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国共两党重庆谈判(2)
8月28日清晨，延安东门外机场上聚集了上千名前来欢送的人群，有干部、有工人、有学生。毛泽东与往日不同，穿一套半新的蓝布制服、皮鞋，头戴深灰色的盔式帽。在人们的记忆里，毛泽东总是穿一套旧灰布制服、布鞋，头戴八角帽。他雄伟的身影，明净的额、温和的目光、热情的声音，时时出现在会场上、课堂上和人民群众中间。如今他站在汽车旁，目光平视，对着全体送行的人群，眼睛里表露出一种亲切、坚定的微笑，不时向人们点点头，表达无限的关切和鼓舞之情，然后挥手向大家告别，登上飞机起程。送行的人们翘首南方的天空，久久地不肯离去，都在深思：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处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斗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毅然决然地行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历史的伟大的贡献。当天下午3时45分，毛泽东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在专程去延安迎接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草绿色的三引擎大型专机，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当时的情景，据1945年8月29日《大公报》记者子冈报道：“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浅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笑声齐作，延安来了9个人。”
毛泽东的降临，使山城重庆顿时沸腾，全国和全世界震惊。无数的工人、学生、市民和民主人士热烈地欢迎毛泽东，把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的救星，许多人为毛泽东的到来而感动得流泪，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兴奋地写出欢迎诗：“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会，一笑昆仑顶上头。”前来机场欢迎的官方人物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将军、参议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宸，还有各党派负责人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以及著名爱国文人郭沫若等。正当前来欢迎的人士彬彬有礼地向毛泽东走去时，那些年富力强的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送名片，有的报姓名，有的提问题，有的抢着同毛泽东握手，形成一道人墙，把各党派代表挡在外。周恩来一看这种情形，立刻把一个纸包高高举在空中，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这句话一下子把大群的记者吸引过来了。当毛泽东应中外记者之请，首先和同机而来的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等摄影并拍制纪录电影后，周恩来才微笑着打开纸包，向记者一一分发“礼物”，这就是毛泽东向新闻界发表的书面谈话。全文如下：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欢迎毛泽东的宴会。然而，毛泽东的到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就在8月23日，蒋向毛泽东发出第三次邀请电报时，还对他亲信们说：“毛泽东不会前来重庆同我谈判，他不来，这说明他蓄意作乱，我们就明令讨伐！他来，我们则利用谈判拖延日子，挥兵北进，把他们包围的包围，消灭的消灭，到了那个时候就有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好戏看了！”所以，对于谈判，蒋介石毫无准备。毛泽东和中共代表一来，就把蒋弄得手忙脚乱，政治上完全陷于被动。国民党内部震动很大，不知所措。就在毛泽东到达的当夜，国民党《中央日报》编辑部异常紧张，静候指示。陈训畲总编辑对大家说：“共产党这一招出乎我们意外。关于《中央日报》的新闻言论处理，已请示了陈布雷先生，报纸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造声势。”以致8月29日的《中央日报》版面，冷冷清清，作了180°大转弯，连前几天发表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来渝的那套“假戏真做”的编辑手法也不用了，仅采用中央通讯社编写的几十个字的新闻稿，用两栏的地位孤零零地排在国内要闻版的中间。尽管国民党的舆论机关费尽心机，可是毛泽东亲临重庆的消息不胫而走，震动全国，传遍世界。重庆其他报刊竞相报道毛泽东来渝和平谈判的消息和他在机场向中外记者书面谈话全文，很多报纸发表了社论，表示拥护中共的主张。《新华日报》28日下午发出号外，首先传播毛泽东来渝喜讯，并亲切地称呼“毛泽东——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救星”。《华西晚报》报道说：“毛泽东的到来，是民主中国的曙光。”驻渝外国记者更不甘落后，纷纷发出专电，报道毛泽东抵渝盛况，盛赞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量，盛赞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
由于蒋介石根本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而且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真的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就没有准备谈判的方案。就在毛泽东一行抵渝前三小时，得知毛泽东确确实实地来了，蒋才匆匆召集要员会商与中共谈判的方针。蒋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29日，蒋在日记中又写道：“1.不得于现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2.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3.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所有这些仅仅是个方针、原则，究竟各个问题如何解决，国民党没有具体的意见或方案。
毛泽东等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在蒋介石官邸林园开始谈判。具体谈判，中共方面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是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会谈最初4天，是就政治、军事问题先作一般性商谈，随便交换意见。会谈一开始，国民党方面提出：国共两党“没有内战”的谬论，企图从根本上否认谈判的必要性。毛泽东当即以大量的事实予以驳斥，并指出：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副合实际的。揭穿了蒋介石在口口声声没有内战的烟幕下，积极准备内战的伎俩。同时，由于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为了促使谈判的进行并取得具体成果，中共方面只好首先提出谈判的具体方案。9月2日，毛泽东对谈判提出8项原则性意见：1.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2.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3.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4.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5.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6.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7.中共军队需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民；8.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根据毛泽东的这个原则性意见，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团将拟定的两党和平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其要点是：
1.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2.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3.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4.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5.严惩汉奸，解散伪军；6.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7.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8.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9.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10.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11.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这些意见和方案，都坚持了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精神，但又在6项紧急措施的基础上作了灵活而较大的让步。如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没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等。蒋介石针对中共提出的上述方案，于9月4日亲自拟定了《对中共谈判要点》，共四项：1.军队问题。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师为最高限度；其驻地，由中共方面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2.解放区问题。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3.政治问题。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可予以考虑。4.国民大会问题。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在这个《要点》的开头，蒋介石写道：“中共代表昨（3）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者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为方案，对中共提出。”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谈话要点”，也就是蒋于8月29日日记中所写到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强调“政令、军令之统一”。
蒋介石于9月4日上午，召集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4人开会，研究如何同中共谈判，并将他亲自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们。之后，又同美国人赫尔利、魏德迈进了“深入之交谈”。蒋介石说：“大使先生，毛泽东说他们坚决避免内战，他们的武装应该参加受降，他们的解放区民主政府应该承认。但被我拒绝了。我一口咬定要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说我是在实行独裁，我也不在乎！”赫尔利说：“你应付得对！”并郑重嘱咐：“可是别拒绝得太快，破裂得太早，这样会影响我们的军事行动，让他们以为你真有和平诚意，那是最好！”蒋介石得意地说：“这个我自有办法，当年在上海对付造反工人，先麻痹他们，动手之前还雇了大批乐队，吹吹打打，挂红放炮，还到他们工会送匾去呢！在他们信以为真后，乘其不备我就动手了！”赫尔利提醒说：“可是今天在你对面坐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是当年那个上海工会主席，我们要特别小心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