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佬

父亲说他们的武器好像从来没用过似的，银光闪闪。他说他们的靴子锃亮，制服一尘不染。他还说他们看起来好像刚刚从空调火车上下来。

镇子里的女人三三两两地停在马内科太太的厨房门边聊天，她们说德国人（她们称他们为德国佬）把货架上的明信片一扫而光；她们说德国佬在糖果店的窗口买稻草人、甜杏脯和过期的蛋糕；德国佬在韦迪耶先生店里买衬衫，在莫尔万先生那里买女式内衣；德国佬对黄油和奶酪的需求大得吓人；德国佬狂饮香槟，他们买光了酒窖里的酒。

一个女人低声说，希特勒正在游览巴黎的名胜古迹。

市长宣布：开始宵禁。街上严禁音乐，禁止在公共场合跳舞。国家在哀悼，我们必须约束自己的言谈举止。但是，他的权威性不得而知。

每一次，玛丽洛尔都躲起来偷听，她听见嗞的一声，爸爸又划着一根火柴。他的手把所有的口袋摸了一个遍。上午，他通常在马内科太太的厨房、烟草店和邮局间往返，排在邮局冗长的队伍里等着打电话。下午，他一般在艾蒂安的房子里修修补补——松动的柜子门、吱吱响的楼梯板。他向马内科太太询问邻居的可靠性。他开开合合地摆弄工具箱上的锁扣，直到玛丽洛尔忍无可忍地请求他停下来。

前一天，艾蒂安坐在玛丽洛尔旁边，用他轻如羽毛的声音为她读书；第二天他就称头疼，锁上门，把自己隔离在书房里。马内科太太神不知鬼不觉地搞到巧克力和蛋糕送给玛丽洛尔；这天早上，他们榨了满满的几杯柠檬水，加上糖，她放纵玛丽洛尔尽情享用。

“夫人，他会在里面待多久？”

“有时候一两天，”马内科太太说，“有时候长一点儿。”

在圣马洛逗留一周的计划延长到两周。玛丽开始觉得她的生活像小说《海底两万里》一样被拦腰截断了。她曾经的生活是上册，那时她和父亲住在巴黎，一起上下班；现在的生活是下册，德国人在陌生、狭窄的街区里骑着摩托车你来我往，而她的叔祖父却在自己的房子里销声匿迹。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走？”

“一接到巴黎的通知就走。”

“我们为什么要睡在这个小卧室里？”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在楼下收拾出一间屋子，肯定没问题。”“我们对面那间行吗？”

“我和艾蒂安说好不用那间的。”

“为什么？”

“那是你爷爷的房间。”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海边？”

“今天不行，玛丽。”

“我们围着小区走一小圈儿，行不行？”

“太危险了。”

她想要大吼。有什么危险？她打开卧室窗户的时候，没有尖叫声、没有爆炸声，只有被叔祖父叫作塘鹅的鸟鸣和海浪声，偶尔能够感觉到一架飞机远远地飞走。

她把时间花在熟悉房子上。一层是马内科太太的天地：整齐、通畅，宾客不断，她们从厨房的门进来聊小镇的八卦事。玄关、饭厅也在一层。餐厅里有一个碗柜，里面摆满古董似的餐具，只要有人经过，它们就左摇右晃。厨房右边有一扇门通往马内科太太的房间：一张床、一个盥洗盆、一把便壶。

从一层到二层有十一级旋转台阶，往日的奢华依稀可辨：一间古老的缝纫室，一间早期的女仆房。马内科太太告诉她，抬棺人就是把艾蒂安叔祖父母亲的棺材放在了这儿。“棺材倒了，她一路滚下去。所有人都吓傻了，但是她看起来毫发无损！”

三层的杂物很多：一箱一箱的瓶瓶罐罐、一摞一摞的金属盘和很多把锈迹斑斑的镂花锯；一桶一桶装的可能是电子零件；很多工程手册堆在马桶四周。四层更是杂乱无章，房间里、走廊上、楼梯旁到处是东西：篮子里放的一定是机械零件，这个鞋盒里盛着螺丝，那个鞋盒里装着曾祖父做的古董玩具。艾蒂安超大的书房霸占了整个儿五层，要么阒寂无声，要么回荡着音乐、广播和噪声。

最后，来到六层：左手边是祖父整洁的卧室，正前方是卫生间，右手边是她和父亲睡觉的小房间。风起的时候，四周的墙壁呜呜地呻吟，百叶窗咣当咣当地响，房间摇摇欲坠，楼梯也被吹皱了，从中间鼓起来，整座房子似乎与艾蒂安爷爷的内心遥相呼应：不安、孤僻，却又奇妙精深。

厨房里，马内科太太的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玛丽洛尔的头发和雀斑。然后一个女人说，在巴黎，为了块面包要排五个小时的队。人们用砖头拍死鸽子熬汤，把宠物做菜。没有猪肉，没有兔肉，也没有菜花。汽车的前灯都被喷成蓝色，他们说晚上城里安静得像坟地：没有汽车，没有火车，几乎没有任何用汽油的东西。玛丽洛尔坐在方桌旁，面前放着一盘饼干，她的脑子里出现一个双手血管突出、眼睛浑浊不清的大耳朵老太太。厨房的窗子传来家燕啾啾的叫声、城墙上吭吭的脚步声，以及港口，吊索碰到桅杆、铰锁扣上链条的声音，叮当叮当，叮当叮当。魔鬼。德国人。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