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罗新璋

十九世纪的欧洲，随着出版业的发达，长篇勃兴，名家辈出，英有司各特和狄更斯，法有巴尔扎克、大仲马，俄有托尔斯泰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凡识字的人，一有余闲，就用来看书，故以“阅读的世纪”著称。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余晖犹辉，英国有哈代的《苔丝》，法国有罗曼·罗兰的长篇《约翰·克利斯朵夫》，德国有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到下半叶，电视风行，网络兴起；二十一世纪，更进入读图与视屏时代。长篇风光不再，据说长篇小说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性（modernity）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速度。读者习惯于快阅读，已不耐烦捧读厚如砖头、夜以继日也看不完的江河小说了。

二零一三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擅写中短篇的加拿大作家门罗，可以看作一种风向标。但不管媒体如何发展，永远会有一批喜欢看书的人。读书是雅人雅事。视频固良品，但不可能完全取代“唯有读书高”的读书。犹如大篆，作为一种先秦书体，时至今日，还依旧有人在写。

巴尔扎克笔力雄健，一个题材一上手，下笔往往不能自休，捧出一本又一本长篇杰作（据茨威格统计，共写七十四部），以对社会的深刻观察见称于世。写长篇的间隙，辅以诸多中短篇，有的独立成篇，如本书里的《猫球商店》《双重家庭》和《夏倍上校》，有的作为长篇的补充或后续，如《被遗弃的女人》《卡迪尼昂王妃的隐私》，或介乎两者之间，如《高布赛克》和《无神论者望弥撒》。如今，《高老头》《夏倍上校》等，固然有电影、电视可看，但仍有人不满于改编，乐于读其原作。庄子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秋水》），语言、口语的表达能力，犹有不及书面语言之处，孔子曾有“言不尽意”之叹。“语之所贵者，意也”（《天道》），而从文字着手，领略“可以意致者”，才得“物之精”。只有通过阅读，深入思考，心知其“意”，方能理会得透。好文章要读。曾国藩认为：“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不能得其雄伟之概；李杜韩苏之诗，非密咏恬吟，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这是深阅读。《哈姆雷特》和《米拉波桥》，对赏读者，同样需要高声朗诵，密咏恬吟。

纵览本书七个中短篇，值得注意者有三：

一、掘发金钱崇拜 一八三零年，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代表金融贵族大资产阶级利益；总理基佐，公开号召“发财致富吧！”（Enrichissez-vous！）把追求财富，当作社会进步的动力。而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七月王朝时期建立完成的。

巴尔扎克创作的全盛期，在一八三零至一八五零年这二十年间。他致力于观察当时王政复辟时期的社会（observait le monde de son temps，celui de la Restauration. Maurois: Balzac，p.174）。他的《人间喜剧》，“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恩格斯语）。新生的资产阶级挟持雄厚资本、金钱势力、财富观念，促使着旧社会逐步解体，建立起资本主义新秩序。巴尔扎克以真名发表的第一部长篇《朱安党人》的前言里说，他“试图在这本书里再现一个时代的精神”。据说巴尔扎克在旺多姆中学时养成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习惯，认为世界一体，倾向于做系统性思考（esprit à systèmes）。《路易·郎贝》中的同名主人公说：“在巴黎，万事万物的出发点，就是钱。”《欧也妮·葛朗台》有言：“人谁无欲望？哪一欲望，不是要靠钱来解决。”社会风气“不再信仰上帝，只知崇拜金钱了”（《幻灭》）。一部《人间喜剧》，就是对金钱社会的无情批判。在这金钱称王l' Argent-Roi的世界，金钱的触角无处不在。战场上能征善战、死里逃生的夏倍上校，就无法逃脱金钱利害编织的天罗地网！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金钱代表一种力量，一种权势。追求财富，固然给社会带来活力；对金钱的贪欲，又造成种种社会悲剧。戈蒂埃说：“凭其对现实的深刻观察，巴尔扎克明了，他所要描写的现代生活，受制于金钱这一事实。揭示金钱的罪恶，或许是文学上最大胆之举，就凭这一点，足以使巴尔扎克传之不朽。”

金钱问题，巴尔扎克一开始就极为关注。《人间喜剧》的第一篇作品《猫球商店》（写于一八二九年十月），就是关于布店生意的。齐奥默老板把经商发财视为人生最大乐事。为积聚资本，自奉菲薄，不惜克扣员工伙食；猜到同行“勒戈克要倒”，非但不加援手，反而从中渔利，暴露商人唯利是图的劣根性。

发表于一八三零年三月的《高布赛克》，是巴尔扎克创作生涯中的第一篇杰作。这个中篇最初发表时，不是用主人公名Gobseck，而题作《高利贷者》L' Usurier。其写作动机，或许与作者直接跟高利贷者打交道有关。巴尔扎克早年文学试笔受挫，便异想天开，欲经商致富，开办印刷厂。不幸在迈这级台阶时绊了一跤。一八二八年，为应付破产、逼债和支付印刷工人薪资，银行里借不到钱，只得转而乞助于高利贷者，在致韩斯嘉夫人函中说那时出到“一分，一分二，二分息”（dix, douze, vingt pour cent d’intérêts）（一八三七年七月十九日），才能拿到现钱，应付急难。不过，小说不止是就事论事，而是站在更高的立足点。

巴尔扎克识得高利贷者的贪鄙与狡黠，按他后期形成概念的“痴情偏执理论”（la théorie de la passion dévorante）来写高布赛克其人，塑造成高利贷者的典型，成为法国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高布赛克是资本原始积累期的巨富，他认为：“金钱代表人类的全部力量。生活不过是一部靠金钱开动的机器……黄金是你们现今社会的灵气。”（L'or représente toutes les forces humaines. La vie n'est-elle pas une machine à laquelle l'argent imprime le movement? L'or est le spiritualisme de vos sociétés actuelles.）敛财是他生活的唯一目的。以其贪婪的本性，不择手段，巧取豪夺；以其对钱财的热衷，又俭省到极点，甚至节省语言和手势。金钱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如何掌控运用，根据传统道德，便有了善恶之分。为善可以帮助诉讼代理人盘下事务所，立业成家，但照样收取高额借息，免得受惠人背上人情债；为恶，如对雷斯多伯爵夫人，乘人之危，大笔赚进。钱之所估，吉无不利；钱之所祸，凶无不害。高布赛克，手握巨资，无位而尊，无势而热，俨若暗神。巴尔扎克对他精明刻薄、贪鄙奸诈性情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以至具有象征意义，成为金钱势力的化身。

二、拿破仑崇拜 是十九世纪初期欧洲知识界一种重要精神现象。拿破仑（1769—1821）起自伍卒（le petit caporal），凭一己之力，历四十战，屡建奇功；叱咤风云，更兼文韬武略，雄踞一国之主，征略几近整个欧洲大陆，是现实世界的传奇人物，成为时人崇拜的真正英雄。

贝多芬最伟大的作品，无疑是意志战胜命运的《命运交响曲》。但作曲家对自己一生中最满意的作品，却是《英雄交响曲》。一八零三年末的一次谈话中，贝多芬表示愿献此曲予拿破仑，期望得到法国方面的关注与赏识。次年底，拿破仑登基称帝，贝多芬认为彼亦只一凡夫俗子，粉碎了心中的偶像形象。两年后，乐谱正式出版，定名为Sinfonia Eroica，副标题“为隆重纪念一位伟人而作”。但原稿扉页底端，留有“以波拿巴为题写成”的铅笔字迹，显然是受到伟大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交响曲气势磅礴，表现一种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不愧“英雄”的命名。

司汤达后期撰自传时，写到最后，归结为一句话：“生平只崇拜一人：拿破仑。”赞赏拿破仑的个人才干、坚强意志和非凡精力，认为是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一八三七年，他怀着一种宗教情感写下《拿破仑传稿》。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只记叙司汤达随帝国大军进入米兰、维也纳、莫斯科，以及几次仰见拿破仑的印象。而其《红与黑》与《巴马修道院》这两部巨作，按法国文学研究权威柳鸣九先生的说法，是“司汤达拿破仑情结的并蒂莲”！

无独有偶，巴尔扎克也是热诚的拿破仑崇拜者，他生于一七九九年五月，同年十一月，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一举夺得国家最高权力。一七九九至一八一五帝政时期，也即历史上的拿破仑时代，正值巴尔扎克长大成人的青少年时期。巴自命为“奥斯特里茨产儿”（un enfant d' Austerlitz）；奥斯特里茨在今捷克境内，一八零五年十二月，法军以少胜多，击溃俄奥联军，歼敌三万五千人，自损九千，为拿破仑生平最辉煌战绩。巴尔扎克是在“帝国荣耀的阳光下成长的”（élevé au soleil de la gloire impériale）。帝国将士为荣耀而战，巴尔扎克则要为文学的荣名（gloire littéraire）而写作。他搬到卡西尼大街（Rue Cassini No.1），写《朱安党人》时期，在简朴的工作室里，壁炉台上置一尊拿破仑石膏像，剑盒上贴有一纸条，上书：“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Sur le fourreau de l' épée，un petit bout de papier portait cette phrase: Ce qu' il n' a pas achevé par l' épée，je l' accomplirai par la plume. Honoré de Balzac.见Maurois，p.192），企盼伟大与荣名（je rêve grandeur et gloire）。他要用自己的笔征服世界，就像拿破仑凭剑征服世界—样，以“文坛拿破仑”自期（据茨威格《巴尔扎克传》）。恩格斯十分赞赏巴尔扎克在《幻灭》里写“共和党英雄们”，小团体中阿尔代兹（d' Arthez）是“集高尚品德与绝世才华于一身的罕见人物”，出现在《卡迪尼昂王妃的隐私》里时，“虽然已属成熟的三十八岁了……他年轻的时候，就有点像当将军时的拿破仑（très jeune，il avait offert une vague ressemblance avec Bonaparte général），直到这时仍旧很像。”强调阿尔代兹与拿破仑相貌相像一点，也是对这罕见人物的揄扬之辞！巴尔扎克晚年病重之际，犹不忘拿破仑：“我像耳聋的贝多芬，失明的拉斐尔，手下无兵的拿破仑。”（J' étais comme Beethoven sourd，comme Raphaёl aveugle，comme Napoléon sans soldats...）

—八五零年八月十八日，巴尔扎克逝世当晚，已入弥留状态，雨果前去探望，“我看到他的侧面，他与皇帝如此之像。”（Je le voyait de profil，et il ressemblait ainsi à l' Empereur.）当奥斯特里茨太阳初升之期，死像拿破仑进入历史，名扬天下。巴尔扎克狂爱伟大的事物，狂爱拿破仑皇帝（Maurois: il aime à la folie les grandeurs，l' Empereur Napoléon）。可谓生得光荣（gloire），死得伟大（grandeur）——je rêve grandeur et gloire——梦想实现，庶几无憾！

写于一八三二年三月的《夏倍上校》，是对帝国军人的礼赞，更是间接对拿破仑的颂扬。茨威格指出：巴尔扎克“取得的第一个巨大的成功是《夏倍上校》，第二大成功是《欧也妮·葛朗台》”。所谓成功，是指塑造人物的过程，通过集中、拔高、充实，把沉睡的力量全部发掘出来。认为仅仅描绘个人生活，远远不够。要使人物性格得到代表，仅一二医生要能代表所有的医生！

夏倍，孤儿院长大，青年时从军，跟随拿破仑冲锋陷阵，升为上校，晋封伯爵。在—八零七年三月普鲁士东部的劳埃战役，法军相继击溃普军、俄军。这是一场恶战，夏倍率一骑兵联队，掩护主力部队，打到兵尽援绝，与阵共阵亡。故事从夏倍从死人堆下爬出来开始，最后被压在确认身份的证件堆下翻不了身告终。夏倍是个勇敢的军人，具有博大的胸怀，作为一个在战场上被认为“死去的人”，要想在巴黎恢复上校的身份和地位，充满艰难险阻。但正直不防身，功败垂成，其“遗孀”利用夏倍老人的善良和牺牲精神，用卑鄙的算计逼退了他。夏倍的宽厚与“遗孀”的卑劣，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忧患中，唯有从前的战友、帝国禁卫军上士凡尼奥肯接济他，但所提供的最好照顾也简陋之极。“帝国军队的遗老，是那一群英雄中的一员，他们的身上映现着整个国家的光荣，正好像被太阳照着的镜子反射出全部的太阳光芒。”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夏倍感到“我们的太阳落山了，我们都觉得寒冷”。作为失败的英雄，夏倍在他“遗孀”的感情陷阱里倒下了；作为无愧无怍的真正英雄，拿破仑老兵的形象屹立了起来！

笔者愿指出，就作品的感人而言，巴尔扎克第一个巨大的成功是《夏倍上校》，第二大成功当属《无神论者望弥撒》。前者以其正直、悲壮，其伟岸的人格，壁立千仞，光照人间；后者以其慈祥、高尚胜，其可歌可泣精神，令人肃然起敬。据说，巴尔扎克“在一夜之间写出《无神论者望弥撒》这一简短的艺术杰作”（茨威格）。巴尔扎克的写作速度，非翻译家所能望其项背。《奥诺丽纳》，据作者称，是三天内完成的；莫洛亚揶揄“他就爱卖这个俏”（il avait de ces coquetteries，p.516）。茨威格在《巴尔扎克传》确凿指出：“巴尔扎克在十四天里创作了这样精彩的一部杰作。”莫洛亚曾编排有巴尔扎克一生著作年表，Chronologie：“《贝姨》两月内写成。”（La Cousine Bettea été écrite en deux mois.p.580）于一八四六年十月出版，时年四十七岁。不如此神速，就不可能在二十年内写出两千万字的作品！人间有“超人”，也必有“超作家”；巴尔扎克就是一位“超小说家”！（Maurois，p.464）。现代社会里匆忙的无神论者，倘能腾出二十分钟，也来望一下弥撒，就会发现，在尘俗十丈中，世间犹有良善之心，犹有不胜受恩感激！此处巴尔扎克的杰构，经王晓峰女士的会通传译，可谓相得益彰！懂法文的朋友，不妨找来原文对读，当有悟于翻译之道矣！

三、贵夫人崇拜 巴尔扎克的作品，对法国社会，对巴黎的上流社会，尤其对上流社会的妇女，做了出色的描绘。

法国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崇尚对女性的诗意崇拜，宣扬一种风雅之爱（l' amour courtois）。骑士式的神秘爱情，是一种极端夸张的恋爱方式。女子不是和男子一样的肉身，因隔着身份的距离，女主人被理想化而奉为天仙。风雅的骑士能崇拜她、赞美她，本身就是一种酬报。丹纳指出：“在德国，风流行为，登不得大雅之堂；而在拉丁国家，却得到容忍或宽恕。”

沙龙虽伴随文艺复兴而在意大利首先出现，但史家Arvède Barine认为，郎布耶侯爵夫人（la marquise de Rambouillet，1588—1655）的“蓝色客厅”Chambre bleue，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沙龙。壮丽的爵府，精致的摆设，丰富的藏书，珍贵的画幅，尽显豪华的气派。据说笛卡尔曾在“蓝色客厅”宣读过其《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可见这圈子里女性的智力也不弱。十七、十八世纪，沙龙得以在法国社会延续下来。大革命时期历十年混乱，到帝政时期，沙龙制度才逐渐推广到英、德、奥、瑞等国。

沙龙承骑士文学浪漫精神的余绪，形成一种新型社交观。一般由一位美貌而高雅的女主人主持，是文人学者、诗人画家、哲人思想家相聚的去处，彼此进行无拘无束的谈话。即使无聊的话题，由于漂亮的应对而变得趣味无穷。谈话的艺术，不在内容，而在急智和机锋（jeu d' esprit）。流俗的说法，露骨的言语，会刺痛“娇嫩的耳朵”，使女太太们脸红，应尽量避免。沙龙里时时迸现“语言花朵”，要会使用纯正的语言（le bon usage），精微的表达，甚至不惜过甚其辞，想出矫揉造作的说法（les expressions précieuses）。

沙龙里也举行小型音乐会，如钢琴、小提琴或室内乐演奏。有时诗人朗诵自己即兴写的十四行诗。谈话随机而发，当侍女送来一瓶鲜花，会有人赞美自然界的绚丽奇妙。而讲究礼貌，并不排斥兴致。为调剂气氛，话中不妨带点儿小小的讥刺，以激起论辩双方的交锋。

沙龙也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的客厅，就是吉伦特派的舆论中心，像当时的革命俱乐部。史达埃夫人的沙龙，也吹起大革命之风，成了组织策划和政治阴谋的角逐场，直到一七九二年公安委员会把她逐出巴黎。

巴尔扎克的同时代，犹有雷迦弥埃夫人（Mme Récamier，1777—1849）主持的沙龙。雷迦弥埃夫人是执政时期三大丽人之一，每星期一举行盛大招待会。她窈窕的身材匀称得惊人，除珠链不戴任何饰物，朴素才最能展现她天生之美。其贞静的面容，就像拉斐尔的一幅圣母像，纵使大卫（作有名画Mme Récamier）高超的画技，也无法尽显其美！一八二九年，由德·阿布朗苔丝公爵夫人引见，巴尔扎克曾一睹其芳容（Maurois，p.211）。巴尔扎克《三十岁的女人》，就是一部“脂粉气浓烈的沙龙小说”（茨威格）。

莫洛亚认为，巴尔扎克一身而二任，一方面是杰出的《人间喜剧》创造者，另一方面是生活在人间社会的胖子作者，受到小有资产家庭的影响，难免攀龙附凤的虚荣心。早期追求德·阿布朗苔丝夫人（la duchesse d' Abrantès，1784—1838），她本拿破仑副官于诺将军的遗孀，“是一位被科西嘉来的篡位者新近提升的公爵夫人”。拿破仑在战场上早有口谕封侯之举，帝国于一八零八年才正式创建晋封制度。《猫球商店》里的德·加里里阿诺夫人是帝国新贵，其丈夫就因军功而封为公爵。巴尔扎克追求的另一位是德·卡斯特莉侯爵夫人（marquise，puis duchesse de Castries，1796—1861），其贵族谱系可追溯到十一世纪，是纯正的贵族血统，无懈可击的圣日耳曼区成员。巴尔扎克为追求这位世袭贵妇，浪费了大量金钱和半年宝贵时间。他在致一女读者的信中叹苦经道：“按照德·卡斯特莉夫人的意见，保持在无懈可击范围内的这种关系，是我一生中所经受的最为沉重的一次打击。”《被遗弃的女人》博塞昂夫人，《卡迪尼昂王妃的隐私》里莫菲纽斯公爵夫人，都是世家旧族，门第观念上胜于帝国新贵。

随着复辟王朝告终，资助断绝，名门衰落，沙龙逐渐被名媛贵妇新起的客厅所取代。《猫球商店》和《卡迪尼昂王妃的隐私》这两篇作品，对贵夫人客厅都有过精雅的描述。前一中篇里，画家索默维安成名之后，宁可怠慢花容月貌、纯朴可爱的娇妻，而热衷于趋赴半老佳人公爵夫人的客厅，是为追求一种有品位的生活。另一篇里，《被遗弃的女人》博塞昂夫人，是巴尔扎克笔下“秉具美貌、厄运与高贵三重折光”（triple éclat de la beauté，du malheur et de la noblesse）而成的最有诗意的女性形象。年轻的加斯东，遵从母命，娶一有钱继承人，过了七个月单调乏味的婚后生活，想与博塞昂夫人重续旧缘，却遭峻拒，竟至痛不欲生，饮弹自尽。上流社会妇女，出身高贵，礼仪周全，其修养谈吐，幽怀逸趣，若天仙化人，自足动人。

《卡迪尼昂王妃的隐私》，文章做在隐私上。是隐私，总有些藏藏掖掖见不得人的地方。王妃原名狄安娜，其母把她嫁给自己与之有私情的莫菲纽斯公爵。狄安娜为报复这不幸的婚姻，先后与三四位纨绔子弟过从轻佻，继而又出现在大使、外长等显要人物身旁，并公然标榜有过十几位亲密男友。到七月王朝时期，繁华消歇，退隐自守。此时三十六岁的美艳王妃，可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更兼工于心计，善于打扮，娴于辞令，使正直纯良的阿尔代兹入其彀中，初见之下，竟以为不过二十妙龄的少女。连“共和党英雄们”，法兰西未来社会的精英，看到这天使般美丽的容颜，也以为其必有一颗美丽的心灵。阿尔代兹是巴尔扎克用心写的一个人物，视为纯洁的化身（d' Arthez，la pureté）。在小说中，阿尔代兹已是成功的作家，有较多巴尔扎克自己的影子。

作为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却有个虚幻的想法，认为：得到贵族女子的爱，才是对政治家、作家成功的加冕肯定（L'amour d' une aristocrate couronnant une réussite d' écrivain et d' homme politique）。生活虽优渥，阿尔代兹律己还像个大学生，纯洁而高尚。识得女人而不识女神的他，在莫菲纽斯公爵夫人身上看到了一个天使，便毫不挑剔、死心塌地地崇仰起来。法国评论家认为，这篇作品是写卓越人物之爱（l’ amour d' un homme supérieur）。阿尔代兹之爱狄安娜，正如拿破仑之爱约瑟芬（Joséphine Beauharnais，1763—1814）。英雄崇拜，世人时有；当十九世纪初，欧洲知识界具体为拿破仑崇拜。而女性崇拜，极而言之，贵夫人崇拜，或许是一种更加根深蒂固的男性心理。阿尔代兹的感情变化，从中或可得到解释。

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精妙之作，不是写少男少女纯情的爱情故事，而是中年男女（三十八与三十六）相慕相恋的感情接近。是供成年人阅读的佳作。小说写于一八三九年六月，正值巴尔扎克四十壮年，思想与文笔进入巅峰时期。作品写成后，巴尔扎克致韩斯嘉夫人函中说道：“这是现时最伟大的‘道德’喜剧。三十七岁的莫菲纽斯公爵夫人，因继承关系而得卡迪尼昂王妃称衔，凭了一大堆谎言，使她的第十四位崇拜者，把她奉为圣女，良家妇女，羞涩少女……之所以是杰作，在于她那些谎言被认为是正当而必要的，因爱而得到宽谅（一八三九年七月十五日）。”小说不好写而写好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笔触之细，对话之妙，当属精雅文艺。笔者早年读到此作，觉得用字微妙，移译难以酷肖，视为畏途。可见传译难度极大，没有足够功力难以臻此！

巴尔扎克去世后，其毕生死对头（L'ennemi le plus constant）圣勃甫，在九月二日《月曜日谈话》中表示，从今以后，要抛弃个人恩怨，公正评价逝者的文学业绩，并反问道：“帝国的元老和美妇，有谁比他写得更好？尤其是王政复辟后期的公爵夫人、子爵夫人、三十岁女人，有谁比他写得更顾盼生姿？”赞扬归赞扬，圣勃甫依然表示受不了巴尔扎克“那种堕落的甜俗文风”（ce style d' une corruption delicieuse）！

巴尔扎克说过：“自然界有阴性生物，而人类社会最辉煌的成就，就是创造出了女性。”女性为巴尔扎克创作拓展了无限天际，构成巴尔扎克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啰啰唆唆写到这里，此序算不得自撰之文，只是阅读材料的摘编，聊以塞责，非常惭愧！

二零一四年八月

避暑昆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