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管理处
先天性白内障。双眼。无药可治。“能看见这个吗？”医生问，“能看见这个吗？”玛丽洛尔将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她熟悉的那些地方——和爸爸的四室公寓、街尾绿树成荫的小广场——现在都变成迷宫式的危险之地。抽屉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上厕所如临深渊，水杯要么抬手就翻，要么遥不可及；她的手指太粗，总是那么粗。
失明是什么？失明是眼前有一堵墙，而双手却摸不到；眼前空无一物，腿却磕在了桌子腿上。汽车在马路上喘着粗气，树叶在天空中低语，血液在玛丽洛尔的耳朵里奔涌。无论在楼梯口还是在厨房，甚至床边，总回响着大人们同情的话语。
“可怜的孩子。”
“可怜的勒布朗先生。”
“他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吗，他父亲死于战争，老婆死于难产，现在又是这样。”
“好像中邪了一样。”
“真应该把她送走。”
充满伤痛和绝望的几个月：玛丽洛尔走在房间里就像站在帆船上，半开的房门拍在她的脸上，床是唯一的避难所。她躺在床上，把被子裹到下巴，爸爸在旁边的椅子上又点燃一根烟，打磨他的微缩模型。砂纸有节奏的摩擦和小锤子轻声的敲打安抚着她的焦躁。
绝望是短暂的。玛丽洛尔还小，她的父亲又有足够的耐心。父亲告诉她没有中邪这回事。这就是运气，幸运或者霉运。每天向成功或者失败倾斜一点点，但是没有魔咒。
每周有六天，她在黎明前被爸爸叫醒，支着胳膊等爸爸帮她穿衣服。长袜、连衣裙、运动衫。如果时间充裕，爸爸会要求她学着自己系鞋带。然后，他们到厨房喝咖啡：热热的、浓浓的，她可以在里面尽情地加糖。
六点四十，她从墙角拿起白色的手杖，伸出一根手指插进爸爸的腰带里，跟在爸爸后面下四层楼、过六个街区，到博物馆上班。
七点整，他打开2号入口的门，一股熟悉的气味：打字机的色带、打过蜡的地板和岩粉的味道。大走廊里回荡着他们的脚步声，也是那样的熟悉。他问候值夜班的人，问候看门的人，得到的答复总是两个字：“好，好。”
两左一右，爸爸的钥匙圈叮叮当当地响。拧开一道锁，推开一扇门。
钥匙管理处里有六个带玻璃门的柜子，柜子里的钉子上挂着几千把金属钥匙：既有钥匙坯子，又有万能钥匙；钥匙柄既有筒状的，也有像土星一样带着光环的；能开电梯，也能开展柜；有的和玛丽洛尔的前臂一样长，也有的比她的拇指还要短。
玛丽洛尔的父亲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钥匙主管。据他估算，整个博物馆里各个研究室、仓库、四个独立的公立博物馆、动物园、温室、植物园里的草药园和观赏园，再加上十二个入口和展馆，总共有一万两千把锁。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
每天早上，他站在钥匙管理处把钥匙分发给员工：动物园管理员最早，办公室职员在八点左右蜂拥而至，随后一批是技术人员、图书管理员和科学助理，科学家总是不慌不忙地走在最后。每一把钥匙都有数字编号和颜色标记。每个人，从看守到馆长都要随身携带自己的钥匙。任何人都不能把钥匙带离各自的工作区域，也不允许把钥匙留在桌子上。毕竟，博物馆里收藏着十三世纪的无价翡翠，印度的水硅钒钙石
和科罗拉多的菱锰矿；在她父亲设计的一道锁后面，摆放着一只青金石雕刻的佛罗伦萨药碗，每年都有从千里之外赶来的专家对它进行检测。
父亲总是抽查她。“玛丽，这个是保险库的钥匙还是挂锁的钥匙？”“柜橱的钥匙还是防盗门的钥匙？”他提问展品的位置、陈列室的摆件，还不厌其烦地在她的手里放些意想不到的东西：灯泡、鱼化石或者火烈鸟的羽毛。
每天早上，包括周日在内，他要求玛丽洛尔学习一小时盲文。“A”是上角的一个点。“B”是垂直的两个点。让。走。去。面包房。让。走。去。奶酪。店。
下午，他带着她到处巡视，给插销锁具上润滑油、修理展柜、保养锁眼盖。他们经过一道道走廊进入一间间展室。小走廊连着大图书馆；玻璃门通向温室，挥之不去的湿报纸、半边莲和发酵的味道。这里有木工房、标本剥制师工作室、大量的架子和标本抽屉，所有的藏品都在博物馆里。
下午有些时候，他把玛丽洛尔留在热法尔博士的研究室，他是资深的软体动物专家，胡子上永远带着湿羊毛的气味。玛丽洛尔来的时候，热法尔博士一定会停下手里的活儿，开一瓶马尔贝克红葡萄酒，操着沙沙的嗓音讲他年轻时在塞舌尔、英属洪都拉斯、桑给巴尔考察礁体的故事。他叫她洛雷特；他每天下午三点吃一份法式鸭胸；他满脑子倒不完的拉丁双名法学名。
热法尔博士的研究室最里面的墙上有一组柜子，玛丽洛尔数不清到底有多少抽屉在里面。博士让她挨个儿拉开，把贝壳捧在手心里——峨螺、榧螺、泰国的帝王涡螺、波利尼西亚的蜘蛛螺……博物馆收集了一万多种标本，超过了世界已知种类的一半，而它们中的大部分都被玛丽洛尔拿在手里感知过。
“洛雷特，这是紫螺的壳，它一辈子漂在海面上，眼睛退化到什么也看不见。它们只要接触到海水，就搅动出很多水泡，用黏液把泡泡绑在一起，搭成一个筏子，然后躺在上面随波逐流，顺便吃掉偶遇的浮游水生物。但是，一旦失去筏子，它们只能下沉、死掉……”
玻璃鹦鹉螺兼备了轻重、软硬、光滑和粗糙的特征。足足半个小时，她对热法尔博士桌子上的各种骨螺爱不释手，空心的螺刺、棱状的螺层、深得触不到底的壳口，丰富的洞穴般的突起和布纹状结构的表面；这简直就是一个王国。
她的双手不知疲倦地移动，收集、体会、验证。架子上被撑得鼓鼓的山雀，腹部的羽毛柔若无物，但是嘴巴却像针一样尖。郁金香花药顶端的花粉不如小油柱头里的花粉多。每一次触摸，她都在学习——植物园里的梧桐树皮；昆虫研究所里的鹿角虫；热法尔博士研究室里细腻光滑的扇贝壁——她迷恋每一次接触。
晚上到家，爸爸把他们的鞋放在固定的角落，大衣挂在固定的挂钩上。厨房瓷砖的装饰条均匀分布，经过六条可以走到桌子旁；顺着爸爸拉的绳子，可以从桌子走进厕所。爸爸把晚餐盛在圆盘里，用时钟的指针告诉她每一道菜的位置。“亲爱的，土豆在六点钟方向。蘑菇在三点钟方向。”饭后，他点燃一支烟，在厨房一角的工作台继续制作小模型。他要按照比例在模型上重建他们生活的整个街区：带飘窗的大房子、排水沟、洗衣店、面包房，乃至街角小广场里的四条长凳和十棵大树。不冷的时候，玛丽洛尔喜欢打开卧室的窗子，倾听黑夜：它好像住在阳台、站在墙头、躲在烟囱里，懒洋洋的、静悄悄的。她会一直听下去，直到真实的街景和模型在她的脑子里合二为一。
博物馆周二休息。玛丽洛尔和爸爸可以睡个懒觉。他们照样喝浓浓的加糖的咖啡。他们可能走到先贤祠，也可能转到花卉市场，再或者沿着塞纳河散步。他们经常逛书店。他把字典、报纸和图片杂志递到她的手里，然后问：“玛丽洛尔，多少页？”
她的指甲滑过书脊。
“五十二页？”
“七百零五页？”
“一百三十九页？”
他把她的头发拢到耳后，把她举过头顶。他说她是他的骄傲，他说他永远不会离开她，生生世世和她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