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寻找希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要与人交流的欲望日益增长，几个简单的手势已经不能表达我全部的思想了。当我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能被别人理解时，我就会生气、发狂。我感到像有无数的绳索在束缚着我，而我则在拼命地挣扎，胸中仿佛燃烧着熊熊烈火，却又无从表达，因此我只有狂怒地暴跳、哭闹，弄得自己和家人身心俱疲。

此时，如果母亲在我身旁，我就会扑进她的怀里，委屈地放声痛哭，到最后连发脾气的原因都忘记了。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我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因此，这种狂风暴雨式的爆发也越来越频繁，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可能发生。

父母对此十分头疼，却又想不出办法。因为我们家附近没有盲人或聋哑人学校，也没人愿意到这偏远的乡村来教一个盲聋哑俱全的孩子。

人们都以为我没有机会上学了，可是当母亲看了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后，事情似乎又有了转机。

狄更斯写的《美国札记》中讲到了一个叫萝拉的女孩，也是盲聋哑俱全，经过著名盲聋教育专家郝博士的悉心教育之后，她学业有成。然而，当父母打听到书中说的那位郝博士已经离世多年，他的方法可能已经失传时，又陷入了绝望中。郝博士有传人吗？如果有，他们肯到亚拉巴马州这么偏远的乡村来教我们的女儿吗？

父亲听人说，在巴尔的摩有一位非常出色的眼科医生，医术很高，曾治愈过许多患有疑难病症的眼病患者。于是，在我6岁那年，父母带着我奔向巴尔的摩，看看我的眼睛是否还有治愈的希望。

那是一次十分新鲜有趣的行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们结识了很多朋友。一位好心的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就在这些贝壳上一一打了孔，然后让我用线将它们串成一串。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串贝壳都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列车员叔叔也非常和蔼可亲，他每次检票时，都让我摸他的制服，还让我玩他检票用的打孔器，那个小东西真的很好玩。我一个人乖乖地坐在长椅的角落里自娱自乐，不停地在一张张纸片上打着孔，能够一连玩好几个小时。

姑妈用毛巾为我折了个布娃娃，可是它太简陋了，连眼睛、耳朵、嘴和鼻子都没有。即使想象力丰富的孩子，也描绘不出它的脸是什么样的。而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它没有眼睛，我极力让大人们想办法，可谁也没法为布娃娃装上眼睛。于是我突发奇想，从座位上溜下来，摸索着找到姑妈的披肩，并使劲地揪下上面两颗做装饰用的珠子，示意姑妈把它缝到布娃娃的头上。姑妈牵着我的手去摸了摸她的眼睛，想要确认我的意图，我赶紧点点头。她将珠子缝在娃娃上，让我高兴了好一会儿。可我很快就对布娃娃失去了兴趣，因为旅途中的新鲜事太多了，以至于我的脑袋和手一直忙碌着，根本来不及再发脾气。

到达巴尔的摩之后，我们打听到了切斯霍尔姆医生的眼科诊所，切斯霍尔姆医生的态度非常热情。

进行检查之后，他表示我的眼睛实在没有治愈的希望了。但他鼓励父亲让我接受教育，并为父亲介绍了华盛顿的亚历山大·贝尔博士。他告诉我们，贝尔博士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有关聋哑学校和教师的信息。我们听从了医生的建议，立即赶往华盛顿去找贝尔博士。那时，我父母的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因此忧心忡忡。而我却一点也不发愁，甚至还觉得在旅途中快乐无比。

尽管那时我还很小，还不太懂事，可我还是感受到了贝尔博士的热情和诚恳。他将我抱在他的膝上，摘下他的手表让我玩。他让手表震动起来，以便我能够感受到。博士确实很让人佩服，他能够看懂我的手势，就因为这些，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次华盛顿之行开启了我人生的一扇大门，一扇让我的灵魂由黑暗走向光明、由自闭走向友爱的大门。

贝尔博士告诉我们可以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的安纳诺斯校长写封信，看他是否能代为寻找一位聋哑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就是《美国札记》中说的郝博士培养聋哑儿童的地方。

我的父亲马上写了信寄出去，不想几个星期后就有了回音，回信告诉我们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的家庭教师找到了。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1886年的夏天，但等到莎莉文老师来教我时，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

我终于盼到了改变命运的这一天。知识的力量触动了我的灵魂，它不仅为我带来了光明，还让我“看”到了世界上许多奇妙的事情。似乎有一个神圣的声音在对我说：“知识就是爱，就是光明，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