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思想(4)
如果只是偶尔讽刺，也许蒋介石不会发狂，1940年春，马寅初应邀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算是彻底惹恼了蒋介石。学校的学员大多都是将官，从前方调来受训，不一定是蒋之嫡系。马寅初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从经济学的重要性联系到当今：“抗日战争正在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点名指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演说在将官中间引起强烈反响，主持人则吓得不知所措，赶紧把马寅初送走了。
这年12月6日，蒋介石派宪兵将马寅初逮捕，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还发出了“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实际上他却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
马寅初被捕引起全国哗然，周恩来、黄炎培、宋庆龄等人进行了多次营救，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也向蒋提出释放的要求——赫尔利是马寅初留学美国时的同学。蒋介石迫于无奈，翌年释放了马寅初，但仍将他软禁在歌乐山家中，不许其教书发表文章。时常有好友来访，马就批评蒋介石：“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认为他不够格，他只能算是他们蒋家的家族英雄，他若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大义灭亲这四个字啊……”马还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是：蒋介石的光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
抗战胜利后，马寅初重获自由，依旧对国民党的腐败不依不饶。有一次，他应邀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大礼堂演讲，台下混进了国民党特务。他带了女儿和棺材上台前去，对学生们说：“为了真理，我不能不讲。我带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的子弹；带女儿来是让她亲眼看着，特务是怎样卑鄙地向她爸爸开黑枪的，以便她坚定地继承我的遗志。”接着，话锋一转，他针对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状况，四大家族的企业、财产等等算了一笔细账，惹得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就任北大校长。他以经济学家的敏锐，看到了新中国即将爆发的人口增长问题，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根据他的建议，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为，截至1953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仅仅4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1亿多人口。
这个数字让马寅初感到不安，接着他到浙江农村调查，走访了10个县的20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围绕人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写出了调查报告。这次调查中，他一连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为了唤起更多人的重视和支持，他多次上书党中央和毛主席。
1957年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泽东的面，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6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他大声呼吁，“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
7月15日，75岁的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他说：“人口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他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议和措施，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8亿。”然而随着“大跃进”的发动，毛泽东又说：“人多是好事，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为了迎合毛泽东的观点，康生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指责其“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于是，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马寅初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全国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坚决不写检讨文章，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圆圆一张脸像弥陀”。北大学生回忆说：“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1960年1月，马寅初被迫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很快又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可到了1974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多年后，马寅初谈到被辞事件，淡然地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现在北大的空气太沉闷了，学生谁也不敢发表意见，没有学术空气。”
兄弟是校长
马寅初喜欢以“兄弟”自称，不分场合，也不论对象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一概如此。
1951年夏，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69岁的马寅初，马说：“要兄弟我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马老，您要我怎样支持？”毛泽东笑着问。“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这个好办。”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批准了！马老校长，我给你这个‘尚方宝剑’！”马寅初果真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京大学讲演，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以及周恩来总理等等。
在北大师生欢迎马寅初的大会上，马对北大师生说：“兄弟很荣幸来到北大做校长。兄弟要和大家提出三个挑战：第一，兄弟要学俄文……第二，兄弟要骑马、爬山……第三，兄弟冬天洗凉水澡。”“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努力完成我们的任务。”
北大学生回忆道：“马校长身体出奇的棒，当时他年已古稀，虽然鹤发稀疏，却有红润的童颜。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风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
马寅初在北大演讲，常自称“兄弟我”。73岁那年，他讲的第一句话经常是：“兄弟今年七十三岁……”每逢北大开全校大会时，他总是笑容可掬，讲上几句“兄弟我，代表北京大学……”之类的开幕词。
马寅初也讲课，他上课有个特点，很少翻讲义，讲得激动时，常常走下讲台，挥动手臂，言词密集，如同阵雨。一些坐前排的学生说：“听马校长上课，必须撑雨伞。”他在向北大师生宣讲他的“新人口论”理论，谈中国人口增长过速的原因时，总结出了好几条，其中三条是：一是和尚尼姑大量还俗，增加了生产力；二是中国生活水平低，素食民族比肉食民族生育率高；三是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电灯，早早躺下睡觉，不多生孩子才怪。
马寅初喜欢演讲，可一上台就会跑题。北大开学生运动会，学生们要请他讲话，他深知自己有离稿发挥的习惯，因此特别嘱咐要为他代拟讲话稿，要大字书写，“我到时只管照本宣科好了”。说是这么说，可一讲起来，他就无拘无束，“先来句‘兄弟我觉得’……”然后鸿篇大论，这时起草人会惊呼“糟了，糟了，校长又跑题了”，但北大学生全都不以为意，笑声不断，为校长的率性真诚叫好。
最有趣的是，马寅初介绍中央领导时，往往也不着边际地跑题。有一次李富春副总理来北大讲话，马寅初一会儿称他为李先生、李副总理，一会儿又冒出个“李副总统”——学生们哄堂大笑，心想校长很可能想到了民国副总统李宗仁。康生来校讲话，马一会儿称其为“康生先生”，一会儿又称“康生同志”，到了最后直呼其名：“现在请康生讲话！”虽然身为校长，马寅初一直低调，当时历史系主任是翦伯赞，负责北京大学校刊。一次马寅初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健美养生的，自觉颇有内涵，就交给了校刊部。翦伯赞见了，皱着眉头说：“这种文章，怎么能在校刊上发呢？”坚决不让发。马寅初很不高兴，一次在会上说：“兄弟自认为文章挺好，校刊为什么不让发？”翦伯赞丝毫不理，就是不发，马寅初也没办法。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肺炎复发，病逝于北京医院北楼病房，先生多福多寿，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
敢说，敢笑，敢怒
马寅初与刘大钧、何廉、方显廷并称民国的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
——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
马寅初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
——郭沫若
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相比。在争取国家自由、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寅初与鲁迅一样，遭受着恶势力的仇恨，但却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之下，始终敢说、敢笑、敢怒，几十年来态度一贯。
——民国《大公报》
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胡耀邦
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重庆《新华日报》为马寅初六十岁辰送去的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马寅初六十岁，周恩来同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对联马寅初先生的风骨不仅传承了北大精神，而且发展了北大精神。
——北大校长许智宏
六十余年来我见过许多许多校长，最让我敬佩的还是马老，马寅初校长。在我心中，没有一个校长能够超过他。
——宋运郊
马师在旧社会不畏强暴，敢怒敢言，爱国一片赤子之心，深受同仁敬重；先生为新中国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堪为晚辈楷模。
——北大学子挽马寅初
熊十力：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浮光掠影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晚年又号漆园老人，湖北黄冈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年轻时他果敢勇猛，曾参加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民国初，他又追随孙中山护法多年。面对官场倾轧，他目睹“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多年后他自成一派，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影响深远，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我的自述
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
一世狂狷
熊十力自幼才思敏捷，曾口出“狂言”：“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他原名熊继智，“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如来佛祖的十种智力，他以十力为号行于世，可见其狷狂之盛。因家境贫寒，他仅仅读过半年私塾，十五六岁时即四处游学，曾到南京师从欧阳竟无大师学佛，穷得只剩下一条裤子。
他为人耿直热忱，青年时代为救国救民，曾参加了武昌起义，任军政府参谋，与宋教仁、张难先等国民党元老相交莫逆；孙中山在广州兴起护法运动，他担任总统府顾问。几经失败后，他心灰意冷，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
在自己著作上，熊十力署名“黄冈熊十力造”，引得佛学界大哗，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造”。他丝毫不理会，却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1932年，熊十力《新唯识论》出版，“新唯识论”哲学体系横空出世。此书遭到佛学界人士群起攻击，恩师欧阳竟无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熊十力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自此师徒交恶，至死未解。
1949年以后，熊十力坚持不肯“改造”，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中国哲学会请他作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