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思想(1)

梁启超：一部活的百科全书

浮光掠影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生于广东新会，清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维新变法，并参与“戊戌变法”，史称“康梁”。他早年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随后又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是伟大的社会活动家。离开政坛以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执教，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他亦是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新民说》是其启蒙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代表作。

我的自述

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最伟大的头脑

他是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他的文章，笔端饱含激情，别有一种魔力，风靡一世，影响了几代人；他的思想，就算跨越100年，至今仍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睿智的剖析、前瞻性的预言，带给后世的绝不仅仅是欣赏和缅怀，而是具有绝对现实和严肃的指引意义……梁启超，一个历经百年风雨，仍然金光灿烂、重逾千钧的名字，一位中国历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全才，一位骨子里仍然坚守着内圣外王，热血豪情只为祖国倾洒的新时代大儒！他是中国最后的“士”的代表，是20世纪初中国最伟大的头脑。

善“变”的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殷实的耕读之家。梁家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势力，梁启超的祖父和父亲都曾主持过乡里都团的事务。其祖父梁维清肆志于学，致力举业，但仅及秀才，曾任新会县教瑜。其父梁宝瑛奋斗一生，竟连秀才也没有考中，只得作一个教授乡里的私塾先生。其母也粗知诗书，对子女管教甚严。

梁启超身为长子，从小聪明颖慧，五岁识字，六岁读完《五经》，九岁便能下笔千言，被四邻八乡誉为神童。十岁以前，他未进学堂，只在家由长辈教读。他回忆说：“启超启勋及群从昆弟，自幼皆未尝出就外传。学业根柢，立身藩篱，一铢一黍，咸禀先君子之训也。” 在祖、父两辈人的教育辅导和督促下，梁启超于学业上大有长进。11岁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受到广东学政叶大焯的赏识。12岁入广州学海堂就读，16岁中举。梁启超少年得志，当时成为新会县远近闻名的才子。

就在所有人以为梁启超的科举仕途之路将一帆风顺时，他却为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所吸引，并成为后来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中坚力量。1890年，即他中举后第二年，他拜在康有为门下，成为其最为得意的高足。受康有为影响，梁启超踏上一条完全崭新的革命道路，从旧时代一介热衷功名的士子变成致力于维新变革的政治家、宣传家和启蒙思想家。1894年6月，梁启超随师赴京参加会试，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目睹亡国危机在即，再也无心走科举致仕一途，毅然投身到变法图强、维新救亡的时代潮流之中。1895年4月，《马关条约》已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梁启超协助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发起“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震动朝野上下。接着，康梁师徒又组织“强学会”，办报纸，写文章，大造舆论以推动维新运动的高涨。

梁启超时担任《时务报》总撰述，在《时务报》、《湘报》、《知新报》等刊物上发表数十篇文章，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反复强调变法势在必行：“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来缚之，驰骤之。” 梁启超的文章言辞犀利，针砭时弊，明澈晓畅，笔端常带感情，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算守旧如士大夫之流，也爱其文字，据胡思敬介绍：“当时《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897年10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为培养人才、推进湖南新政实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采纳维新派的建议，颁发一系列命令，宣布实行变法。其主要内容包括废八股、裁绿营、削冗员、试策论、办学堂、设立农工商总局和商会、倡实业、译西书、办学会、开报馆等项。梁启超的才华和卓识受到光绪的青睐，亲自召见他，赐与其六品卿衔，命他专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光绪还批准了他提出的关于设立编译学堂、奖励工艺和奖制新器等许多奏议。这一年在旧历上是戊戌年，故此次变法被称为“戊戌变法”，又因顽固派的阻挠，变法仅维持百余日，故又称“百日维新”。同年9月22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悍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缉拿维新志士。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街头，康、梁亡命日本，有关新政的法令皆被废除。

戊戌变法惨痛的教训令梁启超重新思索和探求中国前进的方向，但此时，他仍然离不开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影响，仍然是“保皇党”的中坚分子。梁启超避居日本以后，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继续鼓吹改良维新，广泛传播西学，在思想启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被人们赞誉为“舆论界骄子”。

这一时期，梁启超在思想领域的巨大影响力是其《新民丛报》上的“新民说”专栏。从1902年到1906年间，梁启超首次以单篇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新民丛报》上，后来他将这二十篇论文汇编成册，取名为《新民说》。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梁启超思想以善变著称，典型地表现出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时代特征。他表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并相信这样做理所当然，无可厚非，“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新民说》大部分篇章写于梁启超思想最进步时期，个别章节流露出他转为保皇党以后的思想情绪。

到日本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与学术视野的开阔，梁启超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变。正如他自述中所说的那样“，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这时的梁启超已突破康有为的藩篱，他更多的是接受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尤其是哲学方面，他大谈卢梭、孟德斯鸠、伯伦知理……在《新民说》里，他正是以此为武器，将封建守旧派牢固的信条破碎得体无完肤的。

梁启超写作《新民说》正是针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的，因而很快便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国内处在清政府政治高压下，大肆搜捕革命进步人士，但即使这样，也阻挡不住有志之士求索中国进步之路，此时梁启超凭借《新民丛报》这块阵地，发出做时代“新民”的呼声，有如平地一声雷，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清廷一再严令禁止《新民丛报》在国内流行，但它仍能畅销无阻，几乎成了当时士子们的必读教材。戊戌政变血的教训已经表明：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另辟蹊径。革命派应运而生，担负起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使命。面对革命思潮的兴起，康有为等人持反对态度，仍抱着君主立宪的老路不放。梁启超与乃师有所不同。他在《新民说·论进步》中疾呼：“不破坏之建设，未能有建设者也。”梁启超同情革命、礼赞破坏，受到康有为的指责，但他深信自己的见解是有根据的，无可厚非。他在致徐勤的信中写道：“长者（指康有为）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深信中国之万不革命。”他并不以师训为然，表示爱吾师，尤爱真理。

正因为梁启超对革命抱着认同感，所以当改良派走下坡路时，他写的《新民说》充满激情，仍能保持思想魅力。

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一时成为政坛上的活跃人物。他以改良派为基础组织进步党，在国会内同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相颉颃。他曾任熊希龄为总理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司法总长，并成为此内阁的灵魂人物。“第一流人才内阁”垮台后又任币制局总裁，不久又辞职。

综观梁启超的一生，他是善“变”的：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忠实信徒，但最后因为思想的差异，康有为仍然坚持着他“保皇党”的做派，而梁启超却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于这些在外人看来无异于“墙头草”的主动，梁启超先生说：“这绝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细细分析，梁先生的“多变”实在是与那个时代的特殊历史环境分不开的：民国初年，军阀纷争，政坛混乱，各路政治投机客你方唱罢我登场，闹得国无宁日。使得怀抱一腔爱国热忱的梁启超饱受从希望到失望的煎熬。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在政界不可能有所作为，遂于1917年宣布退出政界，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他担任过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堪称传世之作。他写出不少有关中国历史、哲学、法律、文学等方面的文章或专著，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梁启超晚年的讲学和著述在中国近代学术界上留下闪光的一页。他每年著述总量近40万字，给后人留下的《饮冰室合集》长达148卷，约1400万字。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它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了解中国的“昨天”，提供了翔实的思想材料。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病在北平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率直如斯，诚恳如斯

启超先生学识渊博，其为人却甚是率直，坦荡大气，如他自己所说，正是一磊落大丈夫。他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并称“康梁”，早些年，梁启超是康有为最为得意的学生、最忠实的信徒、最得力的助手，然而后来仍然是分道扬镳了。后来他又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也与其对立过；袁世凯称帝前，他也拥护过，但等到袁氏称帝消息传来，他又是第一个站起来反对，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论者》。有人为此不免要指责梁启超先生反复无常，是一个墙头草似的小人。然而先生却严肃地宣称：“这绝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在这样的“爱国救国”的中心思想的指引下，哪怕启超先生“左之右之”众人依然坚定地跟随他。

先生的直率在对待朋友和后辈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1925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终于冲破层层阻力，走进婚姻殿堂。婚礼请来梁启超先生做证婚人。据说早在徐陆二人的事情传开时，梁启超就曾公开表示谴责和规劝，明明一个是“使君自有妇”，一个是“罗敷自有夫”，怎么能做出这等不忠不贞的事情来。徐陆二人自然没有听从先生的“忠言逆耳”，启超先生自然不愿意为他二人做证婚人，然而碍不过徐志摩父亲徐申如和胡适的面子，勉为其难，来到婚礼现场。轮到作为证婚人的梁启超先生致辞时，他却毫不留情地痛批徐志摩、陆小曼：“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或警或劝，或斥或训，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直令宾客们瞠目结舌，现场一时有些冷场。徐志摩憋红了脸，又羞又急，不得不悄声哀告：“先生，好歹也给学生留点面子吧。”如此，才将这场婚礼走完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