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德莱塞及其文学创作
曾经一度，德莱塞在西方评论界被认为是过时了。然而，毕竟德莱塞是大家，大手笔，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现在，任何一个有点分量的批评家都不得不承认德莱塞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伟大的开拓者，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巨人。辛克莱·路易斯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说：应该得奖的是德莱塞。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假定你们选中的是西奥多·德莱塞吧。在我和其他许多人看来，没有人比他更孤独。他总是得不到人们的好评，相反却常常遭到责难。但是他扫清了道路，使美国小说从维多利亚式的W.D.豪威尔斯那种谨小慎微、温文尔雅的风格转到了开诚坦白、直言无畏、充满生活激情的风格。”德莱塞开辟了道路，他深深地了解他的时代的美国。他的笔触是深刻的、怜悯的、悲愤的、悲剧性的。因此路易斯还说，如果把奖金给了德莱塞，那肯定要听到从某些方面吹来的一片非议，因为在德莱塞的笔下，男男女女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那样“心情开朗，时时欢歌，处处美德”，而相反“常常是些罪孽深重的绝望的悲剧形象”。这正是德莱塞要表现的真正的美国和美国人。
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是德国移民的后代，他父亲原是德国天主教徒，农民出身，为逃避征兵来到美国，德莱塞的母亲是属于基督教少数教派的农村姑娘。他们结婚后定居印第安纳州。老德莱塞原先是一家毛纺作坊的管理人，像《珍妮姑娘》中的父亲老盖哈德一样，他总是走背运，先是作坊失火，修复时他又受伤，从此失去劳动力，拖着十几个孩子，在印第安纳州各处漂泊，勉强维持生计。他还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努力按照教规严格管束子女，但是与《堡垒》中的父亲一样，只能使子女与自己疏远。德莱塞一家兄弟都很早离家谋生，没有成就什么事业，只有德莱塞的一个哥哥成为流行歌曲的作者，小有名气。德莱塞的两个姐姐在少女时被人引诱，弄得他们一家在当地声名狼藉，不得不一再迁居。总之，德莱塞在财产、地位、宗教乃至民族心理上，一直觉得是被排斥在正统之外。这种心理的形成有助于他后来对美国社会鞭辟入里的观察。
德莱塞从少年时起就经常打零工，没有受过系统教育。曾有一个中学教师看出他与众不同，用自己的储蓄资助他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读过一年书。离校后，他先在芝加哥一家小报馆谋差事，后来走遍中西部许多城市。1894年当他满二十三岁时，德莱塞来到纽约，向一些杂志与小报卖稿子。1898年，德莱塞跟一位十分拘谨的女教师结婚，没有几年就分居了。他一生中艳遇不断，妻子死后，1944年他与多年的伴侣海伦·理查逊正式结了婚。
1900年在发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嘉莉妹妹》之后，德莱塞发生过一次精神危机，一般认为是由写作、谋生和家庭各方面的矛盾引起。经过一段疗养之后他到铁路上去做重活，1903年又重新拿起笔来，先后在纽约的好几家报纸当编辑，1910年，由于与一位“上流社会”的少女过往甚密，被革了职。1911年他出版了《珍妮姑娘》，在这之后连续十五年是他创作的最旺盛时期，他主要作品都是在这时期完成的。
德莱塞长期的新闻工作为他的写作做了准备，他的第一部小说《嘉莉妹妹》是一部具有极大思想与艺术力量的成熟作品。从某一方面来说，美国文坛对德莱塞和《嘉莉妹妹》的到来是应该有准备的，因为十九世纪末以来，现实主义在美国有很大发展。可是从社会风气和舆论来说似乎又很没有准备。当时清教徒式的虚伪道德还有很大影响，所以《嘉莉妹妹》的出版受到很多阻挠，直到1915年还有人发起对它的抵制。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嘉莉妹妹》确实给美国社会以很大的冲击：这主要还不在于细节方面的暴露，而在于其敢于撕破道德的虚伪。在《嘉莉妹妹》中我们看到，按资产阶级标准的不道德者受不到惩罚，甚至还会发迹，如嘉莉妹妹本人。人们失败灭亡的原因也不在于不道德而是由于失去竞争的能力，如赫斯特渥特。这一点是最击中当时社会的要害的。《嘉莉妹妹》的故事虽然不复杂，却反映了美国社会的许多方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黄金的美国”，像嘉莉这样的乡下姑娘来到城里没有一点生活出路。寄居在姐姐、姐夫家，这个工人和他的年轻的妻子像牛马那样操劳，生活极端单调，他们对嘉莉那么冷酷，这根本上是因为他们分不出一点东西给她。在工厂里，嘉莉完全是机器的附件，赚的几文钱不够温饱。她在芝加哥的人海里浮沉，先与商品推销员杜洛埃同居，后又被酒吧间的经理赫斯特渥特拐骗，赫斯特渥特为她抛弃了家庭，携东家的款子逃跑。在纽约，嘉莉作为演员的上升令人眼花缭乱，完全是美国式的成功，而赫斯特渥特的失败与灭亡也是美国式的：他失去竞争能力，被生活抛在一边，沦为乞丐，死无葬身之地，无论是他的妻子儿女还是嘉莉，都对他不闻不问。他们已完全属于两个世界。赫斯特渥特和嘉莉，他们互相走向自己的反面，互相调换位置，直至赫斯特渥特的死亡和嘉莉走向成功的顶点。
赫斯特渥特的地位是那么脆弱，“一失足成千古恨”。他那致命的过失也是一连串的偶然造成的：抽屉没有锁，而当赫斯特渥特数钞票时，他又不小心碰了一下抽屉，无意中把它锁上了，一叠叠钞票赫然暴露在外，他有嘴也说不清，于是就卷款一逃了之。多么微小、多么偶然的琐碎细节，竟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
嘉莉成为红极一时的舞台明星，却对生活很不满足，自己也说不清缺了什么。她必须说服自己，“我是幸福的”，而她又情不自禁地对好友说：“我真寂寞呀！”她在成功的路上也是无奈的，剧场生意不好就得关闭，纽约的生意不好就得随团去伦敦。总而言之，她得演戏，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卸了装在台下，这场生活的戏——无休止的盲目追求——不能稍停片刻，否则就是赫斯特渥特的下场。嘉莉妹妹在某一种意义上与《美国的悲剧》中的克莱德相似，虽然他们的命运那么不一样；他们都是被动的，不断被生活驱使，听任物质的引诱，在机缘的作用之下，个人的意志是微不足道的。小说对人物不同命运的描写，远远超出了任何道德说教的公式，探索人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背后的一些更根本的东西。弗兰克·诺里斯1900年正在道勃尔戴出版公司作审稿人，他发现了《嘉莉妹妹》的稿子，大力推荐，促成道勃尔戴与德莱塞签订了合同。后来道勃尔戴又改变态度，据说是受了太太的影响，认为此书“有伤风化”；但因有契约在先，他不便反悔，便玩弄《威尼斯商人》中所谓“可以割肉但不准流血”的文字游戏，如约出版了书，印了一千多本，但没有大力销售。后来德莱塞买下了这本书的版权，在1907、1908、1911和1917年几次重印，由于顽固的社会偏见，《嘉莉妹妹》迟至1932年才收入美国权威的《现代文学丛书》。在《嘉莉妹妹》之后，德莱塞有十年之久没有再发表作品，主要从事新闻写作。
《珍妮姑娘》（1911）描写天真、美貌、善良的贫家女珍妮姑娘一生的悲惨命运，在某些方面令人想起哈代笔下的苔丝。珍妮出身于俄亥俄州一个破产手艺人的家庭，按社会的安排，她多半会成为工人的老婆，劳苦一辈子，但由于命运的捉弄，她在当洗衣女工时被一个五十多岁的参议员看中。后来为了感谢参议员营救她被捕的哥哥，珍妮委身于他并且怀了孕，而参议员偏偏得急病死亡，珍妮于是成了“堕落的女人”，被父亲赶出家门。她外出当女仆养活自己的女儿，又被一位绅士凯恩先生看中，几次对她有意。不久珍妮的父亲受伤、失业了，家里生活无着落，珍妮再次牺牲自己的贞操，答应与凯恩同居。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关系不为社会所容，凯恩遭到舆论的谴责和家庭的反对。最后还是经济的力量——遗产——使他不得不跟珍妮分手。而就是这点也是珍妮为了照顾他的利益自己要求的。珍妮从小吃苦，没有受过教育，却在生命的重要关头出于善良的本性，总是照顾他人而牺牲自己。可是按照社会规范，她是“堕落”的女人，直至死亡，还只能隐姓埋名，跟前没有一个亲人。《珍妮姑娘》笼罩着一片悲剧气氛，珍妮的命运令人感到什么善良心愿都无济于事，世事就在那里运转，那么残酷无情。可是珍妮忍痛做到了她自认应做的一切，获得了内心的平静。著名批评家门肯在读到《珍妮姑娘》的校样后发现了德莱塞的天才，对德莱塞说：“不论是谁否认这点，你也别信——你肯定是写出了除《哈克贝利·费恩》以外美国最好的一部小说。”在《珍妮姑娘》之后，德莱塞去了一趟英国，回来后接着动手写“欲望三部曲”之一的《金融家》。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一些金融巨头崛起的历史事迹引起德莱塞的浓厚兴趣。他注意到他们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如阿斯托、范德比尔特铺设铁路，洛克菲勒开发自然资源，阿穆把屠宰牲畜、包装肉食变成一项工业，而福特、普尔曼则发展交通事业，使得人们可以轻易地消灭地理上的距离。他们被人们比喻为用科学技术征服环境的普罗米修斯。德莱塞面对这些事实，常常思考这些巨大社会变化背后的真正动力是什么？一方面，他怀疑个人意志究竟起多大作用，另一方面又担心机械的决定论是否会取消理想，取消正义斗争的意义。
1898至1899年，德莱塞受《成功》杂志的委托，采访了一些社会名流、工商巨头，希望通过这些人物的事迹宣传“勤劳发家”。德莱塞却利用这次机会向他们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譬如能力、机缘、气质、遗传在他们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在被采访的人中，臭名昭著的查尔斯·耶基斯最吸引德莱塞的注意。当时有一本揭露工商巨头发家的书《非法的财富》，其中有许多篇幅披露了耶基斯的种种丑事。德莱塞吸取了该书中的资料，以耶基斯其人为原型构思了“欲望三部曲”。
“欲望三部曲”由《金融家》《巨人》和《斯多噶》组成，不过最后一部隔了好久才写出来。通过这个三部曲，德莱塞大体上以耶基斯的事迹为蓝本，塑造了金融家佛兰克·考柏伍德的形象，描写了他的发迹，在金融界的起落和最后的死亡。
小说《金融家》以佛兰克·考柏伍德看见“大鱼吃小鱼”的场景开始的，他由此领悟到这正是人生的写照。这个思想成了他毕生做人的守则，也贯穿于作者在全书中对美国社会的描绘。佛兰克从小就善于投机，当时正值美国铁路大发展时期，他控制铁路股票，成了费城有声望的金融家。他在私生活方面跟做生意时一样无情。他一旦地位高升，就抛弃原来的妻子，引诱同行和恩人的女儿艾琳·柏特勒。他与市政府的政客狼狈为奸，挪用公款，事情败露以后，他引诱少女一事也同时被发现，引起公愤。考柏伍德吃了官司，坐了牢。出狱后，他继续以“大鱼吃小鱼”的精神重整旗鼓，1873年乘着经济危机贱卖一批股票后迁居芝加哥，再次发家。他与妻子正式离婚，与柏特勒小姐公开出入社交场合，一心要跻身于芝加哥的“上流社会”。
在《巨人》中，德莱塞继续追述佛兰克·考柏伍德的故事。德莱塞经过详细调查掌握大量关于芝加哥金融界的内幕。他描写了考柏伍德与市政官员勾结，控制芝加哥市内电车公司的活动，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垄断资产阶级集团的出现。德莱塞着重描写了考柏伍德的个性。这个人物的能力和贪婪都超出常人，对金钱、权势和女色的贪欲是无餍的。他还有无穷的精力、手段和克服逆境的毅力。在芝加哥“贵族”的社会里，艾琳·柏特勒不善于应付，不能帮助他站住脚，于是考柏伍德就厌弃了她。《巨人》不仅强调了耶基斯在个人关系方面的冷酷，同时还着重描写了他与全社会的对立。在芝加哥，在人民与垄断财团的斗争中，他成了众矢之的。最后由于工人和其他有正义感的人们的联合行动，考柏伍德又一次被挫败；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正义的州长阿特盖尔德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否决了考柏伍德延长特许权的要求，给他以极大的打击，就这样结束了他一生奋斗中的又一个阶段。
《斯多噶》续完了考柏伍德的故事，是德莱塞临终前写成的，死后才出版。《斯多噶》作为“欲望三部曲”的结尾，突出表现了一切世俗的财富和功名成就终归都是一场空。考柏伍德从芝加哥横跨大西洋到英国，打算投资扩大英国的地下铁道网。同时他在英国也找到了一个与他的才智匹配的女人。考柏伍德获得了金钱所能换来的一切，进一步要达到不朽。他搜集文物古画、艺术珍品，计划建立一个宫殿式的美术馆，此外还要建立慈善医院，向大学捐款……但他死后，由于法律程序的繁杂、金融势力之间的倾轧以及遗嘱执行人的失职，考柏伍德一生积累的金融帝国都湮没在诉讼费和汪洋的债务中，以至他的遗孀还要受穷。“欲望三部曲”的每一部都是以考柏伍德的失败告终，第一部是在费城发迹之后可耻地入狱，第二部是在芝加哥重整旗鼓后野心再次被挫败，第三部则以他的死亡结束。通过考柏伍德，德莱塞描写了一个“巨人”的形象，在能力上、在贪婪上、在无耻和阴险毒辣上都超出常人。德莱塞对考柏伍德的描写早已超出一般道德伦理的范畴，只把他作为一个怪物、一种现象、一种天然强者的标本来考察。考柏伍德身上也有弱点、有矛盾的。他有力量，但不能控制自己，如他不能控制色欲，这是导致他失败的一个原因。他满身铜臭，却想通过美来完善自己，无论是女性的美还是艺术的美。他只信奉人吃人的哲学，却想通过人道主义的慈善事业流芳百世。他达到成功的顶点，享尽人间的乐趣，最后死在一间旅馆里，跟前没有一个亲人。这样多互相矛盾的因素的交织，使作者迷惑、惊叹：社会的运动难道是这类“巨人”推动的吗？
《天才》早在1911年就动笔了，出版于1915年，《天才》的自传成分很重。小说主人公、艺术家尤金·威特拉的生平在很多方面与德莱塞自己的一生相似：一个中西部的少年，充满幻想，到纽约去谋生。他成了名画家，结了婚，但忍受不了家庭的桎梏，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先到铁路上去做体力活以使精神恢复，后去做编辑，重新获得名声。他爱上了一位少女，而妻子恰好在这时死于难产，事情传开，他身败名裂。小说主人公尤金·威特拉的一生经验提出了艺术家——即特殊天才的人物——与生活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怎样协调天才人物的特殊敏感与特殊需要和社会正统规范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天才》中提出的问题与“欲望三部曲”不是没有相似之处的。《天才》出版后，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要求禁止发行。许多不同倾向的政治作家如约翰·里德和埃兹拉·庞德都支持德莱塞，禁书的阴谋没有得逞。德莱塞从此十年没有发表作品。十年后他拿出了《美国的悲剧》这部杰作。
《美国的悲剧》是1919年开始动笔的。德莱塞收集了许多资料，特别是1906年发生的契斯特·吉莱特案件。在这个轰动一时的桃色案件中，主犯吉莱特在自己的女友怀孕后将她杀死，后来自己被处死刑。
《美国的悲剧》悲剧性在哪里？克莱德·格里菲思，城市贫民的儿子，从小就为父母的传教活动感到丢脸，一心羡慕上层社会的荣华富贵。他少年时离家到堪萨斯城一家旅馆做听差，第一次尝到城市下层青年的低级娱乐。在德莱塞笔下，旅馆是令人眼花缭乱、充满陷阱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缩影：珍妮是在旅馆里失身的；克莱德从旅馆开始走向堕落；嘉莉被请进高级旅馆，为老板招揽生意，是她转化为没有心肠的舞台明星过程中的决定性的一环；而处心积虑奋斗一生的考柏伍德最后死在一家陌生的旅馆房间里。后来，克莱德从堪萨斯州到了芝加哥。他遇见自己的亲叔叔，一个衬衫制造商。他在叔叔的工厂车间得到了一个很低的职务，但在他管辖下的女工眼里却是一位英雄。克莱德在孤独苦闷中引诱了崇拜他的一个女工罗伯塔。在他当时的生活条件下，这是现成的便宜，他不能抗拒这种引诱。他的这一举动以及它所暴露出来的性格上的弱点埋下了后来惨祸的种子。在与罗伯塔幽会的同时，作为厂主的侄子克莱德认识了当地另一位富商的女儿桑德拉。桑德拉利用克莱德去激发她的堂兄的嫉妒心，她故意接近克莱德，拉他参加他们富家子弟的那些奢侈的娱乐。对这种引诱克莱德当然不能抗拒。但这时被他引诱成奸的罗伯塔已经怀孕，催他结婚，以保全自己的名声。为了摆脱困境，克莱德想起报纸上关于一对青年落水，女的溺死的报道，在他看来，这是走出困境的最容易的一条路。他于是约罗伯塔一起划船，造成罗伯塔落水溺死。克莱德作案时破绽百出，很快被捕，而地方法官和辩护律师两方偏偏是政敌，当地龌龊的政党斗争的浊流竟把克莱德很快地送上了电椅。
在德莱塞笔下，克莱德是一个被个人欲望驱使而没有意志力、没有判断力、没有人格的盲目的软体动物。他少年时期刚开始赚钱时就宁可看着母亲、姐姐受苦受罪而自己把钱留着给女朋友买奢侈品。他由于极端的自私和懦弱而毫无心肝，因为按良心办事是需要勇气的。在他和罗伯塔的关系中，不仅是这种卑鄙的懦弱使他决心溺死罗伯塔，而且也是这种懦弱使他临场又不敢下手。他是在对自己的这种懦弱感到万分恼怒之下用照相机向罗伯塔打过去，致使她落水溺死。德莱塞卓绝的心理描写在《美国的悲剧》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克莱德处在桑德拉小姐那醉人的诱惑力与情人罗伯塔怀孕在身、迫切要求结婚这两种拉力的争夺中间，内心简直是翻江倒海。当然，在他来说，欲望终归是要占上风的。但正因他是懦夫，他不敢正视自己内心里那黑暗的、残酷的一面。他需要遮掩。而在这点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伯塔的道德勇气给他帮了忙。正是因为罗伯塔，这个老实规矩的农家姑娘，固守她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一点可怜的礼教原则：怀了孕就必须结婚，结婚后不能过早地生孩子，否则有什么颜面去见父母兄弟姐妹，怎么面对亲戚朋友街坊邻里？对于罗伯塔来说，这个社会压力无异于“撕裂心肺的恐怖、痛苦和耻辱”，更何况她还要考虑到即将出生的孩子。于是，在克莱德面前一向谦卑讨好的罗伯塔从这些可怜的道德、礼教中得到了勇气，她一反常态，连连写信，催促克莱德早点结婚，甚至威胁说要把他们的秘密公之于世。正是罗伯塔这种穷追不舍和威胁的口吻使克莱德自欺地找到了借口：他可以对罗伯塔下毒手，这只能怪她自己。甚至在那“毁灭一切的”一刹那，他还在心里为自己辩解：是罗伯塔自己在船里曲身向前，致使他推她一把而把船弄翻了。他还在说服自己，这是“意外”“无心的一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莱德的辩护律师费尽心机用“道德上的懦夫”一词为他辩护，妄图救他一命，而事实上，杀死罗伯塔的正是“道德上的懦夫”。
克莱德是环境的典型产物，赤裸裸地追求物质利益，沉溺于感官，满足于他用一个小听差、小职员的几文钱买来的乐趣，正如桑德拉作为阔小姐满足于她用大钱所换来的享受。德莱塞表现了克莱德语言的贫乏，无论对堪萨斯城里的女孩子，对罗伯塔，还是对他仰望崇拜的桑德拉小姐，他只能用同样的几句粗鄙的话表示爱慕，甚至在临刑前见到母亲时，他也没有更多的语言。他就是美国社会造就的这么一种思想麻木的粗鄙的产品。克莱德是“美国之梦”的牺牲品。他从小就充满朦朦胧胧的富贵荣华的幻想，当然，他的想象只能以他在自己的一个狭隘的小天地里所能见到的为限，起初是在堪萨斯州的旅馆，而当“上流社会”的大门向他打开之后，他的想象力带上了翅膀。正如美国批评家范·多伦所说：“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人们只告诉他应该占有多少东西。”他的奢望，他的现实处境，还有他的性格的卑怯，这三者决定了克莱德只能走上犯罪的道路，甚至也决定了他的犯罪方式：不是考柏伍德式的大刀阔斧、肆无忌惮，而只能是偷偷摸摸、十足的蹩脚。克莱德是美国的穷孩子，他受到社会的引诱，禁不住引诱，又受到社会的惩罚。他引不起我们的同情，但又不能不牵动我们的怜悯。我们能理解克莱德，但不能原谅那个社会。
在《美国的悲剧》之后，德莱塞再没有出版过长篇小说，《堡垒》和《斯多噶》都是在他死后发表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莱塞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享有国际声望的进步人士。在震动全国的司考特堡罗冤案问题上，德莱塞挺身而出，在一场全国规模的援救九名受害的黑人青年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还亲临哈兰矿区现场，调查实况，支持工人的罢工。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赶赴西班牙战场，声援保卫共和国的战士。在这些斗争中，他同美共和左翼作家一直有密切的联系，在1927年还曾访问过苏联。德莱塞在逝世前夕被接受为美国共产党员。但他晚期的思想是妥协的，甚至有宗教的和神秘的色彩。这在《斯多噶》的结尾就有表现，书中描写考柏伍德死后他的英国情妇皈依了印度教，后来跑到美国去从事慈善事业。而这种妥协色彩在他死后出版的《堡垒》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堡垒》中，德莱塞明显地以一个厌世的长者的眼光看待世事，表现了在一个物质主义的社会中的信仰危机。主人公索伦·巴恩斯是教友派的虔诚信徒，同时也是个富有的银行家，当地公认的精神“堡垒”。当他发现银行里的同事为了谋利有犯法活动时，他就洗手不干，以求独善其身。然而麻烦的还是他的子女。他的五个子女在新时代成长，各走着不同的道路。大女儿专心学业，大儿子成为精明的买卖人，表面上还都没有叛离教会。他的二女儿迈入了摩登的交际界，早把父亲的教导抛在脑后。他的第三个女儿艾塔最聪明，在大学里接触了新思想，便毅然逃离家庭，跑到纽约，进入反正统的艺术家圈子，跟一个画家同居。他的小儿子斯图华特反抗家庭和学校的过分管束，整日跟几个同学在外面胡作非为，在一次胡闹中无意造成了一个少女的死亡。斯图华特被捕，在狱中自杀。儿子的死给老索伦以很大打击。他的严峻的原则性发生了动摇，他觉得无权为他人裁判是非，而应该更体谅别人的感情。他的女儿艾塔在弟弟发生不幸之后回到家里，成了虔诚的教徒。
除了他的八部长篇小说，德莱塞还有大量的其他著作。他发表过多部在美国旅行的观感，如《四十岁的游客》（1913）、《印第安纳州的假日游》（1916）以及1928年出版的《德莱塞看俄国》。德莱塞有戏剧作品多种，分别收入两个集子：《剧作：自然的和超然的》（1916）和《铸造者的手》（1918），其中《铸造者的手》最为著名。他有两部短篇小说集：《自由及其他》（1918）和《锁链》（1927）。
除了长短篇小说及戏剧作品，德莱塞还以自己一生中相逢相识的男男女女为原型写过半虚构、半纪实的作品，《十二个男人》（1919）和《妇女画廊》（1929）。此外，德莱塞还有哲理性的散文、诗作及杂文多种。
德莱塞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我国亦有部分译介。如《老罗根姆和他的特丽萨》，描写了纽约市边缘地带——四号街——平民劳动者居住的街区里发生的一次风波、一场虚惊。德国移民、肉铺老板兼屠夫老罗根姆是守本分的基督徒，如像他那种身份地位的人一样，他在家里称王称霸，欺负老实的太太，对女儿特丽萨的出入看得很紧，动辄以锁大门把她关在门外相威胁。而另一方面，青春的勃动使特丽萨忍不住与小伙子在夏夜的月光下流连忘返，尽管是贫穷的移民区毫无特色的狭窄的街道。终于有一天特丽萨被父亲关在门外。就在同一天晚上，就在同一个时间里，艾米莉，一个可怜的沦落为娼的少女，服毒自杀，倒在老罗根姆的门道里。就这样，一场司空见惯的两代人的矛盾与一幕惨烈的悲剧形成反差，把故事推向高潮。最后，危机总算过去了，父女和解了，可是留下来的问题并未因而消融。妓院里被逼自杀的艾米莉送上救护车后怎么样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问题还有，今后这个街区里不按时回家的女孩子还非得走艾米莉的老路吗？更重要的问题还有：特丽萨从此每晚按时回家，那又怎样呢？诚然，她逃脱了妓女艾米莉的命运。但作为一个屠夫的女儿，生活在纽约边缘地带的街区，等待她的又是什么命运呢？作者德莱塞已做了暗示：老罗根姆早已打定主意给女儿找个稳妥的路德派基督教徒——跟他自己一模一样的角色——托付女儿的终身。于是，我们可以预料，等待着特丽萨的无非是跟她妈妈一样的命运。另一方面，我们再来问问：那个在特丽萨眼里万分迷人的小伙子会娶她吗？即使私奔了，或结婚了，他能给特丽萨幸福吗？关于这些问题，德莱塞在另一部短篇名作中有了更进一步的精彩发挥。在《不得已而求其次》中，德莱塞通过一个处境跟特丽萨相似的姑娘雪莉的困惑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故事是以一封信开始的：雪莉迷恋的小伙子不辞而别，留下一封信，言辞轻浮，一看姑娘就明白了，他压根儿就没有诚意，只不过寻开心于一时。可怜的雪莉强忍悲痛，还得在人面前掩盖自己的绝望。同时她还不得不使伎俩勾回被她抛弃的旧情人——一个老实巴交、笨头笨脑的铁路上的小职员。她必须结婚才能保住自己的名誉和父母的体面。这个小伙子会让她住上自己的房子，会跟她守本分地过一辈子，就像雪莉的父亲母亲一样，就像特丽萨的父亲母亲一样。诚然，他们有日子过，不愁吃穿，可是这就叫生活吗？这类故事与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等长篇相呼应，在短的篇幅里更浓缩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在圆满结局的背后，暗示着生活本身的危机。这些平平凡凡的小人物，他们在狭窄的天地里，活到老也没有真正地生活过。
德莱塞怀着理解与同情，描写了这些平凡的小人物生活中的贫乏和精神上的空虚。同时他又看到了他们的质朴、老实，尤其能体会他们的朦胧的追求。由于教育和语言的匮乏，他们说不清生活中缺了什么，他们追求什么，似乎只有青春的欲望给他们以生气，当然也正是这种青春的欲望使他们，尤其少女，跌入陷阱，走向灭亡，就像在他的那些长篇中一样。德莱塞身上有左拉的影子，他的人物似乎摆脱不了环境的限制，超越不了自身的动物性，摆脱不了欲望的控制。这是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实主义思潮的共同特点。正如斯蒂芬·克雷恩笔下的贫民窟里的少年少女，他们像动物那样生存，也像动物那样死亡，如《流浪于街头的少女麦吉》中的麦吉姑娘。但是德莱塞身上也有哈代的影子。无论是在长篇还是在短篇里，他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这就是人性的问题，命运的问题，是与命运的挣扎问题。
在同情小人物、描写现实、揭露社会严酷的法则的同时，德莱塞的作品还渗透对人生、人性的悲观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始终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流露在他的作品里。他的短篇小说名篇《黑人杰夫》，看上去是写美国的种族问题，实际上大于种族问题，很集中地表现了德莱塞对人生、人性的悲观和宿命主义。在《黑人杰夫》里，一切都发生在飘洒着柔媚月光的仲夏之夜。美国中部某小镇附近的村民——当然都是剽悍的白人庄稼汉——结伙追捕一个在逃的黑人杰夫。打零工的杰夫被指控酒后侮辱了一个白人少女。酒醒后他自知活不了了，便回家去告别老妈妈和小妹妹，正好被赶来的警长抓个正着。警长要按法律处治杰夫，可是又得罪不起当地人，经过几个回合，他拗不过当地的氓群，最后不得不听任那乌合之众把杰夫从他手里抢走，由着他们按当地习俗把杰夫处以私刑，活活吊死。这一切都是从一个记者的眼里观察到的。记者深深地感叹，这些人单个地看上去不是“铁石心肠的私刑者”，可是一旦成群，就变得“偏狭、粗野”乃至于“可怕”，好像被什么“永远不变的数学上的定律”拨动着去残害同类。德莱塞在这里写了种族歧视，也写了贫穷与落后对人性的扭曲。但是不可否认，他在这个故事里也涉及了长期困惑他的关于人性中邪恶这个哲学上的问题。跟他的长篇小说一样，他的这篇短篇小说不仅从社会学的角度表现人生的戏，而且从永恒的视角思考命运之谜。杰夫是牺牲品，但是那些残害他的人，难道不也是命运抚弄下的可卑可鄙、一文不值的可怜虫吗？德莱塞写种族压迫、社会不平，固然是出于愤怒，但更不如说是怀着悲观与宿命的沉重负担在观察人生。
故事的进展起伏叠起。城里赶来的记者目睹了警长如何一次次地挫败了乌合之众抢人的计划，他于是向报社发去了报喜的消息。没有料到，秘密的罪恶终于还是发生了，只有外来的记者和宁静的月光作证。代表法律权威的警长向暴徒让步了。现在记者又信誓旦旦地对自己说：“我要把这一切都写进去！”但是，考虑到地方上的利益关系，考虑到报社的得失，这位年轻的记者能兑现他的誓言吗？他的报道能上报吗？即使上报了，把这一次私刑公之于世了，那就能改变人性当中那黑暗、残暴的一面的再次发作吗？
要想通过德莱塞自己公开发表过的观点、立场的声明来解释他的作品是很困难的。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德莱塞作过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思想观点的声明。他作为一个贫穷的青年人，有时明显地羡慕财富和地位，但有时又是梭罗的信徒。他有时认为财富使人可以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达到美，有时又把财富描写成罪恶的源头。他有时谴责那种踏着别人向上爬的野心，有时似乎又认为那是超越道德的推动社会的力量。他有时把世界理解为仅仅是化学元素的运动，有时又重视正义斗争和社会改革的作用。某些左翼批评家视德莱塞为正统的左派甚至共产主义者，而事实上他的思想中有不少互相矛盾的神秘的不可知论和机械的决定论的东西。因此，有的批评家用“对立的自我”来概括德莱塞。
德莱塞作品中的人物无不跟他自己有血肉联系：嘉利妹妹、珍妮姑娘正是他自己的妹妹少女时遭遇的写照；《美国的悲剧》和《珍妮姑娘》中那种不中用的父亲和操劳一辈子的母亲也是德莱塞对自己的父母的回忆；不仅《天才》中写的是他自己，而且考柏伍德无餍的追求中也有他自己的影子。但德莱塞当然远不是只写一些真人真事。他的一生始终贯穿着痛苦的思索，他虽然具有高度的社会正义感，但除在早期戏剧中写过工人运动外，他从不描写劳资斗争。他要在更全面更广阔的背景上去把握生活，这也是他高出辛克莱·刘易斯及其同代人的根本原因。刘易斯等尽管在具体的描写上更生动，但德莱塞要把握的是整个社会的运动和人类命运的悲剧性。他描写人们的欲望，对财富、对权势、对女性、对艺术美的欲望，并由此去观察人们的思想行为的内在动力。他描写社会，从而考察造成人的不同命运的原因。我们从他笔下看到，社会的力量就是那样地造就一些人，又毁掉另一些人，完全不是个人的意志和计谋所能左右的。德莱塞从来不套用现成的公式，不提出包治百病的药方。他甚至不限于揭露某种社会弊病。他表现的是生活本身的一个横断面，丑陋的、残酷的，有时还是血淋淋的，而且总是充满矛盾。但他从不粉饰或妥协。概括起来说，德莱塞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考察生活本身的悲剧性，在最重要的作品中达到了“怜悯与恐惧”的境地。
德莱塞的小说思想与艺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以结构而论，《嘉莉妹妹》中故事是在两条交叉线上进行的，即嘉莉的命运之星的上升和赫斯特渥特命运之星的坠落；在《珍妮姑娘》中，故事的发展也有一种模式，那就是珍妮一次一次地为他人做出牺牲而同时又一步一步地加重自己的罪孽。但这些早已超越技巧的范畴，而在德莱塞笔下成为生活本身的逻辑。关于德莱塞文体的笨重已是批评界的老生常谈。但有眼光的批评家早就指出，他有激情，能抓住最重要的东西；或用门肯的话说，“他没有别的什么，有的只是天才”。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德莱塞，人们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力量”。辛克莱·刘易斯是敏锐，安德森是敏感，而德莱塞超过他们的，就是他的作品更有力量，来自生活实感的力量。
在德莱塞之后，美国小说艺术有了很大发展，跟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的艺术相比，德莱塞似乎显得过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走在德莱塞开拓的道路上。正如辛克莱·刘易斯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讲话中所说的，若没有德莱塞的开拓，他们这些后继者有谁敢去写真正的生活、写美、写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