生了同姓王叛乱的“七国之乱”，西晋也发生了同姓王叛乱的“八王之乱”。此后的历代统治者均认识到同姓王也不可靠，因此对同姓封王时只是赐其爵号，不再封地。自此，王成为封赐宗室的最高爵位，直至清亡。

嫡长子制

嫡长子制是西周时期创立的一种权力和财产继承制度。自从夏朝建立王朝以来，便开始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存在。一旦一代君王死去，显然谁都想继承王位。而按照父系氏族长期以来的父系亲缘关系来判定谁最有资格继承王位，很难有定论。比如，儿子和父亲显然是血缘关系近的，但弟弟也不远。比如，夏朝的王位多由儿子接任，偶尔也有传给兄弟的。商朝的王位大多传给弟弟，最后由最年幼的弟弟再传给长兄的长子，实行这样一种有趣的王位继承制。但这些不固定的王位传承方式，很容易发生争夺王位的情况，比如商朝便多次出现君主的弟弟、儿子争夺王位的情况。并且，弟弟与弟弟之间，儿子与儿子之间，也同样存在争抢。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所谓嫡长子，即嫡子中的长子。“嫡子”，即妻所生之子，与之对应的是妾所生的“庶子”。“嫡子”中的“长子”才有继承君位的资格，其他的“嫡子”和“庶子”则都没有资格。即所谓“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当然，嫡长子之外的儿子们并非一无所获，而是能够获得相应的封地。

另外，这种嫡长子继承制不仅适用于天子位的传递，而且适用于诸侯位、卿大夫等。诸侯位由嫡长子继承，其余的嫡子和庶子封为卿大夫；而卿大夫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其他的儿子分封为士。以此类推。这种嫡长子继承制既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又防止了贵族内部在权力继承问题上的纷争，维护了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秦汉之后，嫡长子制在后来的许多朝代依旧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许多时候，连皇帝本人想要立嫡长子之外的皇子为太子都不太容易。

卿大夫

卿大夫最初是西周时期分封制度下的一个分封级别。在西周的分封制中，天子分封土地给诸侯治理，诸侯再将自己的土地分成小块交给卿大夫治理，卿大夫下面还有士，卿大夫在自己的领地内具有世袭统治权，同时效忠于诸侯。东周时期，在诸侯王脱离周天子控制崛起的同时，卿大夫阶层也开始崛起，许多诸侯国也出现卿大夫控制诸侯国政治的现象。比如孔子时期的鲁国朝政便是在季氏三家卿大夫的把持之下，甚至一些卿大夫干脆弑君自立。秦统一六国之后，由于分封制已经被郡县制所取代，卿大夫这个封建领主也便不再存在。“卿大夫”这个词分裂为“卿”和“大夫”，均是官职名称。“卿”是仅次于“公”的官职级别，秦汉朝廷“三公”之下设“九卿”，如大理寺卿、太常寺少卿等。清朝常以三品至五品卿作为官爵虚衔。另外“卿”还被皇帝用作对于大臣的爱称，乃至皇帝直接称大臣为“爱卿”。而“大夫”也是古代高级官员的称呼，秦汉之际的中央要职中便有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官职。除此之外，“卿”与“大夫”最初时也有一些区别，卿一般是在中央任职的官员，大夫则指地方大员，但后来这些区分也逐渐不那么明显了。

皇帝

皇帝是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早期是上天、光明之意，“因给予万物生机谓之皇”；帝，则是生物之主，有生育繁衍之源的意思。在上古时期，“皇”与“帝”都是用来称呼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如“三皇五帝”。商周时期，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为王，比如商纣王、周文王。皇帝一词的出现始于秦始皇。秦虽二世而亡，但“皇帝”这一称号流传了下来，为后世历代沿用。有人专门统计过，自秦2000多年下来，中国正统王朝的皇帝总共有349位。

储君皇太子

储君，即是未来的皇帝，除个别为皇帝的弟弟、叔叔或者直接是皇帝的孙子，称作皇太弟、皇太叔、皇太孙等外，一般情况下为皇帝的儿子，称作皇太子，简称太子。在我国汉代，王侯的继承人也曾称“太子”，汉代后，各种同姓或异姓王侯乃至藩属国的继承者都统称为“世子”。储君在帝王制度下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旦立了储君，便避免了皇帝突然去世国家陷入内乱的危险，也避免皇子们为争当储君而钩心斗角的情况。储君确定之后，大臣和皇子们对未来的政治走向心中有数，人心便安定，政治也便安定了。因此，储君往往被称作“国本”。关于储君的立法，自从我国周代确立“嫡长子继承制”以来，后世帝王一般都以此为基本原则，立嫡长子，即皇后所生的长子为太子。一旦皇后无子，则立庶子中的长子。不过，也有一些皇帝以“立贤”为原则。

早期时候，太子权力相当大，是仅次于皇帝的二号人物，加上大臣们对未来的皇帝自然也不敢怠慢，太子往往会对皇帝本人构成威胁。因此古代多次出现皇帝废太子甚至杀太子的事情；而反过来，势力强大的太子强行登基乃至弑君夺位的情况也发生过。前者如汉景帝废栗太子、汉武帝诛杀卫太子等，后者如隋炀帝弑父夺位、唐肃宗李亨强行登基。另外再加上众多皇子都觊觎储君之位、明争暗斗等原因，历史上太子顺利册封，顺利登基的情况并不多见。不过宋代以后，皇权不断加强，太子权力不断变小。清雍正登基后，鉴于康熙立储的失败，干脆不再公开立储，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即皇帝生前不公开宣布储君人选，而是悄悄定下储君，在皇帝死后才公之于众。雍正用这种方式传位给了乾隆。之后乾隆、嘉庆、道光均以此法传位。到咸丰时，因只有载淳（同治皇帝）一子，无须秘密建储，此法未用。后来同治、光绪均无子嗣，并且这两个皇帝均是慈禧操纵下的傀儡皇帝，根本没有权力立储，也就没有立储，秘密建储制度遂废。

三公九卿

三公九卿乃是秦朝时确立的中央官制，三公是古时辅助国君的三个最高官员，九卿是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员。周代曾经出现过“三公六卿”，分别以辅佐皇帝的太师、太保、太傅为三公，以冢宰（总管军政）、司马（负责军务）、司寇（分管刑罚）、司空（负责工程）、司徒（负责民政）、宗伯（负责礼仪）为六卿。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听从李斯建议，建立了以皇帝为尊，以三公九卿为中央官制的中央集权制。三公分别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丞相主管全国行政；太尉负责总揽全国军政；御史大夫则负责皇帝与群臣的沟通并监督群臣。九卿分别是：奉常（掌管宗庙礼仪，为九卿之首）、郎中令（领导宫廷侍卫）、卫尉（掌管宫门警卫）、太仆（掌管宫廷御马和国家马政）、廷尉（负责司法）、典客（负责少数民族与外交事务）、宗正（分管皇族事务）、治粟内史（掌管赋税徭役）、少府（负责宫廷财政与皇室手工业制造）。三公九卿的基本构架被汉代沿用，只是具体名称有所变化。丞相被改为“大司徒”，太尉改为“大司马”，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九卿中的奉常变成了“太常”，廷尉变为“大理”，典客成了“大鸿胪”，治粟内史变为“大司农”等，不过其基本职责都变化不大。三公九卿制的建立首次确立了我国中央集权制。另外，可以看出九卿中的大部分官职本来都只是负责皇家家事的奴仆，却纷纷担任起处理国家要务的职责，这也暴露了皇帝制度建立之初皇帝家事、国事不分的粗糙之处。自秦至两晋，各王朝都以三公九卿制为基本的中央官制构架，直到隋朝文帝创立三省六部制，三公九卿制才宣告结束。但事实上，三省六部制仍受到三公九卿制影响。

宰相

宰相是我国古代朝廷中的行政首脑。宰相职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管仲、秦国的商鞅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宰相。后来秦朝统一全国后，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以分封制为基础的贵族统治阶层消失，官僚组织成了国家机器运行的载体。作为这个官僚组织的首领，宰相一职得以正式确立。但“宰相”只是对最高行政长官的一种泛称，历史上除了辽国曾有过“宰相”这个官职名称外，其他朝代的宰相职位都采用的是其他称呼。秦汉时期行使宰相权力的官职是丞相、相国、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隋唐以及后来的宋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宰相职位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个部门的长官共同担任，官职名称、权力、人数经常有变动，但不出“三省”。具体名称则有内史令、纳言、尚书令、尚书左仆射、参知政事、同平章事等；元代设左右丞相；明太祖朱元璋废宰相制度，内阁首辅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清代行政实权掌握在军机处，军机大臣分满汉两班，两班首领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可以看出，从人选上来讲，宰相是国家政权的一个组织部门，并不一定由一个人担任，其人数经常是有变动的；从功用上来讲，皇帝是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宰相是具体主管全国行政的人，对于任何一个政权都是不可缺少的（即使名义上没有宰相的政权也往往有事实上的宰相）。因此宰相的地位相当高，是区别于一般大臣的。宋代之前的宰相上朝时是唯一可以坐在朝堂上的大臣。只是宋太祖赵匡胤不断扩大皇权，削弱相权之后，宰相地位开始下降，上朝时也没椅子坐了。历史上，皇帝和宰相职权的划分一直都是历代政治的大题目，一般而言，皇权和相权划分得合理时，政权都能运转得很好。划分不合理的，要么皇帝好大喜功，大权独揽，将国家推向战事（如汉武帝），或者出现宦官专政（往往出现于皇权很大皇帝却无能的情况下）；要么宰相专权，架空皇帝（如西汉王莽、东汉曹操、明张居正），甚至出现篡权。

十三曹

十三曹是汉丞相直辖下的十三个办事机构，有些类似于丞相的大秘书处。具体为：一西曹，主管府吏署用。二东曹，主管包括军吏在内的二千石长吏的迁除。地方上的太守以及中央的卿都是二千石这个级别。三户曹，主管祭祀农桑。四奏曹，管理政府一切章奏，大致相当于唐代的枢密院，明代的通政司。五词曹，主管词讼，即负责法律民事部分。六法曹，掌邮驿科程，类似于现在的交通部，科程是指交通灯时限及量限等。七尉曹，主管卒曹转运，是管运输的，相当于清代的漕运总督。八贼曹，管缉拿盗贼。九决曹，主管罪法。这两曹所管属于法律之刑事方面。十兵曹，管兵役。十一金曹，管货币盐铁。十二仓曹，管仓谷。十三黄阁，主管簿录众事。从十三曹的具体负责事项可以看出来，这十三曹要处理全国政治、经济、司法等各个领域的事情，俨然是全国行政的总机关。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汉代皇权和相权的分工已经相当明确了。

太尉与大司马

太尉曾是我国古代掌管全国军事的最高武官。秦朝时，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对应于丞相掌管全国行政，太尉则掌管全国军事，地位与丞相相同。汉代基本上沿用了秦制，太尉一职也继承下来。汉武帝继位后，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不再像过去那样封军功卓著的武将担任太尉，而是任命贵戚担任此职。此后太尉便只是个虚职，并无实权。后来汉武帝干脆废太尉一职，以大司马代之。大司马只是一种用于加封的荣誉称号，更无实权。汉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均因征匈奴的军功被加封为大司马。到东汉，光武帝又将大司马改为太尉。司徒、司空、太尉成为新的三公，太尉又重新成为全国军事统领，并参与政事，权位极重。东汉末，曹操自任丞相，废三公。此后魏晋南北朝期间，太尉与大司马均或置或废，比较随意。隋朝后，太尉与大司马均成为一种加赠的虚衔，宋代时太尉还一度成为对于高级武官的泛称。元代后，太尉与大司马均不再设置，另外，大司马常被当作兵部尚书的别称。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是秦朝设立的官职，与丞相、太尉合称为三公。御史大夫主要有两个职能，一个是作为丞相副手处理政事，因此有副丞相之称；另一个则是作为监察机构御史台之长，负责监督百官，尤其是丞相。因为秦国实权曾一度被丞相吕不韦掌控，秦王政直到22岁除去吕不韦之后才得以掌握实权，非常担心丞相再度架空自己，于是设置御史大夫来牵制丞相。并且秦汉时期，丞相空缺后，一般由御史大夫补缺，这就使丞相更加忌惮御史大夫，从而得到制衡。汉哀帝时，御史大夫更名为大司空，东汉时又改为司空。大司空和司空仍为三公之一，但均已不再是最高的检察长官，最高的检察官由御史中丞担任。魏晋南北朝时，御史大夫官职又偶有恢复。隋唐之后的御史大夫，除宋代为虚衔外，均为最高的检察官，但不再有秦汉三公的权位。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御史大夫一职遂废。

郡县制和州县制

郡县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国家组织形式。西周时期，国家实行分封制，除天子直接统治区域外，其他地方被划分为许多小诸侯国，小诸侯国内则以同样方式再次划分成小的采邑。诸侯国对于天子有一定的义务，但总体上是一个独立王国，天子无权过多干预。卿大夫的采邑对诸侯国也是这种关系。春秋战国时期，以楚、秦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开始设立郡县制度。秦代统一全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36郡，郡下设县。郡守和县令都直接由中央政府任免，其职位不得世袭。这样，便建立起了一种干壮枝弱的中央集权制度，地方不再有力量对抗中央，有利于全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汉代沿用并完善了秦朝的郡县制，在开疆拓土过程中不断设立新的郡县。至东汉顺帝，已有105郡，2000多个县。汉代一县面积大约方百里，一郡则下辖20县左右。需要指出的是，郡县制并非一定是仅仅有郡、县两级地方政权，而是强调其中央集权的性质。实际上，历代的郡县制往往都并非仅有郡县两级地方政府。比如汉代时便在郡之上设立了州，全国总共分13个州，州长官称刺史，后改为州牧；隋朝地方政府设为州、县两级；唐朝则为道、州、县三级；宋代为路、州、县三级；元代则设立行省制度；明清基本继承元代行省制度，并稍作改变之后形成了省、府、县三级行政制。这些结构形式虽然并不是严格的郡、县两级制，但考虑其中央集权的性质，仍可说是郡县制。

州县制是郡县制的流变，本质上与郡县制差别不大。魏晋之后，进入南北朝乱世，北方政权更迭频繁，百姓四处流亡。新政权建立或新的人口流入，便要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分割原来的郡县。于是，郡不断变小，州不断增多。南朝也模仿北方划郡为州。至隋文帝时，撤郡建州，实行州县制。后面的唐、宋基本沿用。

郡守和县令

郡守与县令为古代官职名称，均是在战国时期随着郡、县的设立而开始存在的。战国时的郡都设在边远地带，边防任务很重，因此其最高长官称作“守”，一般由武人担任。后来这些郡开发成熟，郡守逐渐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秦统一全国后，实行全面的郡县制，每个郡都设一名郡守，为一郡的最高长官。后来汉景帝将郡守更名为太守，但也习称郡守，之后太守又一度更名为州牧。南北朝时，太守权力逐渐为州刺史所夺，太守一职逐渐为刺史所代替。唐中后期，刺史又逐渐为节度使、观察使代替。到宋明清之际，知府、知州则相当于原来的郡守。值得一提的是，因宋代之前的郡守（刺史、州牧、节度使、观察使）经常集行政、军事、人事大权于一身，一旦中央控制力变弱，郡守往往成为地方割据的基本单位。

县令是一个县的行政长官，刚开始与郡守是平级关系，战国末期，正式成为郡守下属。秦汉法令以户口多少为标准，大县长官称县令，小县长官称县长。至南朝宋时，不再区分户口多少，一县长官皆称县令。至宋代，县令称为知县，元代称县尹，明清又称知县。因为朝廷委派官职只派到县令一级，其下则实行乡绅自治，县令是政府与百姓接触的枢纽。因此县令一职在整个政权机器上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自古有“县宁国安，县治国治，下乱，始于县”的说法。

刺史

刺史是古代官职。刺，检核问事之意，刺史的本义是负责监督类的官员。秦时，每郡设监察御史，负责监督郡守。汉代时，监察御史往往与郡守勾结起来欺骗朝廷，丞相于是又派出一套人马出刺各地，检查郡守和监察御史。这样重叠监督，显然成本高而效率低。汉武帝时，废除原来的两套监察官员，将全国分为13个州，每州设立一名刺史，正式建立刺史制度。这套新制度的特点是，充任刺史者均为俸禄六百石的低级官员，其检查对象郡守的俸禄却是两千石。因其官职卑微，故顾虑不多，勇于言事；另外，一旦官职低，也就急于立功，会更加恪尽职守。同时，为防止刺史滥用权力干扰地方政治，朝廷对他所调查监督的内容明确列明条目，其外不得多管。这套制度刚实行时是比较好的一套检查制度，但一项制度时间一久，便难免出现弊端。到东汉时，刺史权力逐渐扩大，成为实际的地方长官。汉灵帝时将部分资深刺史改为州牧，使之成为郡守（太守）的上级，这便在郡、县的基础上又多出了州一级。到隋文帝时，鉴于刺史权力基本替代了郡守，干脆废郡，实行州县两级，如此，刺史即相当于原来的太守。唐代中期，出于屯田与守边的需要设立新的地方军政长官节度使、观察使逐渐侵蚀刺史之权，或者兼任刺史。尤其“安史之乱”后，节度使更是遍布全国，刺史职任渐轻。宋代郡守名称为知州，刺史成为武臣虚衔，元代以后消失。

三辅

三辅本指西汉时治理京畿地区（国都及其附近的地区）的3个官职，后指这3个官职所管辖的地区。汉景帝时，将首都长安城以及城郊地区大体分为3块，分别设置左内史、右内史、主爵中尉（后改为主爵都尉）管理。因共同管理京畿地区，故合称“三辅”。汉武帝时，此3个官职又被命名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其总共管理区域大致是今天的陕西中部地区。后世其具体的行政区划虽然有所变更，但直到唐代，人们仍然习惯称京畿地区为“三辅”或者简称“辅”。

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继三公九卿制之后的另一套中央政府机构组织形式。三省分别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则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三省六部制的出现是皇权侵蚀相权的结果。汉武帝时，设尚书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又设另一个秘书机构中书省，以削弱尚书台权力。至晋，皇帝的侍从机构门下省也开始处理政务。至此，由皇帝的小臣组成的“三省”开始成为全国政务中枢。到隋朝，朝廷明令确立三省制度，三省成为正式的政府机构，三省长官共议国政，执宰相之职。至于六部，则是尚书省下设的六个具体部门。汉光武帝时，尚书台已开始分为三公曹、吏部曹、民曹、客曹、二千石曹、中都官曹等六曹尚书分曹办事。后六曹经魏晋南北朝发展演变，至隋唐时期形成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后世将三省六部制视作隋朝除科举制度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制度贡献。三省六部制结束了自汉光武以来的皇帝与政府（以宰相为代表）权限不分的混乱局面，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史上的绝大进步。三省六部制虽然在唐代以后多有变化，但其基本骨架为后世历代中央政府所采用，尤其六部制度直至清末连名称都未曾变动。

尚书仆射

尚书仆射是一度相当于宰相的官职。仆，意为主管，因古代重武，由主射者掌事，故诸官之长称仆射。后来只有尚书仆射沿用下来，其他仆射的名称大都废弃，因此魏晋南北朝之后的仆射，专指尚书仆射。尚书仆射的官职最早在秦朝设立，其时为尚书之首，只是皇帝身边小臣，没有权力。西汉时，置尚书台（后称省），尚书令为尚书头领，尚书仆射为其副职。东汉光武帝时，因尚书台权力越来越大，尚书仆射的权力也渐大。汉献帝时，设左、右仆射，此后历代沿置。魏晋南北朝之际，尚书仆射上有尚书事、尚书令两职，但因经常空缺，尚书仆射已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例如东晋谢安、北魏李冲、北齐杨遵彦等都是以尚书仆射一职分掌或专掌朝政。隋朝时，尚书事一职遭废，尚书令则常常空缺，尚书仆射成为宰相。唐代，因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前任尚书令，此后无人敢任此职，尚书左、右仆射成为事实上的尚书省长官，一度与门下省、中书省长官并称宰相。唐高宗后，尚书省职权渐低于中书、门下两省，尚书仆射已不能和门下、中书省长官同称宰相，而需加封平章事封号才是宰相。玄宗后，尚书仆射未曾被加封过，从此不再是宰相。宋代时，尚书仆射名称屡有变化，并一度重新成为宰相。宋以后无仆射之官。

侍中

侍中是古代一度相当于宰相的官职，始设于秦。侍中在秦汉之际原本是皇帝身边小臣，干的事情相当杂，负责皇帝乘车服饰乃至便溺器具等一应事情。因其常在皇帝身边，经常给皇帝出一些主意，逐渐成了皇帝的顾问，地位渐重。之后侍中经常成为皇帝对于臣子的加封，官不在大小，上可至列侯，下可是郎中这样的小官。官员获此加封后，可出入皇宫，经常伴随皇帝左右，也是一种荣耀。东汉时，设侍中寺，晋时改为门下省，唐时一度改名为东台、鸾台、黄门省等，以侍中为其长官。魏晋之时，侍中已经不再负责皇帝的生活杂事，而是专备皇帝顾问。隋唐之际，侍中一度称纳言、左相、黄门监等，与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尚书省长官尚书仆射共同被尊为宰相。宋代沿用唐制，元丰改制后，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另设侍郎为其副职。元朝侍中只是礼官、从官。明代侍中地位有所恢复，但已不复昔日风光，仅为正二品，地位低于尚书。清朝无侍中一职。

中书令

中书令是古代一度相当于宰相的官职。汉武帝时，始置中书令，由宦官担任，后来逐渐由皇帝信赖的士人担任。其职责是帮助皇帝在宫中处理政务，并负责直接向皇帝递交大臣密奏。因其为皇帝近臣，一度凌驾于丞相之上，司马迁就曾以太史公的身份担任过此职。东汉光武帝时，尚书台成为全国政务中枢，与尚书工作性质有些相似的中书被冷落。魏晋时期，魏文帝曹丕为牵制尚书台，另外成立中书省，以中书令为其长官。之后中书省日益架空尚书台，成为全国最机要机关，中书令则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其时中书令一般由社会名望与才能俱高者担任，谢安就曾以中书令之职执政东晋。南北朝时，门下省又逐渐取代了中书省的政务中心地位，中书令的宰相位被门下省长官侍中取代。到隋唐之际，三省六部制确立，中书令与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长官尚书仆射共同执掌宰相之权。其中，因中书省是政令的决策机构，而门下省则对政令有审核权，故中书令和侍中被唐人尊为真宰相。唐肃宗后，包括宋代在内，中书令逐渐成为大臣的虚衔，无实权。元代中书令又掌相权，明代朱元璋不设宰相，“三省”俱废，中书令自此不复存在。

侍郎

侍郎在西汉时曾是郎官之一，是皇帝外出时的随从，不是正式官职。东汉尚书权力变大时，侍郎成为尚书下属。当时每曹设6名侍郎，六曹共36人。魏晋以后尚书曹数增多，一尚书辖数曹，郎官遂成一曹头目。隋朝三省六部制既定，侍郎随尚书一起成为朝廷正式要职，初时官阶不高，却是实权官员。明侍郎升至正三品，清侍郎升至正二品。另外，门下省和中书省也曾设立侍郎官职，一般为一个部门的二把手。

政事堂

政事堂为唐、宋宰相和皇帝议事的地方，乃两朝最高决策中心。唐初，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共执宰相之权，三省长官经常与皇帝一起商议国家大事。刚开始其地点设在门下省，后来又改在中书省。政事堂后分列五房：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随时待命，具体执行政事堂的各种政令。贞观年间，唐太宗为集思广益，同时分化宰相权力，给一些职位不高但能干的官员加封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后逐渐统一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名）等称号，让他们也以宰相身份参加政事堂会议。另因尚书省只是政策的执行机关，没有决策权，尚书省长官的宰相身份一向有些勉强。唐高宗后，尚书仆射同样须加封封号，才能参加会议。玄宗后，尚书仆射再未被加封此封号，从此被排斥在政事堂之外。唐代后期，中书令、侍中也逐渐被排斥在政事堂之外。皇权变大，相权变小。唐玄宗时，将政事堂改名为中书门下，也有称中书政事堂或中书都堂的。后晋时又改名为政事厅。北宋沿唐制，以政事堂为宰相、参知政事议事办公处，设于禁中。政事堂囊括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的主要职权，是最高行政机构。宋以后历代不设政事堂，不过明朝的内阁和清朝的军机处的功能略等于政事堂。

御史台

御史台是我国古代监察长官的官署名，同时也指古代的监察机构，其属即为言官。秦代，建立御史制度，设众多监察御史监督政府，并以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为众御史之长。汉代，御史大夫更名为大司空（后改为司空），不再负责监察事宜，其副手御史中丞成为御史之长。因御史中丞一直驻扎在宫中兰台办公，因此其官署便被称作御史台。御史台在后来历代均存在，只是名称偶有变化，另有宪台、兰台、肃政台等称呼。御史台下设三院，一曰台院，其属为侍御史，即监督皇帝的御史，御史中丞初时便是专门驻扎在皇宫里监督皇帝的官员；二曰殿院，其属为殿中侍御史，负责监督皇宫内礼仪等事；三曰察院，其属为监察御史，主要是监督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总体而言，御史台设立的主要目的是监督百官，即“为天子耳目”。御史的品阶一般都不高，多由具清望之人担任，往往不怕得罪官员，越得罪人，名声越大。派往地方的监察官员往往都是由御史台派出，但历代都经常发生监察官员到了地方之后取代原来的地方长官成为事实上的地方长官的事情，比如汉代的刺史，唐代的节度使、观察使都属于这种情况。明代时，太祖朱元璋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御史台之名遂废。

唐代五监

唐代五监指的是唐代时的5个负责教育、工程、军需、后勤等事宜的政府机关，分别是：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唐代五监是将隋朝长秋监改为军器监之后形成的。其中，国子监是负责全国教育及考试的部门，其长官称作祭酒，为正五品上；少府监负责推动和普及农业、手工业技术，主官为监、少监，分别为从三品、从四品；将作监负责宫室建筑、金玉珠翠器皿的制作、纱罗缎匹的刺绣等事，其长官为监，有2名，从三品；军器监负责弓弩盔甲等军需用品的制造，其长官为监，正四品上；都水监负责全国的水运、黄河及其他河流湖泊的治理，其长官为监，正四品。唐代是中国各项制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该五监的形成使政府机构得到很大完善，社会各项公共事务有了更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政府职能得到提高。五监的基本结构为后世历代政府所采用。

观察使

观察使是唐代后期出现的地方军政长官，全称为观察处置使。由于汉代设立的专门监督地方官员的刺史逐渐侵蚀了地方长官的权力，到隋朝时朝廷干脆明令刺史替代太守，成为地方长官，这样，朝廷中央便没有了专门的地方巡察员。到唐代前期，中央常常不定期临时派出使者监察州县，玄宗开元年间，宰相张九龄设置十五道采访处置使（简称采访使），行使原来汉代刺史的督察权，考评地方官政绩。后来，采访使制度又重蹈刺史制度之覆辙，本是中央派到地方的特派员的采访使又逐渐凌驾于刺史之上，成为实际上的地方一把手。而在不怎么受中央管制的节度使地区，采访使往往为节度使所兼任。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采访处置使改名观察处置使。“安史之乱”后，本为地方长官的刺史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权力，各地的节度使与观察使成为地方军政一把手。相比而言，节度使往往地盘较大，经济、军事实力雄厚，不听中央调遣，成为顾盼自雄的藩镇；而观察使则地位相对较低，地盘、势力较小，还能够服从朝廷，因此唐朝廷后期得以苟延残喘的财赋收入多由观察使所上缴。宋代在各州置观察使，但只是虚衔，为武官升迁之前的寄禄官（暂时作为升迁跳板的官职，无实权）。辽、金也曾设置观察使作为政务官，元代废。

参知政事

参知政事并非一种固定官职，而是唐宋时期的临时职衔，中低级官员可凭此职衔行宰相权。唐贞观年间，唐太宗为削弱相权，强化皇权，在与宰相议事的最高政务会议政事堂上，经常给其他非宰相但比较能干的官员加封诸如参知政事、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等职衔后让他们也参加会议，共议国政。太宗之后的唐代皇帝都采用了这个办法，乃至到唐高宗之后，原本是宰相的三省长官都先后被排挤出了政事堂，只剩下这些顶着临时头衔的宰相们执掌唐王朝的最高政治。如此，可以说唐朝在很长的时间里是没有宰相的。就参知政事而言，其又简称为“参政”，行使副宰相之职，唐中叶以后废去。宋代沿用了唐代政事堂制度，开始同样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后，参知政事的职权、礼仪开始和宰相差不多。宰相出缺时，其代行宰相之职。北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都曾任此职。因为正规的宰相经常空缺，因此参知政事往往是北宋事实上的宰相。南宋时，参知政事和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以及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相当于常务副宰相。元、明时参知政事只是一个中级官员，清不设此职。

计相

计相是宋初中央财政机构——三司的首脑。宋代三司沿自五代。五代时期，天下不稳，税法混乱，后唐明宗设盐铁、度支（负责财政支出统计）和户部“三司”，统一掌管朝廷财政，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宋代沿用并完善三司制度，三司掌管天下各种田赋、丁税、商税、矿税、酒税等财政收入和官俸、衣粮、军费等财政支出，当时称为“计省”，其长官为三司使。财政大权本是相权的一部分，但由于宋初皇帝想将财政权收归自己，以加强皇权对政权的控制，便令三司使不再统辖于宰相，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三司使便与掌管军政的枢密使、宰相各成一体，不相统摄，故被称为“计相”，意即财政宰相。但后来三司的权力逐渐扩大，职权涉及原来的兵户工礼吏等各部事务，并且时间一久，这个机构本身也变得臃肿而效率低下，三司开始成为宋朝行政机器上的一个不和谐部件。王安石变法时，曾试图分拆三司，但未能成功，只是将三司部分职权转移到其他部门。后来元丰改制，三司侵夺其他部门的职权才被重新归还各部。三司使改任户部尚书，虽仍管理财政，但已成为宰相直接下属，就职权和地位而言，已远远当不得“计相”的称号了。

路、军、府、州

路、军、府、州均是宋代的地方行政单位。宋代地方行政区划为三级制，其基本的结构是路、州、县，依次变小。其中，路是最高一级，大略相当于现在的省。宋初时，除路之外，还有一个道，与路为同级别的地方区划单位。后废道，将天下总分为十五路，分别是：京西路、京东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福建路、西川路、峡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路的长官称作监司，每路4个。宋代的州由秦汉的郡变化而来，根据面积和人口可分为上、中、下州，长官称知州。县是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另外，在路、州、县的基本体制之下，宋代还有一些与州同级但稍微特殊的行政区划单位，府与军便属于此类。府由地位比较重要的州升级而成，分京府、次府。京府为首都或陪都所在地。宋初以都城开封府为东京，陪都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为西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为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北京，遂有四京府，其余则为次府。州升府一般源于皇帝登基前所封或任官之地，如宋太祖以归德军节度使代周，后来便升归德军所在之宋州（今河南商丘）为应天府。军则是因军事需要而建的地方行政单位，一般在边疆地带，分大军和小军。大军与州府同级，直属于路；小军与县同级，属州管辖。就数量而言，这些地方行政单位并不固定，时有变化。

知府与知州

知府与知州均是出现于宋代的官职。唐代只称建都之地为府，宋代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许多比较繁荣的州都升级为府。宋代统治者鉴于唐代地方长官坐大割据的教训，不给州府长官刺史以实权，而是以中央朝臣充任各府长官，称作“权知某府事”。“权”是暂时之意，意即暂时代理该府政事，简称知府。知州与知府的来源相同，同样是宋朝廷派朝臣临时充任各州长官，称“权知某军州事”，简称知州。军乃指军事，州乃指民政。如此，宋代原本以唐制而设的府州长官——刺史便被架空了，而事实上的地方长官又只是临时充任，这便加强了中央集权，避免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但这也导致了地方力量的弱小，以至于金国攻破首都开封，北宋政权便轰然垮掉。知府与知州在元代成为地方的正式长官，只是其上置有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蒙古官名，为所在地方、军队或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明清时期，知府与知州成为正式的地方行政长官。其中知州有直隶州、散州之别，前者直隶于省，可以辖县；后者隶属于府、道，相当于知县。

谏官

谏官是古代言官的一种。言官即是专门负责监督并提意见的官员。古代言官分两种，一是御史，负责监督政府，谏官则职在监督皇帝。谏官并非正式官职名，而是对监督皇帝的官员的泛称。其最早在春秋时期设立，当时齐国的大谏、晋国的中大夫、楚国的左徒等都属于谏官性质。秦朝时，设谏议大夫为谏官，同时，御史类官职中的御史中丞也有些谏官性质。谏官制度得以正式化是在汉代，当时的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谏大夫、中散大夫、议郎等官职，都属谏官，统一归汉九卿之一的光禄勋管。谏官最活跃的时期是在唐代，当时的谏官机构不断扩大，所设谏官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拾遗、左右补阙、左右散骑常侍等。另外，当时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也都有兼职进谏的职责。唐代著名谏官甚多，例如魏徵、褚遂良、孙伏伽、萧钧等。著名诗人杜甫、陈子昂、元稹等都任过谏官之职。因唐太宗开纳谏之风，唐代皇帝都比较重视谏官。宋朝皇帝起初也很重视谏官，曾专门将谏官从门下省中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谏院，以左右谏议大夫为长官。但谏院独立后，谏官不再由宰相裁定，而是由皇帝任命，并且可以兼任御史，逐渐由监督皇帝变成了监督宰相和百官。后来，朝廷不再重视谏官，又开始出现蔡京、秦桧等权相。宋代之后，谏官或名存实亡，或名实俱亡。

转运使

转运使是中唐以后各王朝设置的主管运输的中央或地方官职。唐代建都长安，因关中地狭，粮食不足，每年要从江淮地区调粮入关。玄宗时期，朝廷官员激增，加之军需民用，粮食需求增大，漕运对于朝廷的重要性随之增加，于是设专使水陆转运使，掌洛阳、长安间粮食运输事务。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全仗江淮地区盐铁之税，又设盐运使。后来盐运、转运二使合二为一，由宰相或重臣兼任。到宋代时，转运使成为一种普遍的官职。宋初为集中财权，置诸路转运使掌一路财赋，称某路诸州水陆转运使。另外皇帝出巡时设有行在转运使，出兵征讨则有随军转运使。宋代转运使往往由朝中位高权重者兼任，是一种显官，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有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如此，转运使职掌扩大，实际上已成为一路之最高行政长官。后来朝廷干脆将路作为州县之上的又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全国总分为15路。元、明、清时期，转运使官职不再流行，只剩下一个盐运使，负责运盐，虽品秩不高，却是个肥差。

宣政院

宣政院是元代设立的一个掌管全国佛教事宜和吐蕃地区军政事务的中央机关。宣政院原名总制院，由元世祖忽必烈设立，后借唐朝皇帝曾在宣政殿接见吐蕃使臣的典故，改名为宣政院。因蒙古人信奉藏传佛教，因此此院地位相当高。宣政院刚开始以国师八思巴为其长官，后来该职一般由朝廷大臣担任。宣政院官员为僧俗并用，其中设院使2人，后来又增至10人，秩均为从一品，另有几个正二品、从二品的官职。宣政院官职任命不走吏部程序，而是自行任命，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为元朝四个独立的任官系统。诸路、府、州、县置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为宣政院下属地方机构，负责管理各地佛寺、僧徒。总体而言，蒙古人设立宣政院有两个目的，一是掌管全国佛教，二是通过宗教与军政结合的方式控制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吐蕃地区。

行省制度

行省是行尚书省（后改为行中书省）的简称，本是尚书省派出的一个临时机构，后来演变成为地方最高行政机关。元朝总共分为12个大的行政区，除了大都（今北京）为中书省直辖区外，另有11个行省。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央同，全省军事、行政、财政权力集中，由蒙古贵族总领。从行省的划分方法来说，元代行省是从军事角度进行的划分。元代统治者害怕地方反叛，于是使各省边界均犬牙交错，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另外，各省重镇的拱卫之城也都被划分到另一省。一旦一省叛乱，其重镇也很容易被攻下。也正因为此，后来的明、清继承了元代行省制度。元代的行省在后来数量增加不少，名称也有所变化，但就其实质而言可以说是一直沿用的。

达鲁花赤

达鲁花赤是元朝的官名。蒙古铁骑当年横扫欧亚，占领了广阔的地域，但并没有足够的人手来统治这些地域，便培养起一个个主要由当地人组成的地方政权。在这个政权的各级军政组织中，表面上以当地人为长官，实际上另设有一名被称为达鲁花赤的蒙古长官钳制之。达鲁花赤虽然与当地行政长官平级，但实际权力在其之上，是军政的最后裁定者。蒙古人当初与南宋对峙期间，由于人手不够，曾有一些汉人也做到了达鲁花赤的职位。至元二年（1265年），元代朝廷正式规定，各路达鲁花赤只能由蒙古人担任，总管由汉人担任。如此，原本已经当上达鲁花赤的汉人也都纷纷被解职。一时没有称职的蒙古人时，则由色目人担任。达鲁花赤这个官职在有元一代普遍存在，在省、府、州、县和录事司等各级官衙，都设置达鲁花赤。另外，在非蒙古族军队的元帅府、万户府、千户所，也都设达鲁花赤以监军务。

内阁

内阁是明清时期的最高官署。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为加强皇权，以谋反罪杀宰相胡惟庸，从此废去宰相一职并明令后世子孙不得设宰相。这样，全国政务全都汇集到皇帝这里。朱元璋行伍出身，精力充沛，后来又仿宋制设置了一些殿阁大学士作为自己的顾问，还勉强能够应付。到永乐皇帝，因经常外出征伐，对于政务他便有些顾不过来，于是正式建立内阁，以大学士充任阁员，参与机务。内阁刚开始并无实权，但自仁宗起，明朝的皇帝们都只是成长于深宫的娇贵皇子，不具备一个人掌控全国政务的精力和耐性，内阁权力渐重。到成化、弘治之际，内阁已经相当于宰相府。尤其到万历年间，由于万历幼年登基，政务完全由内阁处理，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权力甚至已经超越了以前的宰相。明朝晚期，宦官权力上升，内阁权力开始下降。崇祯时，内阁权力被虚化，明内阁制度名存实亡。

清代刚开始时沿用明朝内阁制度，以满、汉同比例的方式设置内阁大学士，行使相权。但因清帝基本都比较勤政，内阁差不多只是个执行机构，权力远不如明朝内阁大。到雍正时，设立军机处作为最高决策机关，内阁基本上成了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文书机构。但在清代，内阁一直都是名义上的最高官署。

大学士

大学士是古代官职，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代曾先后置弘文馆、昭文馆大学士，集贤院大学士。唐代的大学士一般由宰相兼领，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宋代也曾仿唐制，搞过一些大学士称号，同样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明代时，朱元璋怕宰相夺权，不设宰相，但自己政务又忙不过来，开始置一些翰林学士到武英殿、华盖殿、文渊阁、东阁中参与政务，称作殿阁大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大学士官阶很低，仅为五品官职，也没什么职权，只是皇帝顾问而已。仁宗以后，大学士往往兼有尚书、侍郎等重职，握有实权，地位尊崇，称为辅臣，内阁首辅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明朝名相张居正就是以内阁首辅的身份行使相权。清代沿用内阁制，置三殿三阁（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体仁阁、文渊阁、东阁）大学士，为正一品，设满、汉头目各一人，相当于宰相；又置协办大学士，为从一品，满、汉各一名，相当于副宰相。汉人一般非翰林出身不授此职，我们所熟知的和珅、纪晓岚、刘墉均曾担任内阁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之职。雍正时设军机处，取代内阁成为最高政务决策中心，军机大臣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但军机大臣及内外官员之资望特重者仍授大学士，以示尊崇。另外，明清时的大学士也习称中堂。

司礼太监

司礼太监是明朝一度权势很大的宦官机构里的太监。明洪武年间，成立了一个新的太监机构——司礼监，掌管宫廷礼仪。明朝没有宰相，权在内阁。内阁具体掌控政务的方式是由内阁大臣阅读奏章后在上面批注自己的意见，称“票拟”，然后交由皇帝审核并用朱笔做出最后批示，称作“批红”。因明朝中后期皇帝大多疏懒，或不懂政务，“批红”也就只是走走形式，基本上就是以内阁大臣的意见为准。到明宣宗时，为压制内阁势力，废除朱元璋定下的太监读书禁令，在宫内举办内书堂，教授太监识字，然后由这些识字太监帮助皇帝“批红”。此后，“批红”的权力便逐渐落入太监之手。“批红”分两道程序，先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批红”，然后司礼监掌印太监审核确认后盖印，才算通过。由此，司礼太监便与内阁形成了一种权力制衡。历史上的刘瑾、冯保、魏忠贤等权倾一时的太监就是司礼太监的头目。

明晚期，宦官权力逐渐渗透到国家政权的各处，在中央掌管提督京营兵权，在各地方则派迁驻守太监，职在地方长官之上。尤其东、西两厂特务组织具有独立的司法、审查权力，并且有自己的监狱，可以随便提审百姓乃至官员。因此宦官组织已经变成一个与外庭相对应的严密的内廷官僚组织，而司礼监便是这个内廷的最高机关。司礼太监俨然相当于朝廷大臣，而其一号人物司礼监掌印太监则对应于作为外庭宰相的内阁首辅，有“内相”之称。总体而言，司礼太监的滥权乃是明朝皇帝出于私心而采用的一种统治权术，也是明朝政治的最大问题。

都察院

都察院是明清两代最高监察机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改前代所设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为最高长官，其职权总的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为都察院各级长官；又按照十三道，分设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都察院官员的主体，负责巡按州县，专事官吏的考察、举劾。大体而言，都察院的官僚体系与汉、唐的御史台差不多，御史台的职能也都包含在了都察院之内。但相比于御史台，都察院还另外具有很强的司法功能，其与大理寺、刑部合称为三法司，遇到重大案件均由三法司共同会审。到清代，都察院制度基本沿袭明制。因清代统治者担心地方官员和军队对抗中央，经常派都察院御史以巡抚、提督、总督等临时官衔到地方上监督行政长官和武官。久而久之，巡抚、提督、总督等这些本是特派员性质的都察院官员便成了地方行政长官或军政首脑。

锦衣卫

锦衣卫是明朝皇帝的侍卫兼特务机构。其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所设的御用拱卫司，洪武二年（1369年）改为大内亲军都督府，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为锦衣卫。锦衣卫是朱元璋为强化皇帝对政权的控制而建，其作用有二：一个是作为皇帝的侍卫，与前代的禁卫军作用相同；二是作为一种特务组织充当皇帝耳目，监督百官。明代锦衣卫之所以在历史上很有名是因为它的第二个功能。锦衣卫不仅拥有自己的军队系统，而且拥有独立于政府司法体系之外的司法特权，可以绕过政府系统直接对上至大臣、武将，下至普通百姓实施侦缉、抓捕、审问，并拥有自己的监狱。锦衣卫的建立除造成国家司法混乱及朝廷上下的恐怖气氛的负面作用外，也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如，对于预防官员腐败起到很好的作用，以至于明代官员可算是历代最清廉的官员；另外，锦衣卫还担当了部分国防及情报工作。锦衣卫首领称指挥使，一般由武将担任。后来宦官统领的特务组织东厂成立后，锦衣卫地位逐渐低于东厂。晚明宦官专政时，锦衣卫指挥使见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整个明代，锦衣卫和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组织一直存在，乃是一种酷政，不少学者认为明代即亡于“厂卫”制度。

东西二厂

东厂是明永乐皇帝朱棣建立的由宦官掌控的特务机关。因建文帝既年轻有为，又怀柔天下，尊重士人，深得明朝官员拥护。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了侄子建文帝的江山，大批官员殉难，剩下的朝廷官员亦不大支持朱棣的新政权。朱棣因此对大臣也都十分猜忌，于是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迁都北京，另一个便是在锦衣卫之外另建一个更加方便自己使用的特务机关。因朱棣夺江山的过程中，几个太监曾出了不少力（如郑和、道衍），他觉得太监比较可靠，便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直接向皇帝负责。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审讯犯人的权力则在锦衣卫。但到明末宦官专权后，东厂也具有了审问权，并且设有自己的监狱，对百姓乃至官员都可抓捕、审问，成为独立于国家司法体系之外的独立体系。另外，朝廷审理大案，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各衙门里，也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朝廷各种文件，东厂也都要查看，甚至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在其侦缉范围内。东厂的人每天在京城各处活动，经常罗织罪名敲诈勒索良民，成为上至朝廷下至民间的一大害。西厂则是明宪宗为强化特务统治所增设的，其人数比东厂更多，权力更大，并且不再局限于京城，而是遍布全国。后因遭反对，存在不久被撤销。东西二厂与锦衣卫共同构成明代的“厂卫”制度。

三司

三司是明代省级地方政府的三个权力部门，分别是布政司（全称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全称提刑按察使司）、都司（全称都指挥使司）。明代初时沿用元制，设行省统辖郡县，洪武九年（1376年）又改行省为布政司。全国除南北两直隶外，分为13个布政司，就地域范围而言其实和原来的行省差不多。明代每一个布政司都设有三司，作为常设政府权力机关。其中，布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府，其长官为布政使，是一省行政长官，负责全省民政；按察司是一省的最高司法与监察机构，主管一省的刑名、诉讼事务。同时也是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按察司长官称作按察使，别称臬台。都司乃是一省最高军事机构，长官称作都指挥使，掌控全省军事。三司之间，互不统属，各司其政，其长官官职相同，均直接对中央负责。三司之间互相制约与牵制，谁也不能一方独大，有效地防止了地方割据。可以说，三司的设立正是明朝政府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治国方略的体现。到明朝中晚期，文官势力的上升和武官地位的下降打破了三司之间的平衡，明政府又派遣中央官员以巡抚、总督的官职到地方协调地方事务，三司的权力逐渐为巡抚、总督所夺。

军机处

军机处是清代最高权力机构。清代不设宰相，初时沿明制设内阁作为权力中枢。雍正七年（1729年），因西北用兵，而内阁在太和门外，恐商议时泄露军机，便在隆宗门内设军机房，选内阁中稳重者入内值班，以随时处理紧急军务。雍正十年（1732年），军机房改称“办理军机处”，后简称“军机处”，并逐渐取代内阁成为清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任职者没有定数，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一般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以及亲王中特选，称军机大臣。其属僚称作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晚清时，汉族官员中仅有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短时间担任过军机大臣。不过虽然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却并非是一个正式的国家机关，而只相当于皇帝的一个临时性的秘书处。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虽然每日出入宫廷，随从皇帝左右，但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其任命只听凭皇帝一人决定。其职责也没有任何制度上的规定，只是随时奉皇帝旨意临时办差。军机处的存在标志着清代的皇帝和政府之间完全失去了平衡，皇权完全凌驾于政府之上。

南书房

南书房是清康熙时的一个重要权力机关。南书房位于乾清宫西南，本为康熙读书处，俗称南斋，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的地方，被清代士人视为清要之地，以入之为荣。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为与翰林院学士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以聚，名南书房。“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内，称“南书房行走”。入值者主要是陪康熙写诗作文，赏析书画，有时也帮皇帝起草诏书。由于能入南书房者都是皇帝宠信之人，因此它是一个由皇帝严密控制的机构，后来经常出旨行令，地位日重。事实上，南书房权势上升是康熙有意识地加强皇权的一种手段。因当时国家名义上的最高政务机关内阁控制着外庭，对皇帝的意志经常产生掣肘；另外，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具有相当大的权力，皇帝经常不得不对其做出让步。康熙在南书房重新建立一个权力中心，便逐渐将权力收归到了自己这里，有效地加强了皇权的地位，更方便自己大展拳脚。雍正年间，新建立的军机处成为机要中心，南书房地位下降，但因其入值者能经常见到皇帝，还是有一定地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南书房被撤销。

理藩院

理藩院是清代管理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清朝统治者一向重视与蒙古族的关系，于崇德元年（1636年）专设蒙古衙门，三年（1638年）六月，改称理藩院，属礼部。清军入关后，理藩院成为清政府专设的处理各少数民族事务的专门机构，其官制同六部，设有尚书、侍郎。清统治者通过理藩院加强与各少数民族的联系，拉拢他们。康熙年间，修订《理藩院则例》，用法规固定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各项措施。理藩院有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理刑六个清吏司，分掌部界、封爵、设官、户口、耕牧、赋税、兵刑、交通、会盟、朝贡、贸易、宗教等项。所属有内馆、外馆、俄罗斯馆及蒙古官学、唐古特学、托忒学等单位。理藩院派有司员、笔帖式官员常驻少数民族地方，处理特定事务。为防止其坐大，定期轮换。另外，理藩院有时还出面接待附属国及其他外国使臣。

理藩院虽然权力不大，但其在清政府的政权机器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理藩院改为理藩部。

总督

总督是明清时期的地方军政大员。明代实行空前的中央集权，地方长官权力不大，中央经常派尚书、侍郎、都御史等京官至地方安抚军民或主管兵事，事毕复命，称之为巡抚、镇守等。后这些下派官吏统一定名为都御史巡抚兼提督军务（或都御史兼其他事务）这样的名称，负责多方面事务的则称总督，并非正式官职。明朝代宗景泰三年（1453年）设两广总督，自此，总督成为专门官职。此后，又陆续设立凤阳总督、蓟辽总督、宣化总督、三边总督等，先后有12个，所辖地区广狭不等，一般在一省以上。明朝总的治国方略是重文抑武，总督的作用一方面在于以文臣钳制武臣，防止武臣割据；另一方面在于协调各省、各镇之间的关系，统一事权，防止各省、各镇有利互相争抢，无利互相推诿的情况，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控制权的加强。一般而言，总督由中央政府的显官担任。

清朝刚开始时沿袭明朝的总督制，不过久而久之，总督又成了地方最高长官，俗称封疆大吏。总督辖一省或二三省，先后设有直隶、两江、陕甘、闽浙、湖广（也称两湖总督）、两广、四川、云贵及东三省9个总督。各总督综理军民要政，级别一般为正二品，如加尚书头衔则为从一品。此外，清代还有一些负责专门领域的总督，如专管漕运者称作“漕运总督”、专管河道的称作“河道总督”等。显然，这些专门领域的总督没有封疆总督实际权力大。一般而言，清朝的官员如果被简称为总督的，均指封疆总督。

巡抚

巡抚是明清时期的省级地方军政大员，以“巡行天下，抚军安民”而名，又称抚台。明代宣德、正统以后，三司之间互不统属的局面使地方行政的运转极为不灵，行政效率低下。于是，中央政府开始设置总督、巡抚这样的临时官员到各地方代表中央统一协调地方行政，同时也对权势日大的地方文官集团形成一种制约。巡抚刚开始为临时职务，后来逐渐长期驻扎地方，一年回中央汇报一次。在职权上，巡抚刚开始仅负责督理税粮、总理河道、抚治流民、整饬边关，后来逐渐偏重军事，并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地方行政长官。

清袭明制设立巡抚，并使之成为制度化的正式官职，具有处理全省民政、司法、监察及指挥军事大权。巡抚均兼右副都御史，官职从二品，加兵部右侍郎衔则为正二品。总体而言，巡抚和总督非常相似，刚开始都只是中央派下来的临时官员，后来侵蚀地方权力，成了地方最高首脑，是一种中央集权策略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清代而言，其地方大员中，以总督为最大，一般为两三个省的首脑，其次便是巡抚，是一省首脑，有的总督则兼职下辖省的巡抚。

道员

道员是明清官职。明朝时，省级行政长官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和左、右参议，均为辅佐布政使的官员。其人数不定，因事添设，职责同样不定，根据布政使的需要，或管理辖区内部分地区，或负责具体某一专门事务，这类官员称作分守道。另外，负责一省司法与监察事务的按察使也有自己的佐官，称作副使、佥事，也无定员，分管各按察使辖区内部分地区、刑名等事，称分巡道。清初袭明制，后乾隆废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衔，设分守道，主管一省内若干府县的政务；设分巡道，掌管全省的教育、屯田、粮储、盐法等专门事务。分守道和分巡道长官均称作道员，俗称道台，尊称观察。就品阶而言，道员为从三品或正四品官员，官职低于巡抚，略高于知府。

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相当于清朝的外交部。鸦片战争前，中国没有多少外交事务，与清政府打交道较多的只有一个俄国，另外的朝鲜等国是清王朝的附属国，并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外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事务一般都由清政府设立的本是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一并处理。鸦片战争后，中国与欧洲国家事务日繁，除理藩院外，清政府又委派两广总督专门负责与欧美国家的交涉，并特加钦差大臣头衔，称“五口通商大臣”。但欧洲各国不满足以“蛮夷”身份与效率低下的理藩院打交道，同时又认为地方大臣负责外交于制不合，要求清政府成立专门的外交机构。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在恭亲王奕等人奏请下，清政府于同治元年（1862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头目称为首席大臣，由亲王担任。另外，按照一满一汉的原则下设大臣、大臣上行走、大臣学习上行走以及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等官职。其中，有权的是大臣，人数初为3人，后几人到十几人不等，其首席大臣，先是恭亲王奕做了28年，其后庆亲王奕劻又做了12年。总理衙门下属机构有同文馆、海关总税务司署，名义上，南、北洋通商大臣也归其统属。在职责上，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还负责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事，权力越来越大，凡外交及与外国有关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全归其管辖，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之一。总体而言，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中国重新直面世界、同时也是半殖民化的标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施行宪政改革，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居于六部之首。

南、北洋大臣

南、北洋大臣是晚清政府设置的负责外交事宜的专设大臣。其中，南洋大臣全称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岸通商事务大臣，其设置要早一些。《南京条约》签订后，因为条约所规定的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五个通商口岸的开放，清政府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专门负责沿海口岸的通商、海防等事务。先是驻在广州，由两广总督兼任，后来移驻上海，由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大臣大多由湘军人物担任，湘系集团的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等专任此职40余年，职责除交涉、通商、海防外，还训练南洋海陆军，兴办工矿交通事业，但局限于两江一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鉴于天津等北方城市也开始开埠通商，便专设北洋大臣负责北方口岸的通商、海防事务，驻扎天津。后来为增大北洋大臣权限，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在北洋大臣的位子上待了28年。李鸿章到任后，兴办船厂、铁路、学校、纺织企业等，并将北洋水师训练成了当时硬件居于亚洲第一的海军。加上畿辅本为重镇，直隶总督为疆吏领袖，李鸿章又久于其位，后起的北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南洋。李鸿章之后，王文韶、荣禄、袁世凯也先后任职。总体上，北洋大臣由淮军人物担任。

南、北洋大臣名义上统辖于总理衙门，其实并不受其管束。尤其到后来，总理衙门只是做一些后勤性质的外交工作，外交谈判方面的事务基本上依赖于南、北洋大臣，尤其是北洋大臣。总体而言，南、北洋大臣是晚清历史上重要的角色，为中国外交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总体上因其并不具备真正的现代外交素质，又缺乏一套完整的外交策略，在对外交涉中存在局限。

钦差大臣

钦差大臣又简称钦差，是明清时一种临时官职。钦，意为皇帝亲自，钦差即是皇帝差遣之意，因此钦差大臣是由皇帝专门派出办理某事的官员。因为代表了皇帝本人，所以其地位十分了得。担任该官职往往都是皇帝信得过的高官，能得此职事本身也是一种荣誉。一般事毕复命后，该官职便取消。其实，皇帝派遣大臣外出办事在我国古代一直都有，但从明代开始，担任这种职事的官员才有了“钦差大臣”这种固定的称谓，其地位也高出以往历代此类大臣，这也与明代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有关。清代更是实行空前的中央集权，派遣钦差更加频繁。清代钦差又称钦使，统兵者则称钦帅，驻外使节称钦差出使某国大臣。比如，当年林则徐到广州禁烟即是以钦差身份前往。总体而言，明清两代，钦差大臣的流行，与此两代均不设宰相，皇帝权力空前强大有关。

驻外大使

驻外大使是清末设置的官职。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为驻英公使，于1876年设置，首任此职者为郭嵩焘（后又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是道光二十年（1841年）进士，早年与曾国藩是岳麓书院同窗，后镇压太平天国时入曾国藩幕府，是当时曾国藩著名的幕僚之一。郭嵩焘是湘系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具有浓重的洋务思想。他在伦敦担任公使期间，潜心学习了解西方，留意西方政治、社会层面的种种细节，最后写成《使西纪程》一书，称赞西方政教制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郭嵩焘及使馆人员因扎着辫子，且不懂英语，刚到英国时屡屡遭到嘲笑，但他们最终以其品格与才识赢得了英法人的尊重。虽然郭嵩焘遭到其副手的诬陷，担任公使仅2年多便被召回（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继任），但这标志着中国自此步入了世界外交舞台。

品阶

品即品级，是官吏的级别，往往分为流内、流外各九品。而在一品之内，又有上下阶之分，因此称作品阶。品阶是古代官吏级别高低的一个指标，官吏们依照等级被授予种种权益，包括俸禄、礼仪以及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一些特权等。品阶制度初建于秦代，到汉代已经比较严谨，当时用若干石来表示官职的高低，最高的三公为一万石，最低的则只有11斛，总分22级。魏晋时期，出现了一种官分九品，品内再继续分为上中下、正从等阶的品阶制度。这种九品官员制为后代历代所沿用，只是具体的品内等级划分方法有所不同。比如唐代文武均分29阶；宋代则文分29阶，武分31阶；明清时期文武官员也总分为九品，每品有正、从之分，总18阶。至于流外九品，也称未入流，指的是那些在国家机关服务却地位不高的胥吏的品阶，如国子典官、儒学正、教谕、训导长官、司吏目、府检校、县典吏等无甚实权只做些杂事的边缘小官吏。

需要注意的是，秦汉时期的品阶往往既代表了官员的品阶，又代表了官员的职任。但自汉代以后，品阶与职权逐渐开始分离，品阶并不代表相应的职权，而只表示一种官阶高低，这便是形成于魏晋时期并为后代一直沿用的散官制度。所谓散官，即是有这个级别的经济和礼仪待遇，至于权力，则只有担任了相应的官职才会有。比如汉代之后的文臣的“大夫”、“郎”或武臣的“将军”、“校尉”等官名并不代表官员的官职，而只是一种虚衔。历代一些上年纪的元老之臣，往往品阶很高，其实并无实权，品阶高只是对他们的一种尊崇。另外，古代经常出现文臣、武将品阶相同，但文臣地位要高于武臣的现象，这在唐以后尤其明显，这往往是统治者有意识地抑武扬文的结果。

封爵

封爵又叫爵位，是我国古代统治者封赐给宗亲或功臣、外戚的一种称号，伴随这种封号而来的是与之相应的的权力、地位与物质财富。封爵制度在我国整个古代社会，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封爵见于周代，当时设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受封者除了要唯命于自己的上级领主外，在自己的封地之内享有完全的统治权，可以自己委任官吏，收受赋税，并且这种统治权可以世袭。但在这样的封爵制度下，一旦中央王朝控制力变弱，国家便可能分崩离析，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封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便是周代分封制的直接结果。秦朝统一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自此，封爵现象虽依然存在，但不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而仅仅是一种补充。其等级、名称、形式也历代不同，封爵对象往往是宗亲、有军功者。如唐宋两代有国公、郡公、开国县公等级，所食之邑从3000户至4000户不等；明代对功臣仅封侯、伯。总体而言，封爵现象往往集中出现于一个王朝建立之初，一方面是因为有大量的打江山的功臣需要封赐（有时是功臣握有兵权，统治者也只好封王封侯，以先勉强形成一个名义上的统一局面。这往往给后世子孙留下祸患，如清代的三藩王）；另一方面，由于政局不稳，皇帝也往往会封赐皇子为王，以护卫中央。但这些封国往往会在后世成为中央王朝的威胁，唐代之前的许多动乱都是由分封出去的王所发动的叛乱，如汉代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等。唐代之后，统治者以史为鉴，封爵往往就不封得那么实在了，封地一般都很小，大则两三郡，小则一县，甚至一乡之地，不会再对中央构成威胁。有时则干脆只有封号与俸禄，而无封地。封爵有的不可以世袭，人亡爵消，有的可以世袭。世袭也分两种，有的按原等级世袭，有的降级世袭，各朝不一。

幕僚

幕僚为古代行政、军事长官身边出主意的人，与现在的秘书类似。幕僚最早起源于汉代军队中。汉朝时统帅率军出征，有权自行招幕一些文职僚属，并为之设置府署，以帮助自己处理军政事务，称之为“开府”。由于这种府署多设于军营帷幕中，所以称作“幕府”，而这些僚属也便称作“幕僚”、“幕职”。幕僚制度自汉以后历代都有，并且不再局限于军中，各级行政文官衙门中都设有幕职，幕僚纳入国家官僚体系，享有相应的俸禄。幕僚只是一种俗称，其具体的职务则不一而足，有相当于近代参谋长的“长史”，有参议军机、帮助指挥军事行动的“参军”，有管理文书及各类档案的“主簿”、“记室”、“录事”等。也有许多幕僚并不纳入官僚体系，而只是官员或将领自己私人招来的出主意的人，其报酬也由官员私人支付，例如明清时期十分流行的师爷，与官员之间便是一种雇佣关系。一般而言，在大的军事战争和激烈的政治斗争过程中，幕僚的作用相当大，充当幕僚的往往是大才之人。如清代曾国藩湘军中的幕僚李鸿章、郭嵩焘、左宗棠、丁日昌等人，其中有的人甚至做到了督抚级别的官职。而淮军将领做到此级别官职的只有4人。总体而言，一个“幕”字便显现出了幕僚与官员或将领之间的亲密关系，其往往是官员或将领的心腹，对于政治或军事的影响相当大。幕僚一职往往是古代应试不举的知识分子的谋生职业。

酷吏与循吏

酷吏与循吏是司马迁总结的两类官员，他在《史记》中分别写了《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其后的历代史书都依照《史记》的这两部分列传。酷吏，顾名思义，是以一种比较严酷的手段治理百姓的官吏，西汉的张汤、尹齐是其代表。酷吏做事，只按法律行事，不讲人情，如果百姓不能按期交纳赋税，往往会受到严厉惩罚。但与那种欺压百姓的残暴官吏不同，酷吏又比较清廉，而且刚直不阿，不畏豪强，往往敢于对豪门贵族实施惩罚。因此，百姓和歹人、豪强都对酷吏又怕又恨，酷吏可说是两头不讨好。但另一方面，酷吏这样大不受欢迎的人之所以会大量出现，是因为皇帝有时确实需要这样的行政效率非常高的强硬派。不过历史上的酷吏因为频频得罪豪强贵族，基本上结局比较悲惨。

循吏大致上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好官。他们与酷吏一样遵守国家法律，但在对待百姓的态度上，往往比较温和，对百姓抱有同情心，并讲究人情。他们为官时，往往注重以德服人，并试图教化一方。但在对待豪强贵族时，循吏则不像酷吏那样无所畏惧，他们行事比较谨慎，甚至会明哲保身。大体上，酷吏可以说属于法家人物，而循吏身上则具有更多的儒家思想。总体而言，相比于那些做官只为谋生没有任何精神原则的俗吏而言，酷吏和循吏都是值得肯定的官员。

宦官

宦官是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在皇宫中当差的男子，又称内臣、内侍、内监等，清代后统称太监。因古代皇帝嫔妃众多，担心男仆与嫔妃或宫女偷情，但宫女力气太小，做不了重体力活，因此宦官逐渐多起来。“宦”本是星座之名，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因用以为帝王近幸者的名称。中国的宦官最早产生于先秦时期，但其时数量并不多，汉代之后宦官才多起来。宦官来源，或因穷困，或为奴隶俘虏罪人，或被掠卖。入宫之后，多数处于奴仆地位，默默无闻地度过凄苦一生，仅少数身在帝王之侧，蒙受重信，权倾一时。宦官群体之所以在历史上受到关注正是因为这些个别的权倾一时的宦官。宦官作为皇帝近侍，与皇帝关系密切，有机会接触政治机密。尤其是皇帝年幼或昏庸无能时，往往造成宦官专政的局面。历史上几乎历朝都有程度不同的宦官干政的情况，其中三次最为严重的是在东汉、唐代晚期和明朝。东汉和帝后，多幼帝继位，因此出现外戚专权。而皇帝长大后，又依靠宦官力量夺回权力，宦官进而掌权。因此整个东汉后期都处于外戚和宦官争夺权力的拉锯战中，东汉最终也亡于这种拉锯战。唐代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宦官专政与藩镇割据共同构成了唐代中晚期政治的两大痼疾。明代时，因太祖朱元璋不设宰相，皇帝政务繁多，又多懒散，便将政务丢给宦官，宦官专政程度达到了历代之最。由魏忠贤、刘瑾等宦官把持的特务机构东西二厂，将整个明代搞得乌烟瘴气，明代可以说也是亡于宦官。不过宦官中也有人做出一番成就的，比如东汉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即是个宦官，明朝宦官郑和七下西洋，乃是世界著名的航海先驱。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中国存在宦官，朝鲜、奥斯曼土耳其、埃及等国也都存在宦官，但都没有中国多。

胥吏

胥吏是古代各级衙门里充当衙役的人。胥吏这个群体可以说是中国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没有官职，实际却又掌有很大权力。因为古代为防地方官徇私，实行同乡回避制度，并经常调任，而胥吏则都是本地人，与本地的各种势力都有交往，并且官有调任，而吏无变更，因此胥吏乃地方政治中异常关键的一个群体。尤其到明清时期，由于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地方官权力非常有限，官员品阶又异常繁多。地方官员大多不能安于地方政事，整天只想着如何做出一些场面上的政绩，以升迁乃至脱离地方进入中央系统，因此地方官将大部分的地方政务都交付师爷和胥吏处理。如此，明清时期的地方政治便操纵在了师爷和胥吏手中。而师爷也一般是外地人，在本地已经形成一股强大势力的胥吏便成了事实上的地方政治权柄的操纵者，其往往利用自己的职权欺压百姓，谋取私利。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胥吏往往能够上下其手，大捞好处。因此明清“胥吏之害”成为这两朝政治的极大问题。尤其清代，后世学者对其一向有“与胥吏共天下”的评价。明末清初学者总结明亡教训时，曾指出地方政治的弊端核心就在于胥吏之害。

绍兴师爷

绍兴师爷的说法产生自清代，当时各地衙门中的师爷，以绍兴籍（指绍兴府，下辖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八县）最多，因此人们习惯将师爷称作绍兴师爷。不仅师爷，清代衙门中的书吏也多绍兴人，因此清代官场有“无绍不成衙”的谚语。绍兴多出师爷和书吏的情况在明代已经形成，追其渊源，乃是源于明万历年间绍兴府山阴人朱赓辅政。当时朱赓担任明朝事实上的宰相的内阁首辅，利用职务之便，引用了许多绍兴籍书吏，后来许多书吏又干起了师爷的行当。另外，绍兴多出师爷，也与绍兴当地文化兴盛，重视教育，以及绍兴人多地少的经济现实所导致的绍兴人不恋乡土、有远游习俗的民风有关。在清代全国大大小小的衙门中，绍兴师爷遍布，互相介绍职事，并排挤其他乡籍的师爷。而绍兴师爷本身也以苛细精干、善治案牍等特点受到官员们的普遍欢迎和信赖。因为清代的官员素质整体不高，在遇到财政、司法等方面的问题时，往往对绍兴师爷这种专业人才相当依赖。因此绍兴师爷可以说在地方政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不少师爷本身的贪财和腐败也是出了名的，以至于“绍兴师爷”有时是一个带有贬义意味的词。

捐纳

捐纳是清代的卖官制度。卖官制度起始于秦汉，秦始皇时因蝗灾缺粮，规定纳粟千石可拜爵一级；汉文帝采纳晁错建议，又准予入粟授官或拜爵，当时称为“纳粟”。中国的卖官制度自此开始，以后历代都不同程度地有此举措。但清代之前的朝廷卖官，除东汉中后期比较严重外，一般都是因筹饷、赈灾、备边或兴办工程等事的权宜之计，并不严重。到清代时，卖官情况达到了历代最严重的程度，不仅卖官的范围大大扩大，而且开始制度化，称为捐纳。清代的捐纳开始于康熙朝，当时因对三藩用兵，财政吃紧，为筹集军饷朝廷颁布了捐纳制度，三年时间卖出了五百个知县职位。其后各个清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到清中晚期达到极盛。清代捐纳分为两类，一类是因救荒、河工、军需等事开捐，事毕即停；一为常行事例，平民可捐贡生、监生，官员可捐钱升职等。其中，常行事例始于乾隆，这是卖官制度首次制度化。清初捐纳规模并不大，到嘉庆以后，捐纳现象开始泛滥，不仅文职，武职也可以捐纳。尤其晚清，由于对内镇压太平天国和对外的几场战争导致军费开支激增，加上失败后还要对列强赔款，捐纳收入成了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基本占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0%以上，甚至曾达到过48%。捐纳制度一方面使大量贪财无能之人步入官僚阶层，导致吏治腐败；另一方面又因破坏了社会公平，导致天下士子无心读书，国家更无人才，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不过古代买官者也有为实现抱负的，比如汉代著名廉吏张释之，就是通过买官入仕，最后官至廷尉。

致仕

我国古代官员退休称作“致仕”。夏商及西周时期的官员是实行世卿世禄，即终身制，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官员退休制度。汉代时，已经形成完善的退休制度。据东汉班固编撰的《白虎通义》记载，官员年满七十，如果耳目不聪、身体不再灵便，便必须退休；退休后发放原来俸禄的三分之一。唐代时，规定官员只要年满七十，不管身体如何，必须退休。另外，那些“年虽少，却形容衰老者”，也得退休。退休后五品官以上可得半禄，京官六品以下，地方官五品以下的则发给土地，官员回乡可以做地主。宋代退休制度基本沿用唐代，由于宋代官员俸禄丰厚，许多年满七十的官员总是赖着不退。朝廷也没什么办法，只是不再对其升职，并经常找御史大夫故意找他们的茬或找其亲属规劝其退休。元代规定三品以下官员年满70便要退休，三品以上则比较宽松。明清两代，由于官员大量冗余，官员退休年龄由七十变为六十，并鼓励提前退休。退休官员一般可拿半俸。总体而言，古代退休制度主要是针对中下级官员，对于朝廷重臣则比较宽松。事实上，古代的许多宰相都是由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担任。另外，古代官员退休后的待遇，除制度规定外，也往往跟官员的功绩及皇帝对其恩宠程度有关。

上卿

周代官制，最尊贵的诸侯大臣称为“上卿”，历代多沿此制。例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可汗

我国古代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最高统治者叫可汗。其妻叫可敦。例如《木兰诗》：“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

洗马

说过了“司马”，我们来说“洗马”，这是古代官名。“洗”不读xǐ，而是通“先”，也称为“先马”。洗马可不是洗刷马匹的意思，而是指在马前驰驱之意。秦汉时期，洗马为太子的侍从官，太子出行就由他来作为前导。晋代时变成为掌管图书的官职，南朝时洗马隶属于典经局，隋唐时设司经局洗马一职，这一官职一直沿袭到清代。清代司经局所设的洗马用满汉各一人，位从五品。在历史上唐代魏徵曾做过太子李建成的洗马；清末重臣张之洞年近中年，还官为洗马。

太傅

古代三公之一，周代开始设置，地位次于太师（辅佐国君的官）。东汉时期每一个皇帝即位，都设置太傅，参与朝政，为众臣之首。后世多以他官兼领，为优待大臣之荣誉衔，并无职事。明、清两代则以太傅、太师、太保作为赠官，加衔之用，不是实职。还有，历代称辅导太子的官为太傅。

尚书的演变

官名。始置于战国，或称掌书，“尚”是执掌的意思。秦代是少府的属官，掌殿内文书，地位很低。汉武帝时设尚书五人，开始分曹治事。东汉时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从此三公权力大为削弱。魏、晋以后，尚书事务愈来愈繁杂。隋代设置尚书省，分为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以左右仆射分管六部。宋代以后，三省分立之制渐成空名，行政全归尚书省。明代初期，尚存此制，后来废去中书省，直接以六部尚书分管政务，六部尚书等于国务大臣。清代相沿，清代末期改官制合并六部，改尚书为大臣。

天子

古代君主的称号。《礼记·曲礼下》：“君天下曰天子。”古代认为君权是神授的，君主秉承天意治理人民，故称君主为天子。

皇后

皇帝的正妻称皇后。秦、汉以后，历代沿称。这里我们说一说“后”的意思，“后”最初也是君主主宰的意思，其与“帝”的区别是：“帝”是传说中的天神，而“后”是大地的统治者。如禹之子启就被称为夏后氏。后来，因为皇帝的正妻主宰六宫所以称为皇后了。

公主

帝王、诸侯之女的称号，周代称王姬，战国时始称公主。汉代，皇帝之女称为公主，皇帝之姊妹称为长公主，皇帝之姑称为大长公主。历代沿称。

丞相

始于战国，为百官之长。到了秦代，在皇帝以下，主要由两府一寺组成中枢机构，两府指丞相府、太尉府，一寺指御史大夫寺。丞相府的首长是丞相，基本职责是辅助皇帝治理国政，丞相被尊称为相国，通称宰相，在大臣中，权力最大，官职最高。西汉初期，称相国，后来改称丞相，与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西汉末年，改称大司徒；东汉末年，复称丞相。三国、晋、南北朝时，或称丞相，或称司徒，或称大丞相，或称相国。

士大夫

古代指受职居官的人。《周礼·考工记》：“坐而论道谓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也作为社会上层人物的通称。《师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斜封官

“斜封官”，也称作“墨敕斜封官”，是唐朝的非正式任命的官员，是当时人们对由非正式程序任命的官员的一种蔑视性称呼。这种官职的任命状是斜封着的，要从侧门交付中书省办理，而且它上面所书“敕”字是用墨笔，这与中书省黄纸朱笔正封的敕命是不一样的，“斜封官”由此得名。

在唐朝，官吏的任命有严格的程序和制度，即先由吏部注官，再经过门下省过官，最后经过中书省对皇帝颁下的任命状进行“宣署申覆”。皇帝和宰相掌管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的授职和迁转以及六品以下的一些清要官职的任命权，吏部主要管理六品以下的中低级官员的授职升迁。但是唐中宗、唐睿宗时期，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擅权用事，公开卖官鬻爵，破坏正常任官制度，官员由皇帝或以皇帝名义直接用斜封任命。被任命的斜封官有时可达数千人。墨敕斜封官的授官方式导致朝政混乱。直到唐玄宗登基之后，在贤明的宰相姚崇等的协助下，罢免了中宗以来的斜封官，并规定不允许再行斜封官之事，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冗官污吏充斥朝廷的局面。

员外

员外是员外郎一职的简称，有“正额之外”增设之意。三国时期魏末最早设置了员外散骑常侍，晋朝初年又设置员外散骑侍郎，都是皇帝的侍从官。南北朝时，新设了殿中员外将军、员外司马等。到了隋朝，员外成为尚书省二十四司内各司的次官，地位又提升了。唐、宋、辽、金、元、明、清沿隋制，以郎中、员外郎为六部各司正副主官，员外已在编制定员之内，成为显赫之位。从明朝以后，员外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闲职，当时地主和商人可以通过捐银两的方式来获取员外一职。后来，“员外”逐渐失去了其本来含义，我们在京剧和明清小说当中常常看到“员外”是专指一些有钱人了。

太守

太守这一职位原来是战国时郡守的尊称。西汉景帝时，郡守改称太守。太守是一郡最高的行政长官。到了南北朝时期，新的州、县增加了很多，而各郡之间所管辖境地相对地缩小了，州、郡之间的地域区别也不大了。到了隋初，留州、废郡，州刺史就代替了太守的官职，太守就成为刺史或知府的别称，而不再是正式官名了。到了明清时期，太守则专门用来称呼知府了。

县官

我国古代县一级的长官的称呼，历代都有所不同。

春秋时代，地方一级的行政单位有邑县，邑县长官的称呼，各国不一，晋国叫作大夫，楚国叫作令尹，鲁国、卫国叫作宰。

战国时，行政单位有县、郡。郡的长官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军事，被称为守；县的长官的主要职责是掌管民政，被称为令。发展到后来，郡在上，县在下，郡比县大出一级，地方行政系统也就随之发生改变。

秦汉时，超过一万户人家的县，其长官叫作令；一万户人家以下的县，其长官叫作长。

隋唐时，称佐官代理县令为“知县事”，县的长官的称呼，都是令。

宋代时，县的长官叫作知县事，简称为知县。元代把知县改称为县尹。明代和清代沿袭了宋代的称呼，也称知县。

古代官员的品、阶、勋、爵

品

古代职官制度，是分等级的，这种等级就叫作品。

汉代区别官位的高低，主要是根据禄石的多少。例如禄石在千石到六百石之间的，是县令；禄石是二千石的，是九卿，或者刺史、太守。九卿、刺史、太守的品级比县令的要高。

曹魏时，把职官分成九品，从一品到九品，职位从高到低，一品最高，九品最低。

隋唐时，九品又分正品和从品两种，自正四品起，每品又分上阶和下阶两种，这样总共加起来，分出的级别，就达三十级之多。级别分得太多太细，就产生庞杂繁琐的毛病了，所以明清时，这种分级就被加以简化，九品中的每品，都只分正品和从品两种，不再分阶，这样就从三十级减少到了十八级。

阶

我国隋代时，在政府中担任有职务的官员，被称为职事官，没有担当职务的官员，就被称为散官。

唐代时，政府把这些散官的官号，进行了一番整理、补充，在整理和补充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品级，用来作为标志官员身份级别的称号，这些称号，就称为阶。例如文官阶是：从一品称开府仪同三司，正二品称特进，从二品称光禄大夫，等等。六品以下的文官阶，称为郎，例如正六品上，称为朝议郎，正六品下，称为承议郎，等等。

宋、元、明、清四代，都有阶官，不过名称、品级和唐代相比，有的已经有所改变。

勋

勋和阶一样，都是唐代在对前朝某些散官官号整理、补充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新的官号。勋号的用途，主要是作为酬赏军功的标志，被加勋的官员，就叫作勋官。勋官一共分成十二级，有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轻车都尉、骁骑尉，等等。

明代的勋号，分成文勋、武勋两种，武官的勋号变化不大，基本沿袭前代，文官的勋号则有所发展，除了“柱国”外，还增加了正治卿、资治尹，等等。

清代时，勋和爵就被统一成一个了。

爵

古代的封爵制度产生很早，周代时就有了。据说周代封爵，共有五等，五等分别是公、侯、伯、子、男。

汉代也封爵，但爵的等级比较简单，事实上只有二等，即王、侯二等。汉代皇子封王，和先秦时的诸侯王相当，所以通称诸侯王。汉代初期异姓也封王，但异姓封王，就不通称诸侯王，而是通称列侯。汉武帝以后，各个诸侯王在自己的王国境内，有权分封自己的庶子为侯，这种封侯也是列侯性质，被封侯的庶子，就叫做王子侯。

三国以后，封爵制度减损补益，不断发展，其中有和前代基本保持一致的，也有变化较大的。同姓封王是基本保持一致的，异姓封王是变化较大的。异姓封王的情况逐渐少见，朝廷对于异姓，通常都只封为公侯伯子男，不再封王了。

晋宋以后，朝廷进行封侯时，有时会在爵号前面，添上含有尊贵意味的“开国”两个字，叫作开国爵；爵号前面没有添上“开国”两个字的，叫作散爵。

薪俸

古代官员发的工资称为“俸禄”和“薪俸”。“禄”的本义是上天所赐给的福分。帝王是天子，他们把土地、奴隶等赐予大臣，这些事物就是“禄”。当时只有有爵位的人才有“禄”。所以“禄”是分封制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内部按等级对土地、民众的分配。“俸”是奉引申出来的字，它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发展的产物。早期的“俸”是按照贤能程度、功劳大小的标准以粮食的形式发放的，有时也将粮食折合成钱发放。可见，“俸”与“禄”最初是不同性质的物质财富分配。到了后来，俸禄常常作为一个词使用，泛指朝廷发给的钱银或粮食。

“薪”的本义是柴草，“薪”和“水”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古代的官府除了给官员发“俸”外，也经常以各种名目发些生活费，称为“薪”。据史料记载，发“薪”的形式也不一样，有时是发柴草，有时也折合成钱银，这样，“薪俸”也就成为一个词了。直到现在人们还把“发薪水”和发工资当成同义词。

贝勒

“贝勒”在满语中写作“beile”，在《金史》中被称作“孛堇”或“勃极烈”，是部落酋长之意，其复数被称为“贝子”。

在金朝，贝勒是一个有实权的官职，地位仅次于“皇帝”。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曾被称为“淑勒贝勒”，意为“聪睿的贝勒”。努尔哈赤也用贝勒称其子侄。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以后，他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被封为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四贝勒，四大贝勒每月一位轮流执政，处理一切国家大事，取代五大臣议政制度。四大贝勒职位可谓一人（努尔哈赤）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到了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定宗室世爵为九等，第三等为多罗贝勒（多罗，满语，即为国家之意），简称贝勒。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又定宗室封爵为十四等，第五等为多罗贝勒，这也用来封蒙古贵族。在清朝前期，贝勒领兵出征，享有政治、经济特权。随着满族统治者不断受到汉族官制的影响，“贝勒”逐渐演变成一个没有实权的爵位名称。

衙门

大家都知道，古代的官署称为“衙门”。其实，“衙门”最初是用来称谓军旅营门的。

衙门本作“牙门”。在古代，常常用猛兽锋利的牙齿象征武力，军营门外常常放有猛兽的爪、牙。后来为了方便，就用木刻的大型兽牙代替真的猛兽牙齿，还在营中的旗杆顶端装饰兽牙，悬挂的也是齿形的牙旗。由此，营门也就被称为“牙门”了。大约到了唐代，“牙门”逐渐被移用于官府，“牙门”也被误传为“衙门”。正如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所说：“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音稍讹变，转而为‘衙’也。”衙门一词广泛流行开来。宋以后，“衙门”就彻底取代“牙门”，成为官署的代称。

中堂

“学士”原是唐代开始设置的掌管文学著作的官，因为宰相兼管“学士”，就把宰相称为“大学士”。到了宋代，“学士”中资望特别高的人，被称为“大学士”。在明代，设大学士若干人，替皇帝批答奏章，参议政务，官阶五品。如果兼任尚书、侍郎，还可以加官到一品，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俗称“阁老”。清代的大学士是内阁的主官，官阶为正一品，一般称为“中堂”。

“中堂”之说起于北宋（一说起于唐），唐宋时期把政事堂设置在中书省内，是宰相处理政务的地方，中堂因宰相在中书省内办公而得名，后来把宰相也称为中堂。

明朝统治者为了进一步集中权力而不设宰相、中书省等机构，宰相的权力转移到内阁，由内阁来处理国家政务。明代大学士实际掌握宰相的权力，办公处在内阁，中书居东西两房，大学士居中，所以称大学士为中堂。清朝共设置六部，每部有尚书二人，一汉一满，在大堂上左右对坐，如果某个大臣以大学士的身份管部，就坐在大堂中间，称为“中堂”。不过这只是虚名，并不代表实际权力，军机处掌握着实权。

南北面官制

辽朝对统治区域内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法建立的两套行政体制。辽的境内包括许多民族，大体可分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汉人和原属于渤海国的部分人民，以及以渔猎经济为主的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为适应不同民族的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辽太宗耶律德光统治时期，制定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两套机构。北面官因为办事处所设在皇帝牙帐之北而得名。北面官以契丹固有官制为基础，又称“国制”，多用契丹贵族担任，主管宫帐、部族、属国和兵机、武诠、群牧之政，分朝官、帐官、宫官、部族官、属国官等。南面官办事处所设在皇帝牙帐之南，模拟唐官制而设，又称“汉制”，多用汉人充任，主管汉人州县、财赋、文诠、军马之政，分为朝官、宫官、京官、方州官、财赋官、边防官等。南北面官制适应了不同社会发展状况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