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十几年后，刘鸿儒也就是刘孙曹才对这次地震有了全面的认识。老鲁收集了许多记载了海原大地震的书籍，刘鸿儒一本一本都仔细阅读了。

海原地震震级8.5级，震中烈度12度，震中位于海原县西安州、大沟门至干盐池之间的石卡关沟、哨马营一带，极震区包括固原、隆德、西吉、靖远、景泰等县，面积2万平方公里，波及甘肃、宁夏、陕西、青海、山西、内蒙古、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四川、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福建等17省，有感面积达251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面积的1/4，是中国历史上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大地震。由于海原地震释放的能量特别的大，而且强烈的震动的持续了十几分钟，世界上有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次地震。地震使距震中200公里外的兰州“倒塌房屋十分之三”，400公里的西安“门窗暴响，房摇墙踏，被毁房屋约有百户”，700公里的太原“房屋间有倒塌，人民微伤”，1000公里的北京“电灯摇动，令人头晕目眩”，上海“时钟停摆，悬灯摇晃”，广州“掉绘泥片”，汕头“客轮荡动”，香港“大多数人感觉地震”，其有感范围超过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在越南海防附近的观象台上也出现“时钟停摆”现象。因此，海原大地震被称为“寰球大地震”。极震区的海原、固原严重滑坡，仅在海原县夏家大路至兴平间64公里范围内，滑坡就达31平方公里，在靖远、会宁、静宁、隆德4县有503处的滑坡，滑坡体最长达3500米。大地震使海原、固原等县城全毁，山区村镇埋没，大量房屋倒塌，死亡人数234117人。其中海原县死亡73027人占全县人口的59%，占总死亡人数的31.2%。刘鸿儒读到了“海原死了”这样的话。又在几十年后，也就是2010年，海原大地震九十周年，海原大地震博物馆建成，刘鸿儒作为幸存者被邀请去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死亡是27万余人。

对海原地震刘鸿儒读到一些详细的整体描述：

1921年赴灾区考察的谢家荣《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写道：“同日晚7时大震，突见大风黑雾，并见红光。大震时约历六分，地如船簸，人不能立，震动之方向，似自西北而来，往东南方去，有声如雷。土石山均有崩塌及移动，尤以土山崩溃为多。山坡平地均生裂缝，长短不一。平地裂缝多有泉涌，其色或绿或黑。山崩壅塞河流之处甚多，尤甚者为南乡。杨明后堡崖窑上，东乡五浩堡河家沟二处，山崩壅塞河流，积水深数十丈，长五六里，宽十余丈，水倒流。南乡水井震后多干，县知事钟文海之子女及警佐罗某均因衙署受震倾倒同时被难。城中房屋几全数削平，城垣原系土筑亦大半毁坏”，“四乡死亡极多，往往全家压毙，产业无人继承，震后粮食多为覆压，一时不及刨出，灾民多取场内未碾谷麦，带壳充饥。住则因房窑均塌，皆搭盖草棚，或钻入草堆。时正严寒，冻饿致死者甚多”，灾民“流离失所，衣食俱无，故不死于地震，亦多死于冻馁。其后各地虽派有急赈，而交通艰难，常需数日后始达，实属缓不济急”。

当时12月16日的大震之后，余震不断，且天气陡然转冷。“十七日（余震）终夜不休，到八时陡起大风，为亘古所仅见。人民牲畜冻毙者不计其数。地吼如雷，声势极其危险。十八日风止，天地晦暗，地先吼后动者五次，均轻。十九日大动八次，地体日夜微摇不息。二十日大动十一次，小动十二次……”在1922年4月24日《新陇》卷1期上，详细记载了余震及震后天气情况，其中，海原、固原等县下的一场大雪，冻死了无家可归的很多人。

1921年4月3日《新闻报》报道：“县城半边坍陷，甘肃海原县（海原彼时归甘肃辖下）旅京学生冯君翰英接到家函曰：初七日黄昏地震，吾乡受害尤重，全城房屋俱被荡平，人民死伤十之八九，吾家花涯湾山庄，全行覆没，山崩土裂，山河更变……吾家四十余口，除父与汝祖母外，俱归浩劫。房屋倒尽，什物无存。全县死伤人民共计六万余人……”

当时的《地学杂志》在《陕甘地震记略》一文报道，大震后灾区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闻；苦人多依火炕取暖，衣被素薄，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大风，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殍，亦将强比僵毙，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

面对如此旷古之灾难，不能说当局无动于衷。

时任甘肃省省长的张广建向民国大总统及国务总理发出一份“十万火急”的求援电报，发出的时间是1921年1月20日，已距大地震发生一月有余。

甘肃省成立筹赈公所，专事集募，然而，当时决定着中国未来走向的北洋政府唯以总统徐世昌之名捐洋1万元。震后70天，甘肃旅京人员在《中国民报》上发表文章要求政府救济，并抨击当时的反动政府：“甘肃为国家征出租税之地方，甘肃人民即为国家负担义务之分子，今遭此亘古以来未有之浩劫，竟不能邀并顾兼，筹之余惠。既拂与情，亦非人道。甘肃此次劫灾。因地方邮电交通不便，平日在外游客经商之罕稀，遂使弥天劫尘。不成空气，而责任当局，亦不关心，莽莽七十余州县，统一地图上无颜色，蚩蚩九百万人民，于共和国之内，为孤孽饮痛而无泪可挥……”

旅京甘肃同乡会组织的赈灾救济会向包括黎元洪、曹锟、张作霖、吴佩浮、阎锡山等军政要人呼吁捐助。他们一共向全国各省发出募捐函件390件，发电报210件，但反馈信仅100件，反馈电报仅20余件，而1921年整整一年时间，他们仅收到包括84位北洋政府顶尖级人物、16个省150余县、军队和500余人的捐款仅3.1万元大洋，3.1万元大洋在当时的震中海原是个什么概念呢？与地震紧联着的是另一个大灾难——1924甘肃省大旱做个比较，就会明了。1924年春夏，甘肃全省大旱，颗粒无收，饥民遍地。其中皋兰、榆中、会宁、定西的斗麦价十七八银元。那么，在大地震之后，粮价肯定是高于干旱的价格，就以1924年的粮价算，北洋大员们的3.1万个大洋，买不到2000斤麦子。而震灾发生后，固原黑城镇人祁瑞亭捐黄米1万斤，县城商人张福堂捐小麦、豆子1万斤。

地震发生后，由甘肃平凉运来锅盔、饼子两车，行至郊野，还未来得及交割，“饥民蜂拥，半道拦乞”，虽然有士兵护卫，“斥之不退，宁甘引颈受刃。其饥迫之情，轻命重食，惨况可见矣”。

直到1923年3月19日，甘肃籍国会议员周之轮等人还在给中央赈务处的公函中，描述震后二年余的惨状：“敝省自震灾以后，民生凋敝，日益颠连，加以雹灾旱荒频岁歉收，始则省外各县更迭蒙灾近，且流离之惨延及省垣。”“竟有兰州有卖人肉包子之事”，“饥冻以死者仍时有所闻”。而赈务处去年应拨给甘肃的赈灾款“尚未及半”，希望体恤灾区黎民苦楚迅速补齐，“庶不至无告之民长此失所也”。

救灾开始了，北洋军阀在甘肃的执政者代理、甘肃督军陆洪涛和甘肃军阀孔繁锦一起借地震名义开始铸造铜币了。这种铜币以民国铜币做样板，进行翻砂铸造，大量发行流通于地震灾区。这些铜币只能在甘肃省境内流通，在外省根本不能使用，而对于救灾物资特别是粮食匮乏严重的灾区，用这种翻砂铸造的铜币，老百姓根本从外省购不进粮食，只能用“砂板”购买“粮食卷”才能购得到粮食，“质量粗劣，版别众多”的翻砂铜币大量入市，等于是人为地制造了通货膨胀，甘肃经济崩溃。而省署的“筹赈公所”，以省垣纸币和制作粗糙的铜币推行于各灾区，诸多滞凝。而甘肃执政者频繁更替，致使救灾工作颇为艰难。然而，军阀们不顾灾民的死活，翻砂铜币继续发行了长达4年之久。至今在海原民间还能发现民国政府赈灾海原大地震而发行过的民国九年、十年、十一年的银币和铜币。这些铜币现在已经成为文物，为收藏家们所垂青。