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3)
考量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基础在于理性的分析方法。而理性作为现代性的核心，其根本价值在于自由。人类冲破中世纪的蒙昧，弘扬了人的理性，反对宗教主义、神秘主义，提倡科学和理性，宣扬自由平等。启蒙运动之后，近现代文明不再跪倒在上帝的脚下，不再迷信上帝的意志，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主宰自然，运用自己的理性管理自然。这一时期，人是主宰、人是目的、人是自然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成为社会的基本信念。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无限制地不断向自然索取，经过若干世纪，在看似自由的实践活动之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受到极大的破坏，自然危机逐渐呈现，并且开始向人类报复：沙漠化、沙尘暴、洪水、干旱、厄尔尼诺现象、海平面上升、臭氧层空洞……环境自然危机的出现，使得人类再也无法享有随心所欲的自由。
“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挣脱枷锁、囚禁与他人奴役的自由。”然而，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不断追求征服自然的自由，导致的后果则是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困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全球气候的恶化，使得人类的所谓自由实践在日益萎缩。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全球气候谈判，由于种种原因，使得碳排放经济节制行为的谈判陷入僵局。目前，“环境正义”往往只是一个学术概念。比如，在经济领域，生态灾难导致企业的可用资源减少，交易成本上升，企业间对资源的争夺和控制，使得少数人限制了多数人的自由，由此，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加紧张和对立。这一情势势必造成社会的不安和矛盾，社会秩序受到极大威胁。基于资源的安排不合理，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安排就会受到怀疑。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指出的现代性造成的人的异化，更使得人们自我反省和批判能力的退化，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的减弱。表面上看，现代性似乎使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自然资源的恶化和短缺，导致的现代人的政治、经济等自由空间的萎缩，如同生长缓慢的癌症一样，慢慢吞噬人的自由灵魂。
基于如此严重的形势，必须对现代性倡导的征服自然的自由理念进行批判和反思，寻找为当代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出路。什么才是人在自然面前的合理自由？什么才是更符合人类自身利益的理性标准，如何勾画一个正确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有必要思考一种基于自然保护为取向的自由观的建立，这是一种相对的自由价值观，把人类的自由理念附着于自然的发展和资源的保护。只有自然的发展，才有人类自由的发展。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对既有生态文明观的反省是十分必要的。从理论的角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一直受制于人类的价值观导向错误，对人类的实践活动方式的反思显得贫乏，这样的讨论往往陷于抽象主义的立场和抽象主义的研究理路，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当下必须理清的是，人类的生态利益不是抽象的利益，而是现实的人类利益。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气候变化大会上，各国政府之所以未能达成有效的一致意见，据此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如果按照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用共同的人类这一概念代替现实的有差异的主体，就有可能忽视现实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导致更大的利益和心理的不平衡，有可能导致强势群体或发达国家破坏自然环境，而让弱势群体或发展中国家承担破坏自然环境的恶果，这样的后果不利于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抽象追究现代价值观会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障碍，并没有完全深入问题的根源。现代价值观的不合理在于现代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根本原因在于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的价值观。“……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因此，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代价值观的批评上，而是要进一步深入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改造上，不能仅仅局限于生态价值观念的理论建构本身。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它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保证，同时也是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及社会现象的根源。“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然而，人类历史证明，生态文明危机的根源在于物质生产方式的道德性合理性和社会正当性。这里需要警惕的是，空洞的生态伦理理论利用人类共同利益来遮盖生态危机的实质，这也给既得利益者往往把责任模糊界限，以减轻自身的责任，提供了理论庇护。因此，脱离物质生产的现实来讨论生态文明的实质，是难以真正认识问题的实质。
（三）反省当下的物质生产价值观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类的生态伦理道德观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生成出来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生态道德观念必定根源于人类长期的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道德观念产生的来源，只是在物质生产劳动中，并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来逐渐树立、调整、形成恰当的人对自然世界的伦理信念、价值和伦理规范。这一逻辑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是符合人类发展的事实的。人类所有文明的积淀和形成，都是基于物质生活的前提，然后才能追求理想的好生活或善生活。
诚然，物质生产的价值观的反省是必要的。长久以来，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被天然地认为合理，一切质疑人类物质活动合理性的行为被视为非道德性。当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不再只是估计自身利益，而是把自身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实践的道德合理性就必然扩展至活动的对象，也就是说，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性存在，也是一种价值性存在；也就是说，人是道德的人，其实践活动必然带有道德的属性。如果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严重破坏了自然界，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那么对人类这种实践活动的道德反思就十分必要。
这种反思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技术的反思。发达的现代科技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而现代科学技术又是服从于现代人类世界观，科学技术的应用合理性的解决在于人类价值观的引导。另一方面，对生产方式的反思，即劳动的方式问题。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这种交换如何是符合道德的交换，需要遵循物质循环的理念：包括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循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循环。人向大自然索取生存资料时，也要以自身能量反哺自然，能够使人类使用的物质被自然顺利吸收，最低限度地不污染和不破坏自然的秩序。而在人与人之间，对许多不可再生资源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得到重复利用。这一目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路径。最后，还需要对实践活动的后果进行评估。考察实践后果的合理性，及其道德正当性。对后果的考察不能建立在，对自然的破坏基础上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当下社会，自然环境危机愈加严重，根源在于现代性一味掠夺自然界的道德谋划的自负。
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还只是远景。基于现实的技术和观念意识原因，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欣慰的是，不只是学界，政府、实践部门等对于生态伦理的重视，也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必须清醒意识到：当下，哪些是人类能做到的、哪些是不能做到的，哪些价值观念是需要纠偏和建构的？这样，才有可能知道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