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卢卡奇(8)

然而，我并不打算谎称，书中的所有观点无一例外都是错误的。事实确实不是这样。例如，在第一篇论文的引言中，我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现在我认为，这个定义不仅在客观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处于马克思主义复兴前夜的今天能够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我指的是这样一段话：“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

我相信，还有许多同样正确的思想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我这样说并不觉得自己过分不谦虚。我只须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我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放到他的世界观的完整画面之中，而在我这样做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只愿意把它们仅仅看作是马克思个人发展的历史文献。至于在几十年后，这种关系发生了颠倒，青年马克思被看作真正的哲学家，而成熟时期的著作则受到忽视，那么，这不能责怪《历史与阶级意识》，因为在那里，不管正确与否，我始终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看作是本质上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同样不想否认，在书中许多地方，我试图对辩证范畴的真正本质和运动作出描绘，这会导致一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例如，对中介范畴就是这样描述的：“中介的范畴作为克服经验的纯直接性的方法论杠杆不是什么从外部（主观地）被放到客体里去的东西，不是价值判断，或和它们的存在相对立的应该，而是它们自己的客观具体的结构本身的显现。”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对辩证范畴的起源与客观历史的关系的探讨：“只有当，一方面人类存在借以形成的全部范畴表现为这种存在本身的规定（而不仅是它的可把握性的规定），另一方面这全部范畴的顺序、关系和联系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表现为现在的结构特征时，起源和历史才可能一致，或更确切地说，才可能纯粹是同一过程的因素。范畴的顺序和内在关系因而既不构成一种纯逻辑的次序，也不是按照纯历史的事实来安排的。”这条思路合乎逻辑地与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进行的著名方法论考察中的一段话完全吻合。像这种预示着对马克思思想作出真正唯物辩证的重新解释的段落，在书中并不少见。

如果我在这里把注意力集中于批判我的错误，这主要是由于实际的原因。《历史与阶级意识》过去对许多读者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甚至今天还继续产生这种影响，这是事实。如果是正确的论点产生了这种影响，那么一切都很好，作者的反应完全无关紧要和毫无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据我所知，事实是这样的：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产生的各种政治理论的作用，这本书中那些我今天认为在理论上错误的部分往往影响最大。由于这个原因，在四十多年后重印这本书时，我认为自己有责任首先指出这本书的这些消极倾向，并告诫读者注意错误，这些错误在当时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今天早已不是这种情况了。

我已经说过，在相当确切的意义上，《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对我始于1918～1919年的发展时期的概括和总结。以后的岁月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首先，这个时期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越来越失去现实的（甚至是看起来现实的）基础。列宁于1924年逝世。在他逝世之后的党内斗争越来越集中在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生存的问题上。当然，列宁很久以前就谈到过从理论上抽象地讲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似乎近在咫尺的世界革命的前景，当时曾使得这种断言的理论的和抽象的性质显得特别突出。列宁逝世后对现实的、具体的可能性进行讨论，证明在这些年代里世界革命还不能被认为迫在眉睫（只是随着1929年的萧条，世界革命才有时作为一种可能性出现）。而且，1924年以后，第三国际已经将资本主义世界的现状正确地规定为“相对稳定”。这些事实意味着，我必须重新考虑我的理论立场。在俄国党的争论中，我站到斯大林一边，赞成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在一国建成的理论，这很清楚地表明在我思想发展中已开始发生决定性的转变。

然而，决定这一转变的更直接和主要的东西，首先是匈牙利党工作的经验。兰德列尔集团的正确政策开始结出了果实。在严格的非法条件下活动的党，逐步扩大了它对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影响，结果是，在1924～1925年间，这一翼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并成立了一个激进然而依旧合法的工人党，这个党是由共产主义者非法领导的，它所选择的战略目标是在匈牙利建立民主制。它的最高纲领是要建立一个共和国，而非法的共产党本身则继续坚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旧战略口号。我当时在策略上同意这种做法，然而，关于如何在理论上论证这种立场的大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越来越为此感到痛苦。

这些思考开始动摇我在1917～1924年间所形成的思想基础。加之，世界革命发展速度的明显降低，必然导致各式各样左翼运动合作起来抗击日益增强的反动潮流。在霍尔蒂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对于合法的和左翼激进的工人政党说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甚至在国际运动中，也存在着相同的趋向。1922年发生了进军罗马事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德国的国社党也得到了增强，它成了所有反动势力日渐增大的集合中心。这就将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问题不仅必须在战略和策略上，而且还必须在理论上加以讨论。而且我们已经不能指望第三国际来提供什么创造性的意见，它正越来越强烈地受到斯大林主义策略的影响。在策略上，它摇摆于左派和右派之间。斯大林本人在理论上灾难性地介入了这种摇摆之中。1928年前后，他将社会民主党人描绘成为法西斯分子的“孪生兄弟”。这就完全关死了建立左派联合阵线的大门。虽然在俄国党争论的中心问题上，我站在斯大林的一边，但在这一问题上，我却深深厌恶他的观点。但无论如何，由于当时欧洲各国党内的大多数左翼集团都信奉托洛茨基主义（我对它始终持反对态度），这丝毫没有妨碍我从自己早期革命年代的极左倾向中逐步解脱出来。当然，如果我反对路特·费舍尔和马斯洛夫对德国问题的态度（对这些问题我始终极其关心），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的观点。为了廓清我自己的思想，也为了获得一种政治和理论上的自我理解，当时我极力寻找一种“真正的”左翼纲领，它应该提供一种不同于德国对立两派观点的第三种选择。然而，这种从政治和理论上解决转变时期矛盾问题的想法，被注定成为空想。我从未得到一种令自己满意的解决方法。因此，在这一时期，我没有在国际范围内发表任何理论的或政治的作品。

在匈牙利的运动中，情况是另一种样子。兰德列尔于1928年逝世，1929年，党准备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我接受了为会议起草政治纲领的任务。这使我面对面地碰上了匈牙利问题中的那个使我困惑的老难题：一个党能否同时提出两个不同的战略目标（合法的是共和国，非法的是苏维埃共和国）？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党对政府形式的态度能否是一种纯粹策略上的权宜之计（即非法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是真正目的，而合法党的前景只是策略上的手段）？对匈牙利社会和经济情况的透彻分析，使我越来越确信，兰德列尔当年提出共和国的战略口号，已经本能地接触到了匈牙利正确革命计划的核心：即使霍尔蒂王朝已经遭受了如此深刻的危机，以致为一种彻底的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匈牙利仍旧不能直接转变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因此，争取共和国的合法口号必须按列宁的精神具体化为他在1905年所说的工农民主专政。今天大多数人难以想象，这一点在当时听起来是多么荒唐。虽然第三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确提到这是一种可能性，人们仍旧普遍认为，由于匈牙利早在1919年就存在过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所以，从历史上讲，采取这种后退的步骤是没有可能性的。

这里不是讨论所有这些不同观点的地方。特别是因为这份提纲的内容，尽管对我个人来说起了改变我以后全部发展方向的作用，但作为一份理论文献，今天已经很难被认为具有什么重大价值了。加之，我的分析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具体细节上都是不充分的。这部分地是由于，为了使提纲的主要内容更易于接受，我对问题作了过于一般的处理，没有对具体细节着力加以发挥。但即便如此，它仍旧在匈牙利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库恩·贝拉集团把提纲看作是最纯粹的机会主义；我自己集团的支持则是很不坚决的。当我从可靠的来源获悉，库恩·贝拉正打算把我作为“取消主义者”驱逐出党时，由于十分清楚库恩在国际中的威信，我放弃了进一步的斗争，并发表了“自我批评”。尽管我当时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我也知道——例如从卡尔·柯尔施的命运中知道——被驱逐出党意味着不能再积极地参加反对正在逼近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我把这一自我批评理解为参加这种活动的“入场券”，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既不可能也不愿意在匈牙利的运动中继续工作下去了。

对这一自我批评是如何不能认真看待，下述事实可以说明：我世界观中的根本转变构成了勃鲁姆（Blum）提纲的基础（然而，提纲并没有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将这一点表述清楚），从那时起，这种转变就决定了我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毋庸赘言，这里不是对这些情况作出哪怕十分简短说明的地方。为了证明我的说法不是作者的主观设想，而是客观事实，我可以引证党的主要意识形态专家列瓦伊·尤若夫在1950年对勃鲁姆提纲所作的有关评论。他认为，我那时的文学观点直接渊源于勃鲁姆提纲。“每个熟悉匈牙利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卢卡奇同志在1945～1949年间持有的文学观点是与他更早得多的时期的政治观点紧密相连的，这些政治观点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匈牙利的政治发展和共产党的战略决策的背景上形成的。”[38]

这一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而且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方面，它为记录在此的转变画出了更加明确的轮廓。正如这些论文的读者所了解的，我之所以决定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伦理的考虑。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我丝毫也没想到，在以后的10年中，我将成为一个政治家。这是环境造成的。1919年2月间，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被逮捕了，我再次认为我有责任接受在为取代它而建立的半合法的委员会中的职务。从此，一系列戏剧性的结果便接踵而至：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红军的政治委员、在布达佩斯的非法活动、在维也纳的党内争论，等等。只是此时，我才重新真正面临着两种抉择。我就勃鲁姆提纲进行的内在的、私下的自我批评，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像我坚信的那样，很明显是正确的一方，但又仍然无法避免如此轰动的失败，那么，我一定是严重地缺乏实际的政治才干。因此，我感到可以问心无愧地退出现实政治的舞台，再次集中精力于理论活动。我从未对这一决定有所后悔（1956年，我再次担任了部长职务，这一事实与我的决定也没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在接受此职之前，我就作过声明，自己只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极度危急的关头接受了任命，一俟形势趋于稳定，我将立即辞职）。

至于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的我的狭义理论活动的分析，我在叙述中已经跳过了整整五个年头，现在才能回过头来稍微详细地谈谈这些著作。这种与正确的年代顺序相背离的叙述方法之所以有道理，是因为我毫不怀疑，正是勃鲁姆提纲的理论内容构成了我的发展的隐秘的目标。只是当我直接面对着一个特殊的、交织着最复杂问题的重要课题时，我才真正开始克服那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来一直构成我的思想特征的矛盾的二重性。也只是在此时，我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才可以被认为是结束了。现在，我可以指出那些标志着这一历史时期的理论著作，并以此勾画出自己直到写作勃鲁姆提纲为止的整个发展线索。我想，预先确定这条线索的终端，可以使叙述变得更容易些。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以下的情况，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即在这一时期，我的精力首先是放在匈牙利运动的实际问题上，因此，我的理论贡献主要只是一些即兴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