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抗战胜利内战孕育待发(3)

从1940年春起，国民党军队就加紧在华中制造摩擦事件，阴谋截断华中新四军与华北八路军的联系，然后分割包围聚歼。7月，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企图取消陕甘宁边区，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及作战区域，这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先声。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的皓电，诬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等部30万大军及顾祝同所部，准备向华中新四军大举进攻。又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增至20万之众。11月9日，中共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复何白的佳电，对皓电进行了有力驳斥，坚决拒绝国民党要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但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佳电表示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关于北撤路线，中共提出：一由皖南原地经铜陵、繁昌直接北渡皖北；一经苏南，然后经镇江过江到苏北。经国民党同意，新四军决定经苏南北移。1940年10月，毛泽东、朱德等指示新四军军部应“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但项英仍认为“军部困难北移”，坚持“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的意见，拒绝北移。12月14日、24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又两次指示叶、项立即北移，但项英仍迟疑不决，拖延北移。直到12月26日，中共中央对项英的错误进行严厉批评，在中央严令督促下，项英才决定一月初开始转移。早在12月7日，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政府军令部下达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计划第一步，以顾祝同部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李宗仁所部于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12月8日，国民党又以何白名义发出齐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底以前全部撤至黄河以北。蒋介石一面于12月9日发布要新四军限期北移的手令；一面于10日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于是顾祝同在皖南集结7个师约8万人兵力，准备包围聚歼新四军。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在皖南的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5日到茂林地区时，遭国民党军包围袭击。6日，顾祝同所部上官云相等部队8万多人，在蒋介石“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新四军指战员经七昼夜殊死战斗，终因众寡悬殊、伤亡过大、弹尽粮绝，陷于危境。为挽救危局、保全部队，叶挺致书上官云相，责其背信弃义，并亲赴上官总部协商而被扣押。14日，全军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当欧洲希特勒德国节节败退，太平洋上的日军不断失利，整个国际形势面临大变化前夜之际，蒋介石国民党一喜一忧。喜的是欧战一旦结束，美英可腾出手来替他打日本，他可坐享其利；忧的是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一旦垮台，将危及蒋介石国民党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为使抗战胜利后能维持其统治地位，蒋介石感到有再来一次大规模反共行动之必要，于是在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它集中反映了蒋介石极端反动的买办封建法西斯思想和主要政策，它是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言书。时值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根据新的形势，作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6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宣布：自5月15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蒋介石更认为他找到反对共产党的借口和机会，把第三次反共推向高潮。6月，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目张涤非，假冒“民众团体”名义，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乘机把这消息广为传播，大造反共舆论，国民党各报刊大叫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解散一切非法组织，停上一切非法行动”。还说什么“中共既系自外生成，今第三国际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行解散，则中共失所秉承，自应乘此机会，宣告解散”。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会后，国民党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此时边区周围集中四五十万大军，准备九路闪击延安；七、八月间多次进行试探性进攻。同时在华北、华中也准备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中国又面临内战危险边缘。

面对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与行动，中国共产党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采取了发动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了蒋介石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紧紧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精兵简政，克服重重困难，抗击了64%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发展壮大了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成了抗日的主要战场。而蒋介石国民党却跑到峨眉山上，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同时还大搞“曲线救国”，指使一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与日本侵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来消灭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乘抗战之机大发国难财，1938年9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改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成立“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作为政府的最高金融组织，由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为常务理事，特派国民党总裁、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蒋介石为四行办事总处理事会主席，从而四大家族合法垄断了全国金融组织，享有发行纸币、办理外汇等金融特权。1942年7月，宣布实施“货币统一发行办法”，借机滥发纸币、办理外汇等金融特权。1937年6月法币发行量为14.1亿元，到1945年底为10.319亿元，增加7300倍，造成通货膨胀，大量掠夺人民财产。同时，还以抗战名义大借外债和发行国内债券。从1937年到1939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发行各种名目公债19笔，金额24.17亿元，多数以总预约权形式交予中、中、交、农四行先行付款，四行不是动用现金，而是滥发纸币。从1937年至1942年，共向美、英、法、捷、苏、比、德等国，借外债32笔（其中美国8笔、英国12笔、苏联5笔、法国4笔、捷克1笔、比利时1笔、德国1笔），折合法币442.9亿元。利用这些外国贷款，各国供应了十分可观的军用物资。如1940年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一次就带来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300门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及相应装备与配件。1943年5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自7月1日起，经印度对中国空运军用物资，每月增加到7000吨至1万吨。蒋介石对各国所支援的军用物资，没给抗日人民军队一枪一弹，而全部用来装备嫡系部队，作为反共内战的资本。在对外关系上，蒋介石是左右逢源，静观其变，以便从中捞到好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40年9月，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同盟；同时，英、美也签订了协定。两大集团都在争取蒋介石。德意日要求蒋介石政府放弃抗日，加入他们的同盟；由德国劝和，日本诱降。美英则要求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加入英美同盟，美国愿给大量借款，英国允许重开滇缅公路。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国际上三大力量都在拉蒋介石，使得蒋介石春风得意，身价倍增。当时周恩来对蒋介石曾作了一个很好的描绘：“三国协定后，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军退出南宁，斯大林复电之后，立往成都，此行绝非偶然。”“蒋现在处于三个阵营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马尔最能左右逄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让何（应钦）、白（祟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欧美和亚洲许多国家纷纷对日宣战，蒋介石政府这时才跟随英美之后于1941年12月8日正式对日宣战，在1942年1月，同英、美、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国的联合宣言。当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优势后，美国不仅图谋以它为主体赢得战争，并设想和安排了战后的世界格局，除欧美洲外，还想称霸太平洋和亚洲，企图取代日本在中国的地位。罗斯福说：“我们不仅视中国为进行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蒋介石更是心想神往，完全投靠。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访美。双方从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积极勾结，名义上是共同反日，实质上为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做准备。在军事上，1944年12月，美国帮助蒋介石在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以中国地区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鲁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司令，负责训练地面部队，并统一指挥美国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人员。美国供应部队司令齐夫斯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后勤司令，控制美国援华军用物资的分配；魏德迈以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的名义，直接掌握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与后勤两个部门，并以蒋介石参谋长名义，大力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在桂林设立中国军官参谋训练班，培养高级军官；在云南帮助国民党设立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各类训练学校；此外，美国还在兰州等地设立训练和供应装备的中心。到日本投降时，美国为蒋介石训练和装备了20个美式机械化陆军师，成为后来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精锐骨干。美国还派出陈纳德率领的第十四航空队，并不断加强其运输能力，到1945年5月，月空运额达到7万吨，巨量军事物资源源而来，更加强了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野心。与此同时，1944年11月，以纳尔逊为首的美国战时生产代表团来中国，为蒋介石建立“战时生产局”，翁文灏任局长，美国人杰克逊当顾问，下设一个以增产军需品为主的机构叫“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以翁文灏为主任，纳尔逊为副主任。纳尔逊通过调查拟定一个中国战后经济发展计划，规定：中国不能发展重工业，只可能发展一些纺织等轻工业，并需要美国垄断资本予以广泛的“技术援助”。纳尔逊竟公开说：美国商人必须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工业边界，其重要性纵不比20世纪初美国西部之边界更大，至少亦与之相同。公然把中国当成美国的殖民地。1945年3月，美国又派出国务院财政顾问查理士·雷麦来中国，与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商讨财政金融问题。经纳尔逊介绍，宋子文请美国政府派亨德逊担任国民党政府特别顾问，协助解决通货膨胀问题。1945年1月，美国帮助蒋介石政府成立“战时运输管理局”，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俞鸿飞为局长，美国人麦克鲁兼任副局长。2月，美国在昆明成立“中国第二空运大队”，由美军上校勃郎里任司令。美国政府在租借法案下指拨15000万辆卡车，供给蒋介石使用，并派技术团540余人来华，帮助蒋介石建立运输制度。

在政治上，美国极力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当史迪威将军要求美国政府坚持国共两党联合和改组国民党而与蒋介石发生矛盾时，罗斯福派赫尔利为他的私人代表和大资本家纳尔逊来华，他们代表着美国资产阶级右翼反共势力，坚定地支持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终于在1944年10月史迪威奉调回国，由魏德迈来华；同时，高思也回国，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资格，于11月7日飞延安，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以“公正”面孔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赫尔利和蒋介石的目的完全一致，都是想方设法要中共交出抗日武装，随后取消各个解放区，篡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不过在具体做法上，赫尔利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要求蒋介石在一些次要问题上让步，骗取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后来美国公布的对华关系白皮书透露，赫尔利曾坦白地告诉蒋介石：我之所以同共产党达成五点协议案，因为这是“使共产党签订协定，将他们武装部队的控制权交给国民政府的唯一文件”。中共洞察蒋介石和赫尔利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主张取消党治、召开党派会议、组成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赫尔利的欺骗阴谋无法得逞，最终撕下国共两党“调解人”的假面具，公然宣布：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极力为蒋介石国民党涂脂抹粉，并明确表示：“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但并不曾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

由于有美国人在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保存实力、养精蓄锐的蒋介石，在抗战的后期磨刀霍霍。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一再作“特别报告”和“重要指示”，通过许多“纲领”和“决定”，其中心目的是动员国民党全党，坚持独裁，准备内战。蒋介石在特别报告中说：“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之优势条件与环境，故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强固党的力量。”国民党六大前后，在美国全力支持下，积极扩军备战，早在1944年底，蒋介石就进行欺骗宣传，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到1945年春，已招募了近10万青年，编成青年军9个师（从二零一师至二零九师），令其子蒋经国充任政治部主任，强力控制这支青年军。当1945年4至7月，日军由于太平洋战场失利，中国战区兵力又不足，只得收缩战线，退出一些地方，蒋介石便乘机“反攻”，抢占了南宁、柳州、桂林、福州以及福建、浙江东南沿海一些县城。就在国民党六大闭会后的5月23日，蒋介石集中第三战区14个师的兵力，以上官云相为指挥官，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共苏浙军区天目山发动攻击，企图把这一地区新四军一举消灭。在西北，从7月15日起，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将河南前线的河防部队和西安地区的部队，集中11个师兵力于陕甘宁边区南线之淳化、耀县、三原、泾阳、兴平、乾县、同官、栒邑等地，并向关中分区爷台山八路军驻军发动进攻，八路军为避免内战，只取自卫原则，坚守阵地，未予出击。阻止了事态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