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新闻理论研究发生结构性变化——2014年我国新闻理论研究（1）

本章对我国多种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中有关新闻理论研究话题和内容进行了定量描述与定性分析，总结了2014年新闻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与特征。公民新闻、新闻专业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思想史、新闻制度、媒体融合下的新闻发展、舆论研究等是本年度研究的热点话题，而去年较热点的媒介素养、职业道德等主题逐渐边缘和淡化。总体而言，我国的新闻理论研究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重心转向新媒体语境下的理论研究。

2014年，中国新媒体的移动化和融合化程度不断加强，新闻传播机制仍然处于探寻变革的过程中，作为理论支持与指导的新闻学理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发现2014年我国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我们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具有代表性的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进行了综合整理，以发现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格局、主要话题及基本特征，并分析新闻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未来研究的建议。

本研究主要选取《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当代传播》《新闻与写作》《新闻记者》等期刊作为基本文献考察来源，搜集了这些期刊中2014年发表的有关新闻理论研究论文共115篇。根据新闻理论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按照新闻基本概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新闻史、新闻思想史、公民参与的新闻传播、新闻理论研究现状和新闻专业主义等方向展开研究，以描述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格局。

一、新闻理论建设研究

对新闻理论本体的研究依然是关注较少的研究对象，因此，很多批评家专门提出重视新闻理论研究的话题。杨保军论述道，“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学术性的新闻理论研究仍然比较薄弱’，理论疲软现象依旧存在；在如今更加强调应用研究的氛围中，理论研究更是步履维艰”。其针对种种新闻理论弱化现象，分析了强化新闻理论理论性的根据与理由，并重点就如何增强或提升新闻理论的理论性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路径与方法。在其相关研究成果中阐述了新闻学科的独立性与新闻理论建设的关系以及新闻理论建设的必要性；指出了新闻理论理论性弱化的表现：①缺乏新闻理论意识，缺少建构新闻理论的自觉；②缺少对学术研究、对理论研究的基本敬畏；③新闻理论研究中的“虚他主义”（作者自创新说法）倾向比较严重；④生硬迁移搬用其他学科理论多，认真消化转化成为自家理论少；⑤新闻理论教材缺乏足够的理论性。最后并提出强化理论性的途径与方法：①强化基础研究，改变新闻有应用、无理论的观念，逐步建构新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与内容；②展开积极的学术对话与理论交流；③从本科新闻理论教材的理论化建设着手（注：杨保军：关于提升新闻理论理论性的几点思考，《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第28～34页。）。

也有从新闻学研究规范的角度切入的研究，如郑保卫、李刚存认为：“新闻学的学术规范研究，应置于学术规范讨论的语境中，勾勒其总体历程和研究进度，为今后深入学术规范研究及建设提供指导。”作者对中国新闻学的学术规范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和梳理，从学术规范的层次和定义入手，追溯了中国新闻学发展历程中的学术规范问题，并将其作为新闻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来看待，进而从几个方面强调了学术规范对新闻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注：郑保卫、李刚存：学术规范讨论与中国新闻学，《新闻大学》，2014年第1期。）。

运用框架理论，从受众角度研究新闻理解问题，取得了重要进展，如杨洸认为：“新闻理解是受众掌握新闻事件主旨的一个认知过程。”他“阐释了新闻理解的两个关键部分：新闻记忆和新闻解读。它们虽在概念上截然不同，但在操作上时常混淆。三个实验用来检测新闻文本特点和个人基模对新闻理解的作用。结果显示，受众的教育程度而非新闻的显性特征在新闻记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两类新闻框架——通用框架和具体议题框架，作为新闻的隐性特征，和个人基模共同影响新闻解读，个人基模被视作主导因子。”（注：杨洸：新闻文本、新闻框架和个人基模对新闻理解之影响——以“锋芝婚变”为例，《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第10～17页。）

基于新媒体时代背景，也有从更基础层面，研究“新闻是什么”的问题，如杨保军“以新的媒介环境为参照，重新界定了作为价值客体的新闻范围，并说明了讨论“新闻的价值”的新根据与新理论。其研究立足“新闻的价值”研究主题与研究方向，从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价值关系、价值分类等角度，分析阐释了关于“新闻的价值研究在当前应该进行的方法论调整与转换。”（注：杨保军：准确认识“新闻的价值”——方法论视野中的几点新思考，《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9期，第108～121页。）

陈力丹认为：“巨量新闻信息，不论是新闻的发布者还是接受者，都无暇追问‘本质非本质’、‘绝对相对’等等，但需要很实在的新闻理论来指导新闻的选择、观察的视角、梳理的规则、制作的方法。然而目前我国的新闻理论，政治套话还是多了些，有的说得玄了些。看起来，民众似乎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新闻控制权，但这也意味着民众自身必须拥有把握这种控制的能力。否则，仍然会被强权操控，而且比以往更深度地被操控，因为传播技术的最大控制者永远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注：陈力丹：树立全民“新闻素养”理念，《新闻记者》，2014年第4期，第61～63页。）

虽然“新闻”已经成为研究者视野中司空见惯的术语名词，但对新闻基本理论的研究依然存在，如杨保军认为：“在‘后新闻业时代’开启的大背景下，我国职业新闻传播观念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宏观演变甚或转向，就目前来看，集中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新闻主体观念：由偏向‘传播主体中心观’，转向‘共同主体中心观’；传播价值观念：由偏向‘宣传引导中心观’，转向‘服务公众中心观’；内容与方式观念：由偏向‘内容中心观’，转向‘技术偏向中心观’；新闻传媒属性观念：由偏向‘意识形态属性中心观’，转向‘多元属性统一观’。”（注：杨保军：我国职业新闻传播观念的几个宏观转向——以“后新闻业时代”开启为背景，《新闻记者》，2014年第5期，第3～9页。）

“公众”与“新闻”的关系也作为新闻理论研究范畴予以关注，如杨晓凌认为：“公众与新闻界之间的关系在新的世纪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他援引美国著名新闻学刊物《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的提问：“何为新闻之鹄的？接受调查者有老牌报人，也有新媒体新贵；有资深职业新闻人，也有博客记者自由写手；有著名节目主持人，也有即将入读新闻学院的大学新生；有获过奥斯卡奖的制片人，也有总统御前写手……每一个寥寥数语的答案都关联着最新的新闻现象，各种个性化的表达使得一个枯燥的理论问题变得妙趣横生。”他“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回答进行重点译评，与之类似或者相关度较高的观点，则予以整合综述。”（注：杨晓凌：新闻业：正在消失的边界——《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新闻理念调查专题译评，《新闻记者》，2014年第5期，第18～28页。）

杰·布鲁默、斯蒂芬·库森认为：“过去几十年，新闻学作为一个领域凭借己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既值得庆祝，也值得反思。尤其是如今的学者们对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投入了持续的注意力，却忽略了它们外部的联系、影响和意义，这其中就包括它们的规范性等方面。实际上，重要的规范性研究已经呈现在文献中，”他们“将对其中的六种予以界定和例证。”“但目前为止，这些理念对新闻记者的想法或实践影响力还相对薄弱。”他们“归纳并建议了一条连通新闻学者和实践者之间的道路，使得他们能开展更密切和更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聚焦于双方都面对的规范性挑战。”（注：杰·布鲁默（Jay G Blumler）、斯蒂芬·库森（Stephen Cushion）著，郭恩强编译：新闻学研究的规范性视角：回顾与展望，《新闻记者》，2014年第7期，第86～92页。）

张涛甫认为：“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抽象，它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一个理论若不能回应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理论的合法性就会踩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首先表现为：理论研究对生生不息的新闻传播实践缺乏有力的回应，尤其是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鲜有正面、有力的回应。当下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而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变化更为深广。中国社会转型正好遇到以新互联网、移动通信为代表的新传播革命。这双重变革叠加在一起，释放出天量级的能量，对当下中国构成革命性的影响。传播系统作为连接社会系统各个器官的传感系统，其功能不是局限于局部，而在全局。”（注：张涛甫：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第48～53页。）

姜华从新闻自由角度对新闻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称“自弥尔顿等人为出版自由争辩之后的两三个世纪，新闻出版自由成为欧美诸多一流思想家关注的重要课题。事实上，近代以来，欧美思想界关于新闻自由的理念多有争论，而争论的起因在于——从思想史上看，新闻自由至少有功利主义、社会契约论、折衷派三个不同源流。起源不同，理解当然有异，这是后世新闻自由论争不断的原因所在。”（注：姜华：试论现代新闻自由观念的三个起源，《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第70～75页。）

陈力丹、廖金英在《2013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中“概述了2013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中的十个新鲜话题。这一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新鲜话题与往年稍有不同，关于新传播技术的话题具有明显的强势，以大数据、社交媒体为核心的研究圈层逐渐成形，一定程度限定了其他离散话题的讨论语境，原本呈板块分布的研究领域都变成了其子话题。研究者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都必须对大数据和社交媒体的环境做出回应。”（注：陈力丹、廖金英：2013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当代传播》2014年第1期，第4～8页。）

孟威、姚金楠在《2013年网络新媒体研究热点透析》中指出，“2013年是新媒体行业继续飞速发展的一年，新技术层出，新的传播现象日益丰富。”该文“聚焦于这年度网络新媒体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五个领域：微博微信、网络舆论、手机新媒体、媒介融合和社会影响，梳理了本年度学科研究的基本情况和整体脉络并加以评析。”文中认为，2013年网络新媒体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三大特点：一是结合技术热点和国家政策等新媒体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学理上的深化，研究有的放矢；二是随着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升级和学术积累，研究中有了明显的发展视角和历史维度，比较研究被更多地引入，行业发展和学科研究的脉络逐渐清晰；三是研究中学科交叉的趋势愈加明显，研究者思考维度不断丰富，拓展了新媒体研究的角度和范围。但也有诸多不足，如在针对新技术、新现象的研究中存在大量同质化、介绍性、总结性的阐释，短时间内产生了很多应景之作，缺乏深刻思辨；一些研究中片面崇尚数据测量和量化分析，缺乏理论深度。这些问题为未来新媒体的研究留下了拓展空间，在今后的科研中有待进一步完善。

刘建明在《当代西方新闻理论的完型》中提出，“当代西方新闻学是否已经衰落？传播学原理是否代替了新闻理论？”并在文中“探讨了西方新闻理论发展脉络、当代西方新闻理论的主要成果以及新世纪西方新闻理论的创新。当代西方新闻理论的形成同当代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改革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注：刘建明：当代西方新闻理论的完型，《当代传播》2014年第5期，第4～6页。）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一直是我国新闻理论界的重要课题。新媒体、自媒体的飞速发展使得舆论环境格外复杂。因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及其中国化问题更加重要。

丁柏铨在《当今中国的舆论引导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指出，“当今时代，中国社会舆论及其格局相当复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面对这种形势，官方及传媒机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才能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并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在此前提下，官方及传媒机构还应努力探索新的传播方式，以适应新的社会舆论格局。”（注：丁柏铨：当今中国的舆论引导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当代传播》2014年第6期，第1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