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宽容为本——与人争不如自己静(2)

南宋的沈道虔为人仁爱厚道。他家的菜园里，种有萝卜。一天，沈道虔从外面回到家刚要推门，发现有一个人正在菜园里偷他家的萝卜，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大喊捉贼或上前与其厮打，而是连忙躲避起来，等偷萝卜的人走后他才出来。

还有一次，沈道虔发现有人拔他屋后的竹笋，他命人告诉那偷笋人说：“这片笋还小，留着它们长大后可成竹林。如果你要竹笋我可以送你比这个更好的。”他命人到集市上买了两个又新鲜又大的竹笋，给偷笋人送到了家里，那人惭愧地低下了头。

沈道虔的家庭并不是非常富有，为了生活他经常带孩子们到田里去拾麦穗。一次，他在拾麦穗的过程中，遇到两个为麦穗而争吵的人。他二话没说，把自己拾到的所有麦穗都给了争抢人，二人见状顿时停止了争抢，惭愧得羞红了脸转身离开了。

仁爱是制止争吵的良药，同时也是帮助他人改正错误的好方法。生活中的小事，如果不涉及原则问题，就大度一些，没什么大不了的，吃点亏就吃点亏。

曹操的曾祖父曹节的仁厚在乡里广为流传。一次，邻居家的猪跑丢了，碰巧曹节家的猪与邻居家跑丢的那头猪长得几乎一样。邻居找到曹家，说曹节养的猪原本是他家的。曹节没有与邻居争吵一句，就把猪交给了邻居。

后来，邻居家的猪找到了，才知道搞错了，连忙将猪给曹节送了回去，并连连道歉，曹节宽厚地笑了笑，并没有责备邻居。

沈道虔和曹节这种人看起来似乎有点愚，对他人的坏毛病也照单全收，宽容忍让了事。在一些人眼里他们似乎显得有些窝囊懦弱，而事实上，这才真正说明了他们仁厚的为人。

偷萝卜、拔笋、争麦穗，虽然是错误的行为，但也是出于贫穷的无奈，有什么必要穷追不舍争吵不休呢？争吵甚至殴打可以纠正错误、一改常态吗？不能。

生活中，与他人相处时不采取极端的方式揭穿打击他人，而是本着包容的态度，让对方自觉惭愧岂不更好？他人还会感激你为他保留面子，维护他的尊严，还会发自内心地感激你。否则，只会搞得两败俱伤，毁了自己的名誉也坏了双方感情。

做个受欢迎的人其实不难，只要你能做到用仁爱之心去包容一切，人生之路自然越走越宽。

4.言出必行，行则必果

古人云：“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言出必行，行则必果。”这是做人的准则，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树立起自己威信的有效方法针。

诚信是立身之本，在社会交往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诚信就无法在社会中立足，古代谋略家都把诚信当作笼络人的一种手段，并且非常有效。利用诚信作武器，几乎所向无敌。

建安五年，曹操出兵东征。刘备被迫投奔袁绍，而关羽则为曹操捕获，拜为偏将军。曹操对关羽很尊重，待之以厚礼。后来，曹操发现关羽心神不宁，并没有久留的意思，于是对张辽说：“请你去试着问问关羽，是否愿意留在这里。”于是，张辽来到关羽的住处，询问关羽的意见，关羽叹息说：“我知道曹公对我厚爱，但是，我既受到刘备的知遇大恩，并起过共生死的誓愿，是不能背弃信义的。我总有一天要离开的。但在离开以前，对曹公一定要有所回报的。”张辽转告了曹操，曹操敬重关羽的义气。后来，关羽斩杀了袁绍的大将军颜良、文丑，并解了曹操的白马之围，曹操知道他肯定是要走了，于是，重重赏赐了关羽。而关羽则把曹操所有赏赐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包好留下，投奔正在袁绍军营里的刘备去了。曹操的部下要去追杀关羽，曹操说：“人，各有其主，不要去追他。”（《三国志·蜀书六》）

后人对曹操处理这件事的做法表示赞赏，认为曹操赏识关羽对刘备的忠心，不胁迫关羽留下而成全关羽的义气，具有帝王的气概和风度。在今人看来，曹操这样做，不过是借处理关羽事件以显示其仁义罢了，目的是为了取信于民，图谋霸业。但我们也可由此看出，即使是像曹操这样的枭雄，都不敢失去信义，可见信义对人际交往是多么重要啊。

成吉思汗入主中原后，为了统治需要，提倡忠君思想，以此作为维护统治的精神支柱。对待归降的将士，凡是背弃和戮杀旧主的，一律处死；凡放走旧主，使之逃跑，或为掩护旧主而积极抵抗的，反而以礼相待并予重赏。据历史记载：“桑昆曾设计谋害成吉思汗，后来桑昆战败而出逃，他的儿子阔阔出盗走桑昆的坐骑，将桑昆丢弃在荒野上，独自来投降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叫他做我的部下？’于是杀死了阔阔出。”

成吉思汗对王汗却是另一番情形。王汗与成吉思汗奋战三天三夜，最后精疲力竭，准备投降。投降前，王汗对成吉思汗说：“请您让我的部下走得远些，这样的话，您让我死，我便死，赐我活，我就为您效劳。”成吉思汗说：“教部下逃命跑得远远的，一个人同我厮杀，这难道不是大丈夫作为吗？这样的人可以做我的助手。”其实成吉思汗不过是借此人显忠劝义罢了。

西门豹治邺时，将粮食储藏在民间，说好战争一旦爆发，以鼓为号，立即将粮食集中起来。魏文侯不相信，西门豹于是登上城楼，下令击鼓。第一遍鼓响之后，百姓们有用肩背的，有用车装的，迅速把粮食集中起来。魏文侯说：“算了，让他们回去吧！”西门豹说：“在老百姓中建立信义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一旦欺骗了他们，以后就不能再取信于民了。现在燕国侵占了我们八个城池，我请求让我率军向北反击，以收复被侵占的城池。”于是，举兵讨伐燕军，收复失地后，凯旋而归。（《淮南子》卷十八）

司马光曾经说过：“信义，是君王的最大法宝。国家靠人民保护，人民靠信义保护。不讲信义，就无法使唤人民；没有人民，就没有办法守卫国家。所以，古代的君王，不欺骗天下之人；称霸天下的人，不欺骗邻国；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欺骗自己的臣民；善于持家的人，不欺骗自己的亲人。不善于称王称霸、治国持家的人正好相反，欺骗邻国，欺骗百姓，甚至于连自己的兄弟父子也要欺骗。上面不相信下面，下面也不相信上面，上下离心离德，最终导致失败。这岂不是太可悲了吗？”司马氏之言，确有一番道理可寻。

人际交往中诚信的建立非常重要，要做到言出必行，行则必果很重要。首先示人以诚，各种策略才能有效实行；若失信于人，任你再高明的计谋也无法实现，任何事业也很难做成。

5.守信是长久的事

一个人只有讲信用，才会在社会上不吃亏，别人才会信任你。诚信是人立足社会之本，也是想要做大事必备的一种品质。年轻人要想成大事必须讲诚信。

华人首富李嘉诚也曾经告诫他的儿子说：“当你什么都不能留下的时候，只要留下诚信，凭这一点，你就可以东山再起。”无独有偶，韩国现代集团的郑周永也是这样的践行者。

郑周永是一个由白手起家变成韩国首富、世界顶尖富豪的传奇人物。郑周永不但经商有术，而且后来他弃商从政，也成为世界瞩目的新闻人物。毫无疑问，郑周永是个值得人们学习的榜样，尤其对现代商人而言更是如此。

在郑周永弃商从政的1991年，现代集团的销售额达到510亿美元，居世界大工业公司的第13位，资产总额900亿美元，居世界工业公司的自有资产额的第2位。郑周永的个人家产，据他自己说是40多亿美元，但权威人士估计达65亿美元。

1915年，郑周永出生在三八线北侧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他在家中是老大，下面还有7个弟弟妹妹。由于人口多，生活很贫困，10岁的时候，他便一面读书一面参加繁重的劳动。

1933年，18岁的郑周永到汉城一个米店当伙计。因为正直能干，身患重病的米店老板把店铺交给他全权管理。当了店老板的郑周永先后将父亲及全家20多人接到了汉城。

1947年他创办现代土建社。在这个基础上，他于两年后将土建社扩展为现代建设公司。

1950年初，郑周永的现代建设公司已初具规模，成为一家拥有3000万韩元资产的中型企业。6月朝鲜战争爆发，他的得力助手、二弟郑仁永劝他携款回老家避乱，但他却南逃到釜山。釜山当时成为韩国政府的南迁地，因为战争原因，急需建房屋与军营，且造价昂贵。郑周永抓住这一机会，先后至少承建了300栋军营，造价只需20多万韩元一栋的房子，得到的承建费用却在100万韩元以上，让他大赚了一笔。

能拿到军营的承建权，与郑周永平时做生意讲信誉是密不可分的，战争年代人心惶惶，更需要诚信度，郑周永因此捡了便宜。然而，讲诚信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1953年郑周永承包釜山洛东江大桥的修复工程，就亏了大本。

承包到洛东江大桥的修复工程后，物价不断上涨，偶尔下跌也幅度不大。加上汹涌而至的洪灾提前到来，冲走了大批准备好的修桥材料，开工后一算总费用，比签约承包时的预算要增加4倍！这意味着完工后不但赚不到一分钱，还要亏赔7000万～8000万韩元。

郑周永骑虎难下。怎么办？是建还是停？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停止修建，宣布公司破产，以保住昔日的积蓄；另一条路是冒着亏血本的代价硬挺下去，这样可能会把过去的积累全部赔光。

为了“现代建设”的信誉，郑周永偏向了挺下去的做法。对于他的这一决定，当时他的亲友和公司的一些管理人员都表示不可理解，有的则站出来表示反对。但为了捍卫“现代建设”的诚信度，郑周永顶住了压力，义无反顾地干下去。他把自己所有的资金赔进去了，又变卖了十几年积蓄下来的全部值钱的家当，全投到洛东江大桥的修建工程上。

1955年洛东江大桥准时修建完成，经权威机构检测，质量达到一流水平。郑周永松了一口气，摸摸自己的口袋，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成了一个穷光蛋。

虽然郑周永变成了穷光蛋，但洛东江大桥像一幅杰作，成了郑周永无形的“资产”。它为郑周永赢得了社会信誉，光大了“现代建设”的名声，也赢得了韩国政府对他的充分信任。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集团进军汽车制造业。1967年现代汽车公司建成，现在该公司的汽车已成世界名牌。

认得诚信品格就像玉一样，品位越好就越值钱，郑周永的成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年轻人要想在以后的事业中有所作为，必须讲求诚信，才能站稳脚跟。

6.信誉是最好的证明

大家都知道“掩耳盗铃”的故事，那个自以为聪明的小偷到头来被自己骗了。其实做生意也一样，欺骗别人便是欺骗自己，讲信誉的人最终能够得到回报。

松下幸之助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世界都被称为“经营之神”。然而，松下却说：“生意不是神秘莫测的魔术，也不是诡谲多变的权术。生意就是实实在在地干事情。就是不欺骗别人，正正当当地做事，因此而获得别人的信赖。”他又说：“生意并不是奸诈诡谲之徒所能成功的，而应有一颗纯真无私的心。”

古有遗训：“无商不奸。”因此，一些人以为做生意就是要耍心眼、斗心计。松下以为，这只是看到了事物的局部，是只见皮毛、不见骨肉。而生意人所应秉持的，正好与此相反，应有一颗纯真无私的心。

松下说：“必须注意的事情很多，但最根本的，也是我期望自己能达到的，就是一颗纯真的心。人有了纯真的心，我所说的一切生意原则才会有效果；人若缺乏纯真的心，企业绝不可能不断地成长。”

松下一生就秉持着一颗纯真无私的心，所以生意上每每能临危而转、绝处逢生。比如，对于某种新产品，他根本不知该如何定价时，就诚实地告诉经销商这种产品的成本是多少钱，请他们帮助定价。经销商为某种产品而要求杀价时，他就告诉人家这种产品成本几何、正当利润多少，不能降价，如此等等。

森信公司董事长岑杰英生于广东南海。3岁时随家人移居香港，18岁时父亲过世，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他的肩上。开始他在一家纸行找到工作，一干就是10年，后因纸行关闭而自立门户。1965年，他创立了森信公司。成立之初，员工只有1人。送货、接单、见客户、做账都由自己独自承担。到1995年，森信全年的营业额已达15.4亿港元，销售纸品数量达21万吨，该年12月，森信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生意30载，岑杰英深深感慨道：“父亲没有留下什么给我，但他留下一个‘信’字，在他眼中，信誉是人的第一生命，人无信不立。这个字可以说令我受益终生。”他将自己创立的洋纸公司命名为森信，其含义是：“森”代表森林，是造纸的主要原料，“信”代表信誉，诚信为先，是公司生意的宗旨。

岑杰英指出，香港印刷业与时并进，发展至今日，成为与德国、美国、日本齐名的全球四大印刷中心，主要是以质量好、价格廉、速度快、交货期准而享誉世界的。他不仅与客户做生意非常讲信誉，而且在公司职工中也是极重信用，他和职工感情非常深厚。他说，公司业绩呈倍数递增，领先同业，主要是因为自己与员工多了一份深厚感情。公司管理层人员，绝大部分是从在公司服务多年的员工中提拔的，合作自然默契。而且他肯听别人的意见，只要意见有道理，他不介意听从伙计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