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及其启示(4)
“中国没有劳资对立”等论调时，再一次阐明了阶级斗争学说的科学性，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动力和前途等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内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争论，也探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领导权和对象等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以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只能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中的左翼和中派也是革命的动力，右翼有参加革命的可能；资产阶级可以划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是革命的对象，后者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妥协性；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是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些思想尽管并不完善，也没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它们已经初步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一个阶段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成利平（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 级硕士生）
2.5 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看解放战争时期的论争
高老师在报告中谈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关于农民文化传统的重要论争，我想对此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分析一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的结合，是以对农民文化传统的分析为前提的。农民的文化传统有两面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是受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劳动者，其文化传统和封建地主阶级文化传统有着相对立的一面，然而这两种文化传统又有着相通的一面，因为农民和封建地主立足于共同的小农自然经济的土壤之上，是受封建思想奴役的小私有者，这就使农民和封建地主在思想文化上处于同一的反映小农自然经济的意识系统里。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直至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认识和分析农民文化传统的两面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课题，因为这和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之一，即农民能否以及如何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的问题息息相关。如果只看到农民文化传统的落后性这一面，那么就会否认农民有可能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如果只看到农民文化传统的革命性这一面，那么就不可能正确地引导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
同唯心史观认为英雄人物创造历史不同，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立场出发，认为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起主体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得出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史观。
人民群众作为最基本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高老师的报告中讲到毛泽东和蒋介石研究历史得出不同的结论。很有意思，蒋介石也总结中国的历史，把中华民族描述成一个向来遵守仁义礼智信、讲究和谐、团结、遵纪守法的民族，所以，蒋介石从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搞革命是不对的；毛泽东对中国历史解读后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服输的民族，不屈服于别人的统治，具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民族，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反抗，要搞革命斗争，从历史、传统文化中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同时，研究中国历史，得出的是不同的结论，其分别的原因是二人遵从的是不同的历史观。
——黄红（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 级博士研究生）
2.6 从唯物论看党在过渡时期的论争
在高教授的报告中，我们再次学习和领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论观点，为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提供了前提和可能。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这一原理在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中的生动体现，是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立足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也是如此，通过对中国国情这个基本客观实际的把握，来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和路径。比如，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内围绕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起点、条件、步骤、方式和农业改造的形式等产生了论争。这场论争是由于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内外形势及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理解有不同的看法，在党内出现的思想观点的交锋和论争。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的中国是一个工业极度落后，科学文化水平低的国家，根据这样的国情，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侧重于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认为必须先实现工业化，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再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造；一方面，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一部分人侧重于对生产关系的改造，甚至认为不需要经过大规模工业化和机械化的发展，通过提高生产的组织形式就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行了验证，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牢牢根据中国基本国情这个总依据来实现，离开了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走弯路，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巩固了公有制经济，很快初步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盲目追求“一大二公” “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结果不仅没有促进生产更好发展，反而因为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困难，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把握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还不能够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不能片面追求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结果违背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遭受挫折。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新的巨大成就，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公有制经济的实力也更加雄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不再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政策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人均GDP 在世界的排名仍然较低，区域、城乡发展还不平衡，不少内陆和边远地区经济发展还很落后。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必然导致经济体制僵化，经济活力不足，经济运行效率低下，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
——刘若刚（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 级博士研究生）
2.7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争中的创新思维
高教授的报告对我有很大启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别驳斥了“二次革命论”和“毕其功于一役”，创造性地提出了“两步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