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5)
她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告诉孟子：做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也就是“言必行，行必果。”当孟家还在马鞍山的那个小村子居住时，看到邻居杀猪，孟子不解地问母亲：“邻家的猪好好的，为什么要杀掉它呢？”孟母当时正忙，便随口答应：“给你吃！”孟子十分高兴，一下午都在等着能吃肉，孟母为了不失信于儿子，从仅存的一点生活费中，拨出一部分钱给孟子从邻家买了一块肉，让儿子吃了个痛快。
还有一次，在孟子读书时，一天放学回家，看见母亲正在织布，便扔下书包，准备出去玩。
母亲叫住了他，问道：“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回答说：“还不是和过去一样。”孟母见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便拿起剪刀，一下子把织好的布剪断了。
并且告诫他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我织布一样，现在布没织完而从中间剪断，就永远不会织成一匹完整的布。”
“求学的道理，也是如此，必须将纱线一条一条织上去，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积丝才能成寸，积寸才能成尺，最后才能织成一匹完整有用的布；读书也是一样，要努力用功，并且持之以恒，经过长时间的累积，才能有成就。否则就像织布半途而废一样，一旦前功尽弃就毫无用处了。”
“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是为了增长知识，有了学问，将来你就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就可以避开祸害。你现在如果荒废了学业，将来就不免要做很苦的劳役，而且难于避免祸患。”
孟子听完母亲这番教导，受益很深，从此由早到晚勤学不止，后又拜子思为师，终于成为天下闻名的大儒。
孟母晚年，身体仍十分硬朗，对孟子的督教也从未放松过。孟子也十分敬爱母亲，他除了周游列国那一段时日以外，大多数的时间，都留在老母身边。为了母亲他不忍远离故国谋求更大的发展，只是在齐国担任了一个清闲的教授职务。
光阴如梭，悠忽之间，三十年岁月过去了。此时的孟母已年逾古稀，而孟子也已过知命之年了，他为自己整日无所作为，长吁短叹，闷闷不乐。孟母知道原因后，又对儿子说出了一段千古名言：
“夫妇人之礼，精五味，擅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己，故有闺内之修，而无境外之志。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
几句话就使孟子心中豁然开朗了，于是孟子收拾行囊，准备再次周游列国，这次孟子的游历受到了各国人民空前的尊敬与欢迎，可惜就在孟子扬眉吐气的时候，孟母却溘然辞世了，在归葬故乡——马鞍山时，乡邻们争相在路旁祭奠，对这位伟大的母亲极尽哀思。
孟母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的伟大之处又岂止“精五味，置酒浆，养舅姑，缝衣裳”和“三从之道”，她更重要是能在儿子的各个成长阶段，给予不同程度的教育。
17、让孩子走出家庭
——泰戈尔父亲的旅游教育
罗宾德拉纳德·泰戈尔（1861-1941），出生于印度，是著名作家、诗人、艺术家。
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文、史、哲、艺、政、经等，他几乎样样精通。其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深受人民群众喜爱。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外国出版发行。
泰戈尔一生硕果累累，他写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和大量文史著作，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还谱写了许多著名的歌曲。
泰戈尔的家族是印度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在种姓制度中属于最高贵的婆罗门种姓。父亲代温德纳特是位生活简朴、纯洁的智人和隐者，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大仙”。他赞成孟加拉的文化启蒙运动，支持社会改革，对吠陀和奥义书都深有研究，是个哲学家和宗教改革家。
他对子女的管教很得法，儿子泰戈尔的智慧和个性的发展深受父亲的影响。
泰戈尔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的饭菜同珍馐佳肴无法同日而语。今天的孩子将会讥笑我们的穿着。在不满十岁时，不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许我们穿鞋袜。冬季在衬衫外最多加上一件棉背心。那时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的吃穿是很差的……我们只要获得一点东西，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从果皮到果肉，我们从来舍不得扔掉一星半点。今天家境富裕的孩子所获得的食物，多半没有被消化而给糟蹋掉了。”
泰戈尔很庆幸自己的成长命运，他不仅避开了因长辈的溺爱而变坏的危险，反而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强健的体魄。
他在《我的童年》中写道：
“我一点也不比那些乱吃硬塞的孩子瘦弱，而且可以说更有力气……我把衣服、甚至鞋袜都浸湿，也不会伤风感冒。秋晚，我躺在露天的阳台上过夜。”
泰戈尔建议那些想使自己孩子身体好的父母，都能像自己父亲一样，不用任何方式来宠爱孩子。对此，他幽默地说：“这样做不但给你节省了伙食费，还节省了请医生的钱。”
代温德纳特也从不干涉子女的自由。
泰戈尔在《回忆录》中写道：
“父亲一生不干涉我们的自由，有几次我的作为违背了他的情感和理念，他只要稍加暗示，就可以制止住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认为，内心禁忌的力量未产生之前，最好还是等待，消极地接受某种意见，是不会使人痛快的。他深知，没有爱而单纯地执行命令是虚假的。他懂得真理的道路迷失了，还可以复得，但用外力强迫一个人或使一个人盲目地接受真理，最后倒会阻碍他走上真理的道路。”
父亲还有意识地广泛地接触大自然、接触社会生活的条件和机会。
在泰戈尔12岁那年，父亲为他主持了成人仪式。仪式结束后，代温德纳特问儿子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去喜马拉雅山旅游。泰戈尔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当然愿意！
在桑地尼克那些日子里，代温德纳特为在孩子身上唤起自信和责任感，让他掌握钱财，计划每天的生活开销。
旅行到阿默尔特萨尔时，父子俩又逗留了更多的日子。这里的人是有神论者，他们的宗教要义强调一元神梵天的基本精神和人的友爱。父亲定期带泰戈尔去庙里吟唱颂神曲。这一活动大大丰富和陶冶了泰戈尔的情操，令他终身难忘。他们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后来进入喜马拉雅山区。大自然的美使小泰戈尔陶醉了。
在这里，泰戈尔开始了他心旷神怡的山居生活。每天破晓前，父亲身裹红披巾，手执油灯，来床前叫醒泰戈尔，与他一块背诵梵文颂词，然后父子俩到山间林中做逍遥游。回来后，父亲教他一小时英文，然后跳进冰冷的水中沐浴。下午仍是读书散步。傍晚，父子俩在屋外平地上促膝而坐，儿子给父亲唱自己喜欢的颂神曲，父亲却给儿子讲述初级天文知识。
泰戈尔与父亲一起度过的四个月的野外旅游生活，是他童年时代最幸福快乐的日子，也是他一生最有价值的感受。
每当忆及此事，他总是十分感激父亲，是父亲使他认识了生命的真谛。
我国古代对于人的成长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要求。泰戈尔的父亲正是这样培养了他的儿子。攀越山峰、游览胜迹、长途跋涉、颂诗读书，这对于一个文学家的幼年来说，其意义不但是一段快乐奇妙的时光，更是一种受益匪浅的经历。这对泰戈尔日后的发展，无疑具有基础性的培养作用。
18、公平对待每个孩子
——汤川秀树的母亲对孩子的培养
汤川秀树是日本著名的物理学家，1949年他获奖时，年仅42岁，同时也是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论物理学家。
汤川秀树兄弟五人，都是颇有建树的学者。这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他们的家庭教育。
在明治之前，外祖父驹橘是守备和歌山城的武士，他对汉学很精通；明治以后又从事西学的研究，一直到晚年都在孜孜不倦地吸取着各种知识。
汤川家的孩子们从五六岁起就随祖父读汉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更是他们必读的课目，这对儿童来说是件苦差事，但当他们精通汉字后，读起这些书来就不怎么费力气了。
汤川秀树的父亲琢治，在日本是一位地质地理方面的专家，他曾多次到达中国，兴趣广泛，也喜好中国的琴棋书画。
琢治的特点是，一旦对什么感兴趣，就要收集其所有的文献，进行研究学习。
他迷上围棋，就买了好多围棋方面的书；他喜欢上了绘画就要搜尽所有绘画方面的书……
所以，汤川家中简直就是一所大大的书库。
汤川秀树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家里的书抓住了我，同时也给了我想像的翅膀。”年少的汤川秀树每天要读很多的书。
琢治从不强迫孩子读书，他认为为名次学习就违背了学习的初衷。他尊重孩子们的独立人格，希望孩子们将来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所成就。
汤川秀树的母亲则是一位温和的女性，她的教育原则是对每个孩子都要公平，并希望每个孩子都像父亲那样成为一名有学问的人。
父亲对性格内向的汤川秀树是否上大学表示怀疑，很少反驳丈夫的母亲开口说：“这样做对汤川秀树不公平。我们要公平对待每个孩子。”
母亲平时说话不多，她不爱对孩子们说教，但是从不拒绝孩子们提问题，只要孩子一问：“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她一定会停下手里正在干的活，耐心地回答孩子们提出的问题。
汤川秀树在自传中写道：“母亲是女性中少有的思考力丰富的人。”
汤川秀树的母亲毕业于东洋英和女校，英文学得很好。
在东京时，她为了能使全家人吃上可口的饭菜，每周末都要参加烹调学习班。
到京都后，随着孩子的增多，她也和京都的主妇们一样，忙前忙后很少抛头露面，但她仍长期阅读一些代表先进思想的杂志。
专心家务的母亲生前在遗言中写道：愿意提供自己的大脑做科学解剖。
父亲琢治还是犹豫着是否送汤川秀树到大学读书，这时东京大学的校长森外三郎对琢治做了保证：“汤川秀树的思维是属于飞跃发展的类型，他构思敏锐，在数学上很有天赋，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读小学时，幽默的数学老师竹中马吉激发起汤川秀树对数学的兴趣；高中时物理老师森总之助，更使汤川秀树成为酷爱读书的“书虫”。他几乎每隔几天就要去京都的书店购书，他买得最多的也是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书。
不可否认，汤川秀树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家庭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19、不一定要望子成龙
——冯友兰对女儿宗璞的教育
宗璞，文学家，本名冯钟璞。父亲叫冯友兰，原籍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是已故北大教授、著名哲学家。
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他一生学识渊博，著有：《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他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后，1929年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调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冯老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他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这对宗璞老师以后走上文学之路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冯老给宗璞童年印象最深就是他老在书房里。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让宗璞反复背诵唐诗宋词，每天早晨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背一段白居易的《百炼镜》。
有一次，宗璞因为一点小事与小朋友吵架了，父亲就把她领进书房，拿一本《百炼镜》让她背，背着背着她就不再生气，和小朋友重新和好了。
抗战时期，小宗璞随着父母一起到了昆明，他们的住所和当时北大文科研究所离得很近，于是她每天跟随父亲到那里看书。
小宗璞看书的范围很广，哲学、自然科学的书无所不看，冯老也从不加限制，他认为：书读得多了，人才能增长见识。
上中学时，有一次宗璞跟同学们一起到滇池去玩，回家后她把对滇池的感受写了一篇散文，不久就被登在杂志上，这是她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当时只有15岁。
后来，在报刊上就能经常见到她发表的文章了，人们开始称她为作家。当母亲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虽然心里很高兴，但他却认为女儿虽然天资聪颖，但做文学学力还是不够。
后来在为《宗璞小说散文选》作序时，父亲写道：“世界上伟大的作家都是既有很高的资质，又有过人的学力。杜甫说他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上一句指的就是他的学力，而下一句指的就是他的聪明与才智，二者都有，才能写出他的惊人诗篇。”
宗璞的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礼的贤惠女性。她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说到母亲，宗璞老师深情地说，在我们家里，最不能想像的就是没有母亲的样子了。母亲病重住院后，父亲说：“没有了你娘，这房子太空。”
但是在1977年母亲还是抛下了父亲和儿女们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她卧在病榻上用力抓住宗璞的手说，她可以放心地离开人世了，因为她的儿女们都很有出息。
四个子女确实都没有辜负自己的母亲，大儿子学机械制造，大女儿学外语，小儿子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是一位出色的飞机制造专家。
一次，冯老在接受采访中回答提问时，列出对他一生最有帮助的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吴清芝夫人，也就是宗璞的祖母，一位是宗璞的母亲任载坤，还有一个便是女儿宗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