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礼——与喜悦者共喜悦
殷勤有礼，是每个外国游客都会注意到的日本国民的显著特征。若礼貌只是为了不破坏自己的品位，就算不得有价值的德行了。相反，真正的礼应该是关怀他人情感的外在表现。礼还意味着对事物分寸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地位的尊重。因为社会地位所表现的，并非金钱权势上的差别，而是基于实际价值的差别。
礼的最高形态几近于爱。我们大概可以带着虔诚之心说：礼“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不嫉妒，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迪恩教授在列举人性的六大要素时，给予礼最崇高的地位，把它作为社交最成熟的成果，的确不足为奇。
我虽然如此推崇礼，但绝非要把它排在各种德行的首位。如果对这一概念做一些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礼与其他更高层次德行间的相互关联——诚然，有什么德行能孤立存在呢？礼被称颂为武士的特殊德行，得到了言过其实的高度尊崇——或者说，正因为这样过分的尊崇，而产生了诸多并非真正的“礼”的冒牌概念。孔子也曾反复教导说，正如声音并不是音乐一样，虚礼也不是礼。
当礼已被提升为社交中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时，为向青少年传授正确的社交态度，而制定出一套礼貌规矩的详细体系，实属众望所归。关于如何同别人打招呼、如何走路和坐下的相关指导都极其细致。餐桌礼仪发展为一门学问，倒茶与喝茶升格为一种仪式，有教养的人被理所当然地认为精通这一切。维布伦先生在他的趣味盎然的著作[23]中称礼仪为“有闲阶级生活的产物和象征”，的确十分准确。
我常听说，欧洲人对我们日本人的周密礼法颇有微词，认为它过多地占据了我们的思考空间；更有甚者，认为严格遵从礼法简直愚不可及。我承认，在礼仪中的确有一些不必要的细枝末节，但我不清楚，西方人对瞬息万变的时尚的追求，和日本对礼仪的遵守相比，究竟哪个更愚不可及呢？即便是时尚，我也并不认为它仅仅是怪异或虚荣的表现。相反，我把它看作是人们心理上对美无止境的追求。至于周密的礼仪，我更不认为它微不足道，因为它被长期实践所证明，是达到某种特定效果的最佳途径。做任何事必定有最好的方法，而这最好的方法往往最为优雅。斯宾塞先生将优雅定义为最经济的行动方式。茶道的仪式规定了使用茶碗、茶勺、茶巾等道具的方式。在新手看来，这些规则未免乏味。但他马上就会发现，这套规定实际上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而根据斯宾塞的定义，这种方法也最为优雅。
社交礼仪在精神上的重要性，与其表象极不一致——或者借用《旧衣新裁》中的表述，我可以说，礼节与仪式只是其精神自律的外衣。我们可以效仿斯宾塞先生的范例，探求关于日本礼法的起源以及促成它的道德要素。不过，这并不是本书的目的。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严格遵守礼仪过程中包含的道德训练。
如上所述，对礼仪举止的规定已详细到细枝末节，以至于各种学派纷纷倡导不同的思想体系，但它们在最终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可以用最为大家熟悉的礼法流派小笠原流宗家的话解释：“礼仪的最终目的是修心。即便静坐之时，歹徒亦不敢近前。”换句话说，通过不断练习正确的礼法，人身体上所有的部位及其机能都会产生完善的秩序，以达到身体与环境的完全和谐，这表现为精神对肉体的支配。这样说来，法语中的礼仪（字面意思是端坐）一词不就有了崭新而深刻的意义吗？
如果说优雅的确意味着省力，那么这种逻辑的必然结果是，一直保持优雅的举止可促进力量的保存与积蓄，因为优雅的举止意味着力量处于蓄势待发的休息状态。蛮族高卢人洗劫罗马时，竟大肆闯进正在开会的元老院，还无礼地扯那些德高望重的元老的胡子。在我们看来，元老们的态度缺少礼仪的尊严与力量，当受指责。而实际上，他们通过维护礼仪而积蓄了力量。条条大路通罗马，崇高的思想境界怎么就不能通过礼仪达到呢？
最简单的事情可以被转化为一种艺术，进而成为思想修养，茶道就是一例。说喝茶是艺术有什么可笑的呢？在沙上画画的儿童或在岩石上雕刻的野蛮人就有拉斐尔或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潜质。相比之下，起源于印度隐士冥想的饮茶仪式，不是更适合作为宗教和道德辅助吗？茶道的要义在于内心平静、感情明澈、举止安详，这些无疑是培养正确的思维和情感的首要条件。茶道斗室隔绝嘈杂，远离喧嚣，有利于让思想脱离尘世。朴素的房间里没有西方客厅各种炫目的绘画、古董；其“挂轴”之所以引人注目，与其说是由于它色彩绚丽，不如说是由于它构图优雅。为了达到趣味的高度洗练，任何有装饰嫌疑的物件都被人们以教徒般的诚惶诚恐摒弃了。这种礼法由一位沉思的隐士在战火纷飞、战报频传的年代设计出来，这一事实就表明，礼法绝不仅是为了消遣。参加茶道的人们，在进入茶室的幽静之所前，放下佩刀，也放下战场上的凶暴、政治上的忧虑，在室内只留下和平与友谊。
茶道不只是仪式——它是一种艺术，是以律动表演有韵律的诗，是灵魂修行的处世之道。茶道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这一点。茶道的众多特点会影响饮茶人的思想，这也证明了茶道的精神性。
即便只是传授优美的举止，礼仪也大有裨益，更何况其功能绝不仅止于此。礼仪发自仁爱和谦逊，受对他人的柔情驱动，总能体现出对他人的同情。礼要求我们与哭泣者共哭泣，与喜悦者共喜悦。当对礼的要求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后，礼几乎不为人所察觉。当礼的存在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时，遵循礼的行事方式看起来就“十分可笑”了——一位在日本住了二十年的女传教士就曾这样对我评价过日本人。例如，你一个人在正午的烈日下毫无遮挡地行走，若遇到一个日本熟人，这个人在寒暄时会立刻极其自然地摘下帽子。但是如果他在谈话中收起自己的阳伞，一直站在烈日下，那可能的确“十分可笑”了，因为这种做法实在愚不可及。然而如果我们了解具体原因，会发现这样的行为并非完全不可理喻：出于对曝晒在阳光下的朋友的关心，如果一个人的伞很大或者双方是密友，打伞方会很乐意请对方走到伞下。共撑一把伞虽不能将对方完全遮上，但至少要减轻对方的部分痛苦。类似这样或更加“不可思议”的琐屑行为不在少数，它们不仅是一种姿态或习惯，更是对他人舒适与否的关心在身体上的表现。
还可以再举一个我国礼法典籍规定的习俗中“十分可笑”的例子。许多谈及日本的肤浅作家常常忽略这个例子，把它简单归咎于日本国民普遍的颠倒事物的习性，凡是碰到这种习惯的外国人，无不承认在这种场合做出回应时面临的尴尬：在美国，赠礼时，受礼方须夸奖礼品；而在日本人看来，夸奖礼品则是贬低、轻视物品的做法。美国人的想法是：如果一件礼物不精美，我就不敢送，因为送不精美的东西对他人是种侮辱；而我们的逻辑是，没有任何精美的东西配得上一个好人，礼物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作为送礼者诚意的象征，请对方收下，因此即便是最完美的礼物，如果赠礼者声称它配得上对方，那定是对对方身价的侮辱。对比两种思想，其中蕴含的尊重他人的思想是类似的，并没有哪一个真的“非常不可思议”，只不过美国人更注重送礼的物质意义，而日本人更看重送礼的精神意义。
外国观察者基于日本人的礼节在日常行为细节上的表现，将最不重要的国民举止特点当作典型，又据此对日本人的行事原则本身加以批判，这完全是颠倒的推理方法。这就好像在比较吃饭和遵守吃饭的礼仪二者孰重孰轻一样。一位中国智者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精彩的回答：“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24]同理，即使把方寸之木放在寺院尖顶上，也不会有人说方寸之木比寺院尖顶高吧？[25]
读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说实话与遵守礼仪比起来，哪个更重要呢？”据说，日本人与美国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正相反。不过，在下一章论述有关诚信这个题目之前，我对此先不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