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就在韩儒仁处心积虑地应对“鬼影子”叶善友时，高柱久也展开了他的高楼问计之行。

这天上午，太平镇醉香春酒馆掌柜李老憨给高柱久送来两瓶陈年瓷瓶双沟大曲，许是有些年头，酒已耗了不少，高柱久摇了摇酒瓶，脸上露出一丝诡谲的笑容来。午睡过后，即骑上他那匹枣红马，带着他的卫队直奔干爹高适之所在的高楼。

高楼就是当年高柱久走麦城的小高庄，位于金锁镇和太平镇之间。四年前，高适之在他家院子里盖了一座两层带坡屋顶的小楼，特别醒目，人们就将小高庄称之为高楼了。

高楼仅有三十多户人家，四周有壕沟环绕，庄子东西两头有青石垒砌的对角炮楼，高柱久在这里驻了一个配有机枪的保安团小队，说是与金锁镇形成掎角之势，震慑匪人，实是为了讨好高适之，保护高家基业。

高适之家在高楼东头，是一个约二亩地大的院落。院门青砖碧瓦，门楣上置一红木牌匾，上面却不着一字。有不明者因此讨教高适之，高适之手捋长须，面露得意之色地说：“住宅不过是栖身之处，其能否聚气，乃看主人修身如何。如硬要冠个名字，岂不显得俗气。”这份自信，让讨教者自惭形秽，人立马矮了三分。

高家大院的布局与洪泽湖地区那些财主大户人家截然不同。不是四合院，更没有以房屋做院墙，而是将房子建在正中，除了那幢两层小楼，还有十多间平房，供长工伙计、护院住宿和做仓储之用。高适之老伴去世多年，又收了个小老婆，叫赵春燕，小楼里，平时只住着高适之和赵春燕、女佣柳叶三人；高适之和赵春燕住二楼，一楼是客厅、佣人卧室和三间客房，供至爱亲朋造访时小住。初秋时，赵春燕去了南京，现在，小楼里只住着高适之和柳叶了。院里空余的地方，种满了果树花木，还有一汪池塘，塘中垒一乱石假山，假山四周散着几簇芦苇，假山上面生着一棵不多见的红柳，有风吹来，几丝柳条拂着池水，颇有几分诗意。去过高家大院的人，无不由衷地赞叹主人的闲情雅致，说高楼就是当世的卧龙岗，高太爷就是当今的隐贤高士。高适之听了，赧然地摇首摆手，说：“过誉了，过誉了，孔明乃旷世奇才，适之不过是荒野村夫，识得几个字罢了。”

其实，说高适之可比孔明，当然是奉承之言，但说高适之是洪泽湖西南这块地方最有学问之人绝非妄语。他颇有学养，在当年乡试中，独得头名，如不是清廷垮得快，他极有可能中举人、得进士，博得一身功名。清廷的突然崩塌，成了他心中之痛，为此，在民国之初，高适之常怨天尤人，把朝廷维新和守旧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如光绪、康有为、谭嗣同、慈禧、袁世凯、荣禄等人骂个遍，甚至连溥仪及“辫帅”张勋、珍妃等也未能幸免，说大清王朝就葬送在这些歹毒阴险，平庸无能之辈手里。

后来，随着家境富裕，子侄出息，日月风光，高适之不再为清廷哀叹，越发附庸风雅起来，恬不知耻地自称自己是“三雅逸士”。哪三雅？美酒、美色、古玩。其言谈举止，倒也颇有名士风范。他家四壁挂满书画，皆出自名家；贡桌上摆着花瓶、香炉，也都有些年头；八仙桌上还放着一本唐诗三百首手抄本，蝇头小楷，功力了得，正是高适之笔墨。

高柱久策马行进高楼时，高适之正在客厅对着博古架上的一只陶壶发怔，这只陶壶短颈、扁平、肚大口小，两旁有耳，造型丰满，稳重大方，憨态可掬，腰部隐约显着一圈淡黄，移动间似有声响从壶内逸出。高适之说这只陶壶里不仅有金戈铁马，有壮怀激烈，还有虞姬的丝竹之音，是绝无仅有之国宝，非价值连城可比。为何？此壶乃楚霸王项羽当年专用之行军征战之壶。何以见得？汉代陶壶皆灰褐之色，而此壶腰部那抹淡黄，非釉色，乃是纯金经岁月侵蚀所留下的痕迹。也就是说，这只陶壶当年是镶有一圈金箍的。能享此器之人非霸王莫属。此壶所缺一耳，正是霸王征战时所损。因此壶常年相伴霸王，已得霸王之血气，与一切崇仰霸王之人产生心灵感应。这犹如养玉，时间长了，便会圆润如肌肤，甚至沁入你的血脉，等等。高适之此番言语，颇有见地，不容你不信，而你也不得不信。他的书架上就摆着《江苏史志》《泗阳县志》《泗县志》《秦汉工部录》《淮阴志补佚》等史书，均有项羽在峰山烧制陶壶，供士兵行军作战时贮水的记载。高适之由此撰文一篇，登在民国17年《京华报》上，文曰：

……公元205年，项羽带领十万大军，屯集在洪泽湖西峰山脚，时值精阳之季，士兵口渴难耐，置军纪于不顾，四散寻水解渴。项羽见此情景，十分焦急，照此下去，刘邦打来将不战自败。便寻思要给士兵配备盛水的器皿，故参照当地百姓所用之盆罐，设计一短颈、扁平、肚大口小，两旁有耳，可背于身上的壶样，用近旁的红山砂黏土盘窑烧制。今泗县峰山乡，有三个以窑命名的村落，一名前窑，一名后窑，一名陈窑；即是当年项羽烧制陶器的三座古窑窑址……

此举，高适之可谓大胆猜想，小心求证，一时传为美谈，他也被誉为“楚陶壶”专家。

可惜的是，高适之收藏的这只陶壶虽经南京“博古轩”高手精心修复，品相仍旧不雅，高适之心中为之遗憾、惆怅不已，也就不由对广宁堂和他的大掌柜韩儒仁心生愤懑与怨恨。

客观而言，高适之对广宁堂是仰慕的，对韩儒仁也不完全是怨恨，而是恨爱相交。韩儒仁是他最有学识的交谈者，也是他最难对付的对手；在别的对手面前，高适之自信如孔明，交谈时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在韩儒仁面前，他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张昭、虞翻、步骘、薛综之流。因而，尽管高适之年逾花甲，韩儒仁小他二十余岁，却常生“亮瑜之怨”，且常常为之而悲怆。

其实，高适之对广宁堂、韩儒仁的愤懑、怨恨，是件极荒唐极无理，让他自己都难以启齿的事情，细究起来，这怨恨生于清廷被逐出紫禁城那年，实在是一件久远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